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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港澳中办事多年、忠义热心第一者，莫如何穗田、邝寿文二人；而仆所知信，敢于经营此商会者，为故人梁铁君一人。……仆以此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与居数年，听其论商务稍得，真可倾佩，而又操多□介事，既殷实，久于商场，年将五十，见识盖大，阅历最深。各埠人才固多，而□仆所深知深信，人才商才，最服此公。其为保皇会事累年始终□□。但此公好办实事而不好虚名，故向来与各埠未尝通书，仆故未敢遽举。然若港中商务大集之时，寿文等与诸总理办事之时，仆欲举梁铁君为总理，以决诸商务。此君实有总理之天才，虚以过之者也。有此人生□，仆可信港中商务必能裕如也。[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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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办事程序。1903年2月25日港澳总局的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横滨方面的梁启超、黄为之等在商会一事上枝节横生，皆出于办事私见，并条述其碍商会者六事：1.言译局派息后方能举行。2.年余不复章程意见。3.屡展译局之股。4.倡集20万元创纸局。5.诬同人无信与商开办事宜。6.挪借栈报款项，以致公益不能开办。[172]归纳起来，无非商会筹办是否与其他方面协商一致和商会与沪上保皇会事业孰先孰后两件相互关联之事。前者港澳与滨沪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后者则利害攸关，截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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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罗普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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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人未与各埠一商，遽行开办，令人闻而大惊，稍知做生意者，皆大不以为然。今外埠来信，皆有违言，想亦有函到尊处。港中人如此办法，只令人心解体，贻有识者笑，各人究不知执何主意，而一误至此。此间一见彼有信来，言已开办，即寄一函去，有所忠告。而各人覆云，我等自有主意，一切开办经费，由港中同人自凑集，请不必过问云云。观此一信，是显然以局外人相拒，令人不胜痛叹！……将来港局果能照此办去，而能妥当，各人甘受妄言之罪，而极不愿港中人将悔今日之不听此言也。今闻在港集得小股若干，而房租月二百，常川住食者已十余人，恐非四五百金不能支持一月。而商会实未有一点头绪，即令将来果成，犹豫之间，非半年后万不能开办。然则从前所支开办经费已甚巨矣。[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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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港澳总局绝不认账，反唇相讥，指责横滨方面迟迟不复意见，是有意为难。其故意的目的在于拖延商会，以免影响滨沪的各项事业，尤其是广智书局的展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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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书局由梁启超等人筹办于1901年[174]，其宗旨是翻译出版东西文的各类西学著作，而且“系按部完全出版者，非如《译书汇编》之支离破碎也”[175]。同时也考虑到必须奠定经济基础，才能大规模从事开民智的宣传活动，“译书之局，任公虽乘势利导，殆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既济吾党之穹[穷]途，益开中原之新治”[176]。开始捐款并不顺利。[177]保皇会利用股份制形式，向海外华侨集股，必须保证有所收益，才能长期坚持。为此，该局还编印科场用书如《经策通纂》之类，以谋其利。据说每种可售数万部，只需本钱2万左右，一年之内，可获利10万以上。有鉴于此，梁启超等人欲将股份厚集至10万。[178]广智书局设于上海，编辑翻译之事多在横滨进行，由梁启超主持，梁赴美时，交罗普、麦孟华等人代管。而上海方面的印刷经营等业务，则由梁荫南负责，后来加派黄为之，冯紫珊一度也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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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书局开办后，适逢内地风气大开，士人无不讲求新学，“沪上所有新书印书，不拘精粗美恶，莫不相当购取，以先睹为快”[179]。1902年，广智书局开始印书，约出十余种，每种先印三四千本，不到三个月，销售一空，而各处函购者络绎不绝，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陆续补印，次第出书，还是印不及售。梁启超对华侨鼓动时，更加夸大其词：“书局生意之盛，不可言喻，每出一书，皆当日销罄。”[180]由于销售良好，据说当年年底即可获利万余金，除老本息外，每股可赢三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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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广智书局的发展也存在困难乃至潜在危机。该局集股，两年间各埠附股总共6万余元，除开局购器印书外，所存无几。由此出现三方面障碍，其一，地方狭窄，局促异常，租金昂贵，而又无力购地自建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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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纸料不足，导致停印。上海有中式制纸局数家，所出制品不能用于新式印刷；而外国之纸，随到随罄。上海报馆、书店林立，印务日盛，各家争先购置，竟至绝市。广智书局用纸大都购自日本，有时订购数月而无货交来，贻误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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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沪上人士见该局获利，竞相集股开局，与之争利。当年新开书局十数家，其中数家股本在5万以上，还有两家高达十余万者即将开办。在此情况下，凡执字、铸字、印刷、钉书各工人工价骤涨数倍，动辄因局内环境和物料供应等事停工挟制，令书局受累甚重。1902年6月初，黄为之赴上海查访，并与梁荫南及其他办事人商谈，提出解决办法，一是购地设局，二是创设纸局。[181]仅后一项即需15万元，连同前者，至少需款20万元以上。[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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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接到梁荫南关于上述意见的来信，表示同意。8月14日他致函叶恩、李福基等，认为：“若文字一边，又为我党所最不可缺。即如广智书局，现在生意之旺，出人意外，而负声名太重，自不得不加多。”最要紧莫如自建房屋及添办纸局两事。“今我局所以特优者，恃弟之声名也。但弟事务太繁，实不能专任局事，则亦必须更有真实大本钱远过于他局之上者，乃可以垄断一切也。”[183]“我局仍须更增股本，乃能独占利权耳。”[184]如此一来，书局展股一事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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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沪方面为广智书局展股的计划得到徐勤的全力支持，港澳总局指责徐在外埠“志向无定，屡不以商会为然，即其所招客栈、报馆股份，亦甚多更变（使人疑之），且闻卓如、慧之二君屡函各埠，再展译局之股”。梁、黄又请徐勤催收各埠栈报款拨为书局，借用二三月。“现各埠栈馆股款由君勉兄遍函各埠，尽归横滨借用，以致近日公益几不能开办。”[185]书局展股和栈馆股款拨归横滨，与港澳总局开办商会的计划大相冲突。双方各不相让，复自行其是。