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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99年。其时鉴于海外华侨的分散无力状态，梁启超发表了《商会议》一文，其组织商会的立意，在于“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为此要条理民生应办之事，联络分散各地之人，扩充合群力量。如能联为商会，合全会之力争应争之权利，御外来之侮辱，必能成功。若朝廷自强，可以助国家之外政，不幸而被分割，亦可保身家之安全。其利益包括各埠人人自得、公司均沾以及协助内地保全宗国三大类，而办事条理有广兴教学、革除恶俗、恤救患难、利便交通四方面，并不限于商务。[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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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梁启超发表《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对象虽是旅日华侨，却在广泛教导人们以往商务竞争在一国之内，如今须合一国之力与别国相争，“大局昌，则人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大局既坏，无一能自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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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商民处于群雄之间，势无中立之理，不进则退，不立则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联，亟思自保，他日噬脐，其能及乎。是用会集同人，效彼良法，创设商业会议所，以联声气，以一众心，以保利权，以抵外力。一埠虽小，实力行之，各埠应之，他日全国总会议所之设立，必当不远。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加以团结合为大群，又岂惟商务而已，二万万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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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梁启超、张寿波、黄为之等人曾计划成立银行，并已制定章程，希望得到柏原文太郎等日本人士的襄助。[149]所以后来梁启超言及商务公司的人事安排时说：“此事既我辈发起之，则我辈固不可不负其责任。”[150]而康有为组织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所开救世二方，“上方曰保皇会，则保已能医救我国民之圣主复位，则四万万人立救矣；下方曰保工商会，则我海外五百万同胞合力自行保护，则亦可补救我四万万人焉”[151]。与梁启超的想法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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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务公司的筹划过程，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对康有为有如下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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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加属时，曾与福基、惠伯及同志等酌办商会，曾即函告：请酌就章程，不日弟经滨返港澳，将议定章程带港刊印成本，即付各埠，定于去年集足股份，并公举干员返港，是年开办，此乃弟在加属时与福、惠及各埠同志等之始意也。即着弟归港经滨，与卓、慧及同志等商议章程，携归港澳，与同人再订刊印云云。而弟至滨时，曾面卓、慧等请议挥就章程，携回港印，无负同志之望。而卓曰，今事忙未暇，嘱弟先程抵港，不日定议就付港云云。斯时弟信以为然，极慰。舟帆直抵上海，亦曾面紫珊兄等商之，亦以商会为慰，再托归滨与卓如议就章程，付来港印云云。惟弟归港后，数月未见有章程付回，再函卓、慧、紫三君请即议就付来，至数月未见卓有一字回示，惟接慧、紫来信云，必俟九月书局后方能举行云云。接君勉兄来信，亦如是说。弟闻伊等之言，心内稍寒，见事应办不办，恐日久生变，无可挽回，信息驳诘，枝节多生。无奈即将鄙意略写就章程呈与孺博兄改良，再付先生参订，付回港印（内加数款，弟恐外埠有疑，乃从众而行）。至十月遍寄各埠，以为同人同心协力。[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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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函写于港澳与滨沪的矛盾爆发之后，又旨在向康有为阐述己方的立场，不免粉饰自己，诿过于人，但从中可见商会发起的原委以及筹议的大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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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保皇会动议筹办商会，应在1901年底。1902年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道：“况此会倡自去年，各埠来书莫不踊跃，待之望之不为不久矣。”[153]先是，港澳总局派朱锦礼在加拿大与李福基、叶恩等人商议，要求与横滨方面协商定议，但后者数月不予回复，并欲推至9月以后。不得已，朱锦礼等将草章交麦孟华修改，然后再寄康有为参订，交回香港印刷，于1902年10月遍寄各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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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将修改过的章程寄还香港约在9月20日，三天后，何廷光、王觉任函告李福基、董谦泰等人：“更[生]先生付来商务章程，现已发刻，大约十日外便可付上，今日救皇保国，全恃此商会为根本，望各同志赞成之为幸。”[154]此举大概因为李福基等也是倡始之人。10月20日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问以：“前寄商会章程，想收。此为今日之大机要，想各埠能鼓舞之也。”[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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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康有为又再度函告李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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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商会章程并由香港告印发已数千部于各埠矣。此事为兄提倡最注意之事。实则商会为今中国自振利权第一事，为同志发财第一事，为吾保中国皇上救身家第一事。凡事认定第一义，则可决定竭力以图之；其有未合，则委屈以赴之。……今章程已布，事必决行。各埠鼓舞者固多，尚虑同志中各就所识之论，或为异议，或谓可小辨[办]，不能大辨[办]，或谓宜候某君来劝之乃举行。此皆有见之论。惟《易》曰：需者，事之贼也。惟断惟速乃成，迟疑则误。方今中国祸变之急，岂能从容待之乎？凡事见可即行，三思则惑。若自生疑虑，徒阻成功。商会之可为与否，章程已明，即有人劝，不过尔尔……仗望诸君审定商会为第一要事，如白圭趋时之说，捷如庆忌，勇如孟贲，不失机会，乃可与谋。认定宗旨，全神注定，神不外散，日日大声疾呼，人人鼓舞激劝，则商会必大成；若人人有待，人人生虑，人人观望，则必无成。