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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因言革、用款、办事等分歧变得相当紧张，不便直接进言，而通过罗普和徐勤之口转达。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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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长者谓举穗为商会总理，则弟等始终反对之；盖反对之由，不因穗之家变，而实因穗之非商才也。穗以如许大家资，而能为一黄叶秋尽蚀之，致有今日，此同人所同叹息者。穗之至诚热心，固可敬，然其为一阔公子，绝不知商务中甘苦，此则无能为讳者也，岂可以如此重任委之？在长者之意，亦非见不及此，但以以穗名坐镇（向来会事皆如此），而他人协办云耳。然弟之意，谓长者若能自归港中，指挥调度一切，则以穗出名可也；任以一寻常人出名，皆可也。而长者既不能，且远在数万里外，则穗出名后，协助之者谁耶？必镜如也，寿民也。二人果有商才否耶？镜、寿所依赖者，则汝磐也，璪云也。璪不足道，汝磐则极有才也，然以全局委汝磐，兄能放心否耶？虽非以全局委之，然港中无一可与汝磐敌手。磐在场则玩弄诸人于股掌上耳，局事安得不败坏？此弟等所以极力反对也。汝磐，即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的侨商邝汝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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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勤提出以冯紫珊、黄为之为商务公司正副总理，梁启超也认为不可。因为“两人皆出滨中，即使外埠无间言，而港中吃醋将益甚，风波又必大起”。开始他欲在外埠举一总理，而以冯紫珊、黄为之二者之一为副理。后因黄决意不任副理，只愿暗中相助，梁启超拟推罗普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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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高之学、之才、之毅力、之诚心、之地位，实吾党中独一无二者也。虽少阅历，然得数人助之，则大可矣。他人阅历或胜孝高，至其统筹大局，措置裕如，则无能及彼者也。而彼以不言革命之故，长者亦太[大]信之、赏之，必足以消港中之忌。故弟熟思，舍孝高外无他人。彼就大学堂之聘，所得虽多，然比较轻重，似不如主持商会之为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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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埠人才，梁启超初时颇寄厚望，后实地考察，加拿大、檀香山、美国大陆各埠均无人可以胜任，澳洲虽有数人，未必能归。所以梁启超认为“舍孝高无别人矣”[169]，分别致函康有为和罗普，表达意见，并希望与康有为、徐勤等合力保举，授意各埠，玉成其事。罗普看来接受了梁启超的提议，他告诉康有为：“弟子自问不长于文字，最宜于商务，性之所好，又少有家传，极欲专意习商。……办商会而吾党无一人才，一切不便。弟子不才，颇有意学为，正为此故。”[170]很明显，横滨方面不仅不能容忍港澳总局独占商会，而且务求将该局要人排除于商会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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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港澳与横滨的分歧争议，康有为另有一套打算。2月26日，他致函叶恩、徐为经等，对于各埠踊跃商会事感到可喜，以为应当“专合大力成一银行，则无事不可为矣。其生产莫如磁器”。至于总理之席，李福基既然累为辞让，也不勉强，“已与港中同志先推举冯紫珊兄，盖紫珊忠义有素，又有商才。前书已告福基兄，谓款集之后乃议公举，甚是。然亦可略举其人，以待众望。鄙意更有奉告者，商会实□□举总理，□□多人口，收集思广益之计，皆谓美洲可公推□□[福基]，□□[横滨]公推一二人，港、澳、省城可公推一二人，合集众才，必收公益。……商会年尾乃大办，福兄暇，仍可来，不必因辞乱也。如谦泰兄之老成是众心所属，而滨横[横滨]则无□□□之殷实而热心而有商才，与紫珊兄允为总理之妙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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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洲华侨任总理，滨沪与港澳各出一二人，当是为了集合众力，避免争议。而冯紫珊暂代总理，只限于筹股期间，康有为心目中真正理想的人选还在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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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港澳中办事多年、忠义热心第一者，莫如何穗田、邝寿文二人；而仆所知信，敢于经营此商会者，为故人梁铁君一人。……仆以此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与居数年，听其论商务稍得，真可倾佩，而又操多□介事，既殷实，久于商场，年将五十，见识盖大，阅历最深。各埠人才固多，而□仆所深知深信，人才商才，最服此公。其为保皇会事累年始终□□。但此公好办实事而不好虚名，故向来与各埠未尝通书，仆故未敢遽举。然若港中商务大集之时，寿文等与诸总理办事之时，仆欲举梁铁君为总理，以决诸商务。此君实有总理之天才，虚以过之者也。有此人生□，仆可信港中商务必能裕如也。[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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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办事程序。