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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改变对西事的态度，与保皇会内部普遍的言革倾向颇有关系。面对“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只言保皇则不能运动的局面，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乃至徐勤，为了扩张会事，都不得不“言革”。这使得康有为极为忧虑。为此，他与梁启超等人反复辩驳，并发表公开信，坚决反对言革，甚至欲将鼓吹革命自立的欧榘甲驱逐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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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言革，确有宗旨之见，徐勤则主要是鉴于“饷源已绝”，不能继续“严为去取”，以免“同归于尽”，“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42]所以后来他一再声明当时亦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卓如亦不过如是”[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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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持保皇立场，摆脱不言革则不能筹款的尴尬，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使保皇会在勤王后时代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该会领导层筹划兴办商务公司（又称商会）。1902年6月3日，康有为致函罗璪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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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者扑满之说尤为无□，吾中国之大，当合蒙古、回疆□大。吾今近西藏人及哲孟雄、廓尔喀人，皆甚爱甚亲我而疾视白人，盖以同国之故也。俄之所以能大，能容各种人故也。我坐有大国，何必自分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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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亦有力言民主者，皇上则舍身救民，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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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设想与粤港一带局势的变化有关。其时清廷欲调岑春煊为广东巡抚，令康有为感到有机可乘，1902年8月2日他函告李福基、董谦泰：岑春煊来为广东巡抚，“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即商务事，亦藉其力为之，极佳。吾欲趁其在粤，亟成商会以办大事”[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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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定策的本意，是想挽救内外离心，风雨飘摇的保皇会，因为该会“昔者踊跃捐输好义已甚，实有筋疲力竭之势，不得不小迟以养之”[146]。保皇会饷源枯竭，又无新的政治号召为鼓动，如果不能转而寻得经济动力，将短期的政治热情变为长期的经济利益，组织乃至康门师徒的生存将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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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99年。其时鉴于海外华侨的分散无力状态，梁启超发表了《商会议》一文，其组织商会的立意，在于“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为此要条理民生应办之事，联络分散各地之人，扩充合群力量。如能联为商会，合全会之力争应争之权利，御外来之侮辱，必能成功。若朝廷自强，可以助国家之外政，不幸而被分割，亦可保身家之安全。其利益包括各埠人人自得、公司均沾以及协助内地保全宗国三大类，而办事条理有广兴教学、革除恶俗、恤救患难、利便交通四方面，并不限于商务。[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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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梁启超发表《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对象虽是旅日华侨，却在广泛教导人们以往商务竞争在一国之内，如今须合一国之力与别国相争，“大局昌，则人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大局既坏，无一能自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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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商民处于群雄之间，势无中立之理，不进则退，不立则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联，亟思自保，他日噬脐，其能及乎。是用会集同人，效彼良法，创设商业会议所，以联声气，以一众心，以保利权，以抵外力。一埠虽小，实力行之，各埠应之，他日全国总会议所之设立，必当不远。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加以团结合为大群，又岂惟商务而已，二万万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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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梁启超、张寿波、黄为之等人曾计划成立银行，并已制定章程，希望得到柏原文太郎等日本人士的襄助。[149]所以后来梁启超言及商务公司的人事安排时说：“此事既我辈发起之，则我辈固不可不负其责任。”[150]而康有为组织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所开救世二方，“上方曰保皇会，则保已能医救我国民之圣主复位，则四万万人立救矣；下方曰保工商会，则我海外五百万同胞合力自行保护，则亦可补救我四万万人焉”[151]。与梁启超的想法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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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务公司的筹划过程，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对康有为有如下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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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加属时，曾与福基、惠伯及同志等酌办商会，曾即函告：请酌就章程，不日弟经滨返港澳，将议定章程带港刊印成本，即付各埠，定于去年集足股份，并公举干员返港，是年开办，此乃弟在加属时与福、惠及各埠同志等之始意也。