1902年与1903年之交，各地保皇会相继接到书局和商会的集股章程，虽然表示全力以赴，其实是勉为其难，甚至无所适从。[186]矛盾发生后，双方互相口角，分别向康有为告状，横滨指责港澳贸然开铺，港澳则反指横滨阻挠商会，并揭露译局亏蚀，经营不善，又彼此互攻对方办事人员，几乎无人不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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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双方如果没有前嫌，合作无间，未必不能在商会的大框架之下共同进行各项事业，梁启超也的确有此打算。1902年8月他告诉叶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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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以为书局再集股，或他日商务成，再拨十万、八万为书局新股也。他种生意，利钱无能及此者。[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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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港澳总局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办事态度令他难以接受，后来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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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局展股事，不意长者怒至此。然弟为此之时，实非欲搀夺商会也。其时与港中意见，并不深也。弟今思其时日，乃始自知。译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记弟发此议后，然后紫珊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后在箱根得紫珊由港来书，始知港已开办，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滨两日，章程乃寄到。盖弟发译局展股之议时，尚绝不知港之欲办商会也（港之办会，乃章程寄到时，有一封照例不写上款之公函来耳，又数日然后有信来我，时我真怒甚矣）。弟当时不知何故，觉得商会或难大成，又欲急办入场书，故忽发此议。时紫珊、慧之亦不甚赞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澜。由今思之，实无谓也。今办译局，真嫌款多耳。[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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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普则直接向康有为申述：“港中人之乖谬，有不得不为夫子言者，此间人非与意见不合而攻之，实为大局起见，不得不尔。”港中前月派陈汝成（墨庵）来，专为催任行，又言同人议定叫邝汝磐与任同行东渡，而此前从未与任商量。后又有数人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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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诋子山、为之，语且侵及任，严词厉色，此真太不近人情。任今在吾党，无论如何，最为贤劳，皆当敬重之，而以一无谓之人，竟如此放恣，其语气更甚于夫子之严命相责，岂不太奇！如罗璪云为人，前函略禀及之矣。彼在港日以君勉、云樵命他做公益总办为主，以此便贻书责此间拥款不交，误他大事。今得君勉、云樵来信，实无令他作总办之事。其人如何，即此可以决之矣。不早去之，必为所累，彼必卖君勉矣。朱礼亦是此一类人，真在可绝之列者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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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在各方面尚未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抢先租铺开局，引起各埠保皇会大哗，梁启超、徐勤等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使港澳总局诸人强烈不满。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徐勤屡不以商会为然，梁启超、黄为之向各埠展译局之股，并借用栈报之款，疑为针对商会而来，并反指译局亏空甚多，梁启超又百般袒护，若不及早设法，大碍商会。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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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每接卓、慧二君来函，云港局开办商会太阔，又无把握，又怪同人无函，不与之熟商。……且译局以派息后自无更变。谁料卓、慧即展译局之股，并借捷栈报之款，又函责港中办事人，无把握敢租贰百元之铺，伊等不敢沾手云云。今外埠来信，彼此枝节多生，皆由伊等之办事私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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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埠保皇会的反对归咎于梁启超等人从中作梗。并且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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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事日讲合群，日求团力，而局内尚不同心，岂不痛哉！万望先生即密函致福基、惠伯君等，勿听各横言所惑，务专力商会为要。中国存亡全在此举……贵同门自私己见，执拗遗公，恐外埠深知，人心尽冷，中国尽去，岂不惊寐寒心哉！[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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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既称同道又分彼此的言词，令康有为相当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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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港澳总局诸人展开对梁启超、黄慧之、徐勤等人的攻击，滨沪方面认为此事背后由罗璪云弄鬼，其余附和。1903年3月29日，黄慧之函告横滨麦孟华、冯紫珊、罗普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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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局租铺开办，各埠大哗，而港中人尚不设法收拾，以解人疑，尚来信斤斤致辨，尽归咎君勉一人身上，并大攻译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谓福生泰资本全系译局之款等语，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间人不信，不然真无地自容矣。到此凡与人论及港局，甚难措词。而港、澳为办事总局，弟等万无相攻之理，只有掩饰。不料港中诸人，大加攻击，虽外不信，而互相攻讦，实令人有可疑之处。弟等推原其故，实璪云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从和之。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璪云则云君勉举其为报栈总理，并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云绝无此事，须问其取出授以全权之凭据，乃为作实，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认云云。港中接此信后，更生大波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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