1903年2月25日港澳总局的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横滨方面的梁启超、黄为之等在商会一事上枝节横生，皆出于办事私见，并条述其碍商会者六事：1.言译局派息后方能举行。2.年余不复章程意见。3.屡展译局之股。4.倡集20万元创纸局。5.诬同人无信与商开办事宜。6.挪借栈报款项，以致公益不能开办。[172]归纳起来，无非商会筹办是否与其他方面协商一致和商会与沪上保皇会事业孰先孰后两件相互关联之事。前者港澳与滨沪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后者则利害攸关，截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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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罗普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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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人未与各埠一商，遽行开办，令人闻而大惊，稍知做生意者，皆大不以为然。今外埠来信，皆有违言，想亦有函到尊处。港中人如此办法，只令人心解体，贻有识者笑，各人究不知执何主意，而一误至此。此间一见彼有信来，言已开办，即寄一函去，有所忠告。而各人覆云，我等自有主意，一切开办经费，由港中同人自凑集，请不必过问云云。观此一信，是显然以局外人相拒，令人不胜痛叹！……将来港局果能照此办去，而能妥当，各人甘受妄言之罪，而极不愿港中人将悔今日之不听此言也。今闻在港集得小股若干，而房租月二百，常川住食者已十余人，恐非四五百金不能支持一月。而商会实未有一点头绪，即令将来果成，犹豫之间，非半年后万不能开办。然则从前所支开办经费已甚巨矣。[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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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港澳总局绝不认账，反唇相讥，指责横滨方面迟迟不复意见，是有意为难。其故意的目的在于拖延商会，以免影响滨沪的各项事业，尤其是广智书局的展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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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书局由梁启超等人筹办于1901年[174]，其宗旨是翻译出版东西文的各类西学著作，而且“系按部完全出版者，非如《译书汇编》之支离破碎也”[175]。同时也考虑到必须奠定经济基础，才能大规模从事开民智的宣传活动，“译书之局，任公虽乘势利导，殆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既济吾党之穹[穷]途，益开中原之新治”[176]。开始捐款并不顺利。[177]保皇会利用股份制形式，向海外华侨集股，必须保证有所收益，才能长期坚持。为此，该局还编印科场用书如《经策通纂》之类，以谋其利。据说每种可售数万部，只需本钱2万左右，一年之内，可获利10万以上。有鉴于此，梁启超等人欲将股份厚集至10万。[178]广智书局设于上海，编辑翻译之事多在横滨进行，由梁启超主持，梁赴美时，交罗普、麦孟华等人代管。而上海方面的印刷经营等业务，则由梁荫南负责，后来加派黄为之，冯紫珊一度也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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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书局开办后，适逢内地风气大开，士人无不讲求新学，“沪上所有新书印书，不拘精粗美恶，莫不相当购取，以先睹为快”[179]。1902年，广智书局开始印书，约出十余种，每种先印三四千本，不到三个月，销售一空，而各处函购者络绎不绝，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陆续补印，次第出书，还是印不及售。梁启超对华侨鼓动时，更加夸大其词：“书局生意之盛，不可言喻，每出一书，皆当日销罄。”[180]由于销售良好，据说当年年底即可获利万余金，除老本息外，每股可赢三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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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广智书局的发展也存在困难乃至潜在危机。该局集股，两年间各埠附股总共6万余元，除开局购器印书外，所存无几。由此出现三方面障碍，其一，地方狭窄，局促异常，租金昂贵，而又无力购地自建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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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纸料不足，导致停印。上海有中式制纸局数家，所出制品不能用于新式印刷；而外国之纸，随到随罄。上海报馆、书店林立，印务日盛，各家争先购置，竟至绝市。广智书局用纸大都购自日本，有时订购数月而无货交来，贻误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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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沪上人士见该局获利，竞相集股开局，与之争利。当年新开书局十数家，其中数家股本在5万以上，还有两家高达十余万者即将开办。