即着弟归港经滨，与卓、慧及同志等商议章程，携归港澳，与同人再订刊印云云。而弟至滨时，曾面卓、慧等请议挥就章程，携回港印，无负同志之望。而卓曰，今事忙未暇，嘱弟先程抵港，不日定议就付港云云。斯时弟信以为然，极慰。舟帆直抵上海，亦曾面紫珊兄等商之，亦以商会为慰，再托归滨与卓如议就章程，付来港印云云。惟弟归港后，数月未见有章程付回，再函卓、慧、紫三君请即议就付来，至数月未见卓有一字回示，惟接慧、紫来信云，必俟九月书局后方能举行云云。接君勉兄来信，亦如是说。弟闻伊等之言，心内稍寒，见事应办不办，恐日久生变，无可挽回，信息驳诘，枝节多生。无奈即将鄙意略写就章程呈与孺博兄改良，再付先生参订，付回港印（内加数款，弟恐外埠有疑，乃从众而行）。至十月遍寄各埠，以为同人同心协力。[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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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函写于港澳与滨沪的矛盾爆发之后，又旨在向康有为阐述己方的立场，不免粉饰自己，诿过于人，但从中可见商会发起的原委以及筹议的大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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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保皇会动议筹办商会，应在1901年底。1902年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道：“况此会倡自去年，各埠来书莫不踊跃，待之望之不为不久矣。”[153]先是，港澳总局派朱锦礼在加拿大与李福基、叶恩等人商议，要求与横滨方面协商定议，但后者数月不予回复，并欲推至9月以后。不得已，朱锦礼等将草章交麦孟华修改，然后再寄康有为参订，交回香港印刷，于1902年10月遍寄各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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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将修改过的章程寄还香港约在9月20日，三天后，何廷光、王觉任函告李福基、董谦泰等人：“更[生]先生付来商务章程，现已发刻，大约十日外便可付上，今日救皇保国，全恃此商会为根本，望各同志赞成之为幸。”[154]此举大概因为李福基等也是倡始之人。10月20日康有为致函李福基，问以：“前寄商会章程，想收。此为今日之大机要，想各埠能鼓舞之也。”[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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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康有为又再度函告李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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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商会章程并由香港告印发已数千部于各埠矣。此事为兄提倡最注意之事。实则商会为今中国自振利权第一事，为同志发财第一事，为吾保中国皇上救身家第一事。凡事认定第一义，则可决定竭力以图之；其有未合，则委屈以赴之。……今章程已布，事必决行。各埠鼓舞者固多，尚虑同志中各就所识之论，或为异议，或谓可小辨[办]，不能大辨[办]，或谓宜候某君来劝之乃举行。此皆有见之论。惟《易》曰：需者，事之贼也。惟断惟速乃成，迟疑则误。方今中国祸变之急，岂能从容待之乎？凡事见可即行，三思则惑。若自生疑虑，徒阻成功。商会之可为与否，章程已明，即有人劝，不过尔尔……仗望诸君审定商会为第一要事，如白圭趋时之说，捷如庆忌，勇如孟贲，不失机会，乃可与谋。认定宗旨，全神注定，神不外散，日日大声疾呼，人人鼓舞激劝，则商会必大成；若人人有待，人人生虑，人人观望，则必无成。故商会之成不成，大不大，全在诸君之互相激劝而已。[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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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呈章程的同时，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邝寿民通告各埠，保皇会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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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大团体，他日中国之兴，实已起点于此。今日基础已定，不可不谋所以扩充之。夫中国地大物博，甲于全球，商力之锐，东西人推手羡服，特以不相联合，势分力弱，彼族以整乘我之散，以合压我之分，故商利渐为他族所攘夺，而不能与之竞争，此固海外同志之所同声痛惜者也。同人痛心发愤，窃欲联合海外，集一大公司，以敌彼族之商务，以挽中国之利权。谨已草拟章程，刻日开办。仁兄爱国热心，久为同志所钦服。同人不揣冒昧，推弟为开办董事，伏望联集同志，竭力推广，仰仗大力，同成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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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将章程遍布各埠，鼓舞同人，踊跃附股。[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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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海外华侨，成立商务公司，本来就是华侨的愿望，此举立即得到热烈响应。11月29日，加拿大域多利、温哥华的董谦泰、李福基、叶恩、徐为经、刘义任等联名致函各埠保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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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吾会译书局已设矣，报馆已开矣，斯二者实足以开发民智。此外应办之事尚多，惟当务之急者，莫如商会也。方今海禁大开，商战愈烈，我内地之银行、铁路、矿产，外埠之轮运、汇驳、商务诸种利权悉为外人所攘夺。以吾会之大、人才之众、商务之盛，惟以坐失渔利，徒饱外人，清夜思之，实有憾焉。然欲竞争于商场，分润于外人者，我同志非出全力，集大股，创一大商务公司，不足与争衡也。敝处同人昨将鄙见告诸会长并港澳以及诸公，均□允许，现由会长作就，□□草定章程，由港印就，寄到各□。……此亦不过草定章程耳，如有未尽善之处，还期改正；并部中所载倡办人员，港澳诸公不过照已开会之埠，尚容续详。望贵埠诸公于同志中公举殷实才望之士出为办理，以勷厥成。港澳、内地已于十月初一日开招股矣。[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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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中特意指出章程不过草定，绝非虚礼，而是对其中若干条款已持异议。11月15日李福基将港澳总局的来函转抄分寄各埠时，又将商会章程的几项条款摘抄附上，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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