故商会之成不成，大不大，全在诸君之互相激劝而已。[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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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呈章程的同时，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邝寿民通告各埠，保皇会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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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大团体，他日中国之兴，实已起点于此。今日基础已定，不可不谋所以扩充之。夫中国地大物博，甲于全球，商力之锐，东西人推手羡服，特以不相联合，势分力弱，彼族以整乘我之散，以合压我之分，故商利渐为他族所攘夺，而不能与之竞争，此固海外同志之所同声痛惜者也。同人痛心发愤，窃欲联合海外，集一大公司，以敌彼族之商务，以挽中国之利权。谨已草拟章程，刻日开办。仁兄爱国热心，久为同志所钦服。同人不揣冒昧，推弟为开办董事，伏望联集同志，竭力推广，仰仗大力，同成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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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将章程遍布各埠，鼓舞同人，踊跃附股。[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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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海外华侨，成立商务公司，本来就是华侨的愿望，此举立即得到热烈响应。11月29日，加拿大域多利、温哥华的董谦泰、李福基、叶恩、徐为经、刘义任等联名致函各埠保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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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吾会译书局已设矣，报馆已开矣，斯二者实足以开发民智。此外应办之事尚多，惟当务之急者，莫如商会也。方今海禁大开，商战愈烈，我内地之银行、铁路、矿产，外埠之轮运、汇驳、商务诸种利权悉为外人所攘夺。以吾会之大、人才之众、商务之盛，惟以坐失渔利，徒饱外人，清夜思之，实有憾焉。然欲竞争于商场，分润于外人者，我同志非出全力，集大股，创一大商务公司，不足与争衡也。敝处同人昨将鄙见告诸会长并港澳以及诸公，均□允许，现由会长作就，□□草定章程，由港印就，寄到各□。……此亦不过草定章程耳，如有未尽善之处，还期改正；并部中所载倡办人员，港澳诸公不过照已开会之埠，尚容续详。望贵埠诸公于同志中公举殷实才望之士出为办理，以勷厥成。港澳、内地已于十月初一日开招股矣。[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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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中特意指出章程不过草定，绝非虚礼，而是对其中若干条款已持异议。11月15日李福基将港澳总局的来函转抄分寄各埠时，又将商会章程的几项条款摘抄附上，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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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开集股本，以十四个月为期，自本年十月初一日开集，至下年十二月三十日止截。”如每股每月交银一元，可至来年十二月为止，但若中途停交，则以前所交股银全部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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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每月交银时先由代理以收条为据，待股银交清，再由总理另给盖印股票，作为每年派息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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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收集股银，在港交总公司；内地即日存银行，每月汇交总局，外埠每周存银行，到时汇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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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本公司俟各埠议举干事员返港会议，购凭实某街某楼屋为总公司后，即信电外埠彙汇开办。”[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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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良看过章程，对其中第6款在香港开设《商报》馆不以为然。1902年12月14日董谦泰、李福基等复函谭良，告以港澳总会来书，声明此乃草定章程，如有不合，随时变通办法。李福基等人以为，除第六款外，第十八款“各处每月将股款汇总局”亦不妥，因为“今始倡办，来年尾乃开办，况又未定实先办何项生意，司事人又未定，若先缴股银，恐未能取信于各同志也。以弟等鄙见，各埠自推值理数人，每月所收之股款，各埠就地贮银行，俟至股本大集时，然后汇返。如此者，各同志必然乐意做也”。[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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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李福基等人将有关反应汇总，再通告各地保皇会同志，进一步征求意见：“此草定章程乃港沪同志所拟，现散属三埠会议细玩索其章程，内有数条未得尽善。”如第六条“设立日报馆于香港，以查察外国商情”，宜删除，以免耗费。“缘本会各处有报馆，可藉以查察外国商情，不必自行开设。”第九条所定内地之人认股时每股先交股银二元，海外不必先交，如愿交者更佳。第十条应设法杜绝中途辄止之弊。第十七条原定股东可将股份卖出，应予禁止。第十八条“所收之股银应即日附交银行存贮，每月彙汇返总局”，而商会要一年才能收齐股本，未宜先设总局，以悭靡费。可先就地收存银行，开办商务时，再将股银汇返。第五十八条除原定公司图章归总理、协理专司管用外，凡按揭、担保等事，须效西人以总理、协理亲笔签名，另加印戳，以防假造；并要近来开会之埠另议倡办人员。[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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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风闻华侨对章程议论颇多，12月29日，康有为致函李福基等，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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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望各努力。此为救国之根本，亦同志发财之大机会。中国全国一大金山，切勿尽舍送于外人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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