在此情况下，凡执字、铸字、印刷、钉书各工人工价骤涨数倍，动辄因局内环境和物料供应等事停工挟制，令书局受累甚重。1902年6月初，黄为之赴上海查访，并与梁荫南及其他办事人商谈，提出解决办法，一是购地设局，二是创设纸局。[181]仅后一项即需15万元，连同前者，至少需款20万元以上。[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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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接到梁荫南关于上述意见的来信，表示同意。8月14日他致函叶恩、李福基等，认为：“若文字一边，又为我党所最不可缺。即如广智书局，现在生意之旺，出人意外，而负声名太重，自不得不加多。”最要紧莫如自建房屋及添办纸局两事。“今我局所以特优者，恃弟之声名也。但弟事务太繁，实不能专任局事，则亦必须更有真实大本钱远过于他局之上者，乃可以垄断一切也。”[183]“我局仍须更增股本，乃能独占利权耳。”[184]如此一来，书局展股一事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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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沪方面为广智书局展股的计划得到徐勤的全力支持，港澳总局指责徐在外埠“志向无定，屡不以商会为然，即其所招客栈、报馆股份，亦甚多更变（使人疑之），且闻卓如、慧之二君屡函各埠，再展译局之股”。梁、黄又请徐勤催收各埠栈报款拨为书局，借用二三月。“现各埠栈馆股款由君勉兄遍函各埠，尽归横滨借用，以致近日公益几不能开办。”[185]书局展股和栈馆股款拨归横滨，与港澳总局开办商会的计划大相冲突。双方各不相让，复自行其是。1902年与1903年之交，各地保皇会相继接到书局和商会的集股章程，虽然表示全力以赴，其实是勉为其难，甚至无所适从。[186]矛盾发生后，双方互相口角，分别向康有为告状，横滨指责港澳贸然开铺，港澳则反指横滨阻挠商会，并揭露译局亏蚀，经营不善，又彼此互攻对方办事人员，几乎无人不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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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双方如果没有前嫌，合作无间，未必不能在商会的大框架之下共同进行各项事业，梁启超也的确有此打算。1902年8月他告诉叶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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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以为书局再集股，或他日商务成，再拨十万、八万为书局新股也。他种生意，利钱无能及此者。[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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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港澳总局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办事态度令他难以接受，后来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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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局展股事，不意长者怒至此。然弟为此之时，实非欲搀夺商会也。其时与港中意见，并不深也。弟今思其时日，乃始自知。译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记弟发此议后，然后紫珊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后在箱根得紫珊由港来书，始知港已开办，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滨两日，章程乃寄到。盖弟发译局展股之议时，尚绝不知港之欲办商会也（港之办会，乃章程寄到时，有一封照例不写上款之公函来耳，又数日然后有信来我，时我真怒甚矣）。弟当时不知何故，觉得商会或难大成，又欲急办入场书，故忽发此议。时紫珊、慧之亦不甚赞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澜。由今思之，实无谓也。今办译局，真嫌款多耳。[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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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普则直接向康有为申述：“港中人之乖谬，有不得不为夫子言者，此间人非与意见不合而攻之，实为大局起见，不得不尔。”港中前月派陈汝成（墨庵）来，专为催任行，又言同人议定叫邝汝磐与任同行东渡，而此前从未与任商量。后又有数人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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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诋子山、为之，语且侵及任，严词厉色，此真太不近人情。任今在吾党，无论如何，最为贤劳，皆当敬重之，而以一无谓之人，竟如此放恣，其语气更甚于夫子之严命相责，岂不太奇！如罗璪云为人，前函略禀及之矣。彼在港日以君勉、云樵命他做公益总办为主，以此便贻书责此间拥款不交，误他大事。今得君勉、云樵来信，实无令他作总办之事。其人如何，即此可以决之矣。不早去之，必为所累，彼必卖君勉矣。朱礼亦是此一类人，真在可绝之列者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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