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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梁启超致函徐勤，则说：“港局支离，真不可思议，铁君前有书与默庵（时彼中派默庵来滨），相攻之言已满纸。彼辈总谓译书亏本，故我辈须急救弥缝。岂知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往来流水帐，亦存数千，而账目亦七八千，而存书存纸存机器（约值二万余）尚不计也，何至竭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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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局指译局欠《新民丛报》万余，其实是梁启超向译局借支，而以丛报款划还，账尚未清。译局实为获利。“大率港中人妒滨人殊甚，久欲相攻，向无隙可乘，适广智革除余某（实子山所荐，子山所革），余某大造谣言，故彼等乘之以相攻，真愦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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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攻击滨沪的另一口实，是怀疑后者造谣“邵公抄家寿民倒盘”。此事牵涉商会的人事安排，“彼有此疑议，怪不得其意见如此其深也”。[191]据康有为对叶恩等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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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穗田□□□始终任其至难，始终一心，忠义无双，□吾保皇会困数万金，计今同志中实无其比。今因吾会所累牵，倒其银号，实吾会同志所共愧者也。然亦不过去其数万，而仇家敌党疾其为保皇会事，妄造谣言□□□□□侧家，甚有造谣请[谓]其□穷者，若不则港澳登新闻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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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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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田家原有四十七万，今与兄弟分，不过廿余万，然至今尚是殷实富家也。更有奇者，因造穗谣，不造寿文之谣，无端生□，不知谁人妨之而生此支离。……其谣不生于商会之前，则可昭之矣。……今虽有极富之人如盛宣怀，若吾举总理□管库，必举穗田等，讳而不举盛也。穗田曾倾家以为公，如此人者，岂论贫富？从何再得？况仍富乎？他人或疑之攻之，望诸兄力持。况穗田不综小事，自有各总理任之。即管库为最要事，穗田决不好理此琐琐。有数人为总理，相参有益而无弊，更从何处攻之？然则有攻之者，诸公可照理代为解释之。为[惟]望我辈共事皆以义气成交，不因其人之贫富。若昔者大富，保会日用其财，则相与待之，少有变故，即藉端攻击，[岂]吾会义心之所为乎？[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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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启超的看法不同，邝寿民的和昌隆倒盘之说，他分别由徐勤和邝寿民本人的来信中得知，当即指为捕风捉影，绝无其事。而邝的来信实有言外之意，即怀疑此说由滨沪传出。“既以小人相待如此，此等极阴险无行之举动，乃至以相疑，则邻人窃，安往而非可疑耶？无怪弟等之言，总不能入也。甚矣浸润之言之可畏也。以寿民之朴诚，而一余某一罗某乃能使其迷惑如此，可畏哉！”至于何廷光家变，则系事实，“穗今日之拮据，亦众人共见者（斗南来滨言穗现状，可怜极，相与恻然），我辈内里数人，岂能自相强耶”。致函外埠，固当尽力弥缝，对叶恩等一二人则须略言实情，因其“实同志中之最同志者，不应相瞒也”。[193]所以梁启超坚决反对何廷光出任商会总理，以防牵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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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与滨沪所争，表面在人事与程序，真实目的则是争夺对整个保皇会执行机构的主导权。在此之前，由梁启超动议，横滨方面上书康有为，“言保记当速整顿，或改订名称、章程，以为久远计”。康有为“不以为谬”。1903年2月梁启超赴美洲之前，草定章程数条，设立联卫部、交涉部、劝学部等名目，罗普等“极力劝任乘此次之行，将各埠会章重订，再为改换名目，以为中兴基础”。并将章程呈康有为“细为推定。至于应用如何会名，乞夫子指定，即飞函到加拿大或美洲告任，以任此时必已在彼处矣。此事关系重大，诚不可不趁此机会认真整理，不然人心厌倦，此会必不能久，即未遽能解散，亦不过有名无实，于事究无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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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等人的整顿计划，目标不仅针对各埠保皇会，尤其指向港澳总局。罗普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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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为保记总局，至今尚有此权限，则不可不与各埠通信。然平时绝不曾寄各埠片纸只字，惟闻某埠有捐款，则屡信迫即汇回。及到手后，则又不通音问如初，甚至连收条亦不发。……镜如为人虽佳，然究短于才，其为人所议，或非无故。……既不称职而仍用之，则人心必不服，而于本人亦不宜。况人言一致，有时不可不加察，如强留之，或反害大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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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港澳不能有效地发挥总局的功能，就要另寻替代。所以罗普直言不讳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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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此行整顿会事，仍要设一总会，然港澳既已实无适任之人，平心论之，此间人才或者少过于港澳，故夫子能回港澳主持一切则可，不然则总会所不能不移至此间。此间人本甚少，今已不足用，加以总会在此，更为不了。然为大局计，实不得不勉强任之，此情应为夫子所察谅，断非出于争权之私心。若仍设在港澳，即不通信一事，已大失众心，而况其他，不得碍一时之情面，再有所迟疑矣。自后各埠更无捐款，更非因争财权，而必欲移至此间可知，请夫子或令君力回滨，坐任总会事，则必胜任矣。任亦有此意，忙极不暇作函，嘱弟子代达如此。[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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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罗普所说应为横滨方面的集体正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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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有为虽然支持整顿保皇会，却不赞成由横滨取代港澳的总局地位。在港澳与滨沪的冲突中，地位相对超然的徐勤和康有为各自支持一方。徐勤始终站在梁启超一边，用人、办事的种种意见，与梁启超保持一致，而斥责港澳总局诸人。他函告冯紫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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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璪云等大攻卓如、为之二兄，可恶已极。且云译局办理不善，如不遂所求，必布告各埠，为一拍两散之举。此人立心之险，不可言喻，而港中人竟信之，真令人气短。乞兄即函告康先生解之，勿因港中之谗言而败大局也。[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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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面前，他更是畅所欲言，一面兜揽责任，声称：“汇东中之款，系出自弟子之意，□留为他日办机器、字粒之用也。”“弟子已不下十余函返港上勿开办……港中之变，皆由弟子一人生出来，非关东中人”，并力保梁启超和黄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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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如、为之二人最忠心于大局者，来示攻之，不□[遗]余力，□甚□甚，实绝无是事也。……卓、为二君为吾党柱石，夫子切勿攻之、疑之，切叩！切叩！他人言之，尚无害。出于夫子之口，则大害矣。焉有信众小人而攻君子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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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以激烈得近乎谩骂的言辞痛斥港澳诸人：港中“先行开局面者，弟子所布置□□□□□云而败全局，弟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镜如等矣。现一港报仅得数千金，印报亦不足，何有于客栈乎？故今日舍暂止办不为功。藻云之罪，弟子已数布告各埠，必无如□何也。港中开局面之事，各埠人心大哗，而来示谓既开局面，人甚踊跃之言相反”。“港中人狂犬乱吠，谣言惑众，何一至于此耶！”“此后夫子切勿信港猪之言……港中人昏庸无才志，如夫子犹助之，则不独尽失人心，即弟子亦必力为反对矣。”[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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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勤相反，康有为明显偏袒港澳总局，而压制滨沪。其办事用人，意见多与港澳相符，显示出对滨沪方面的不信任。梁启超在与徐勤的通信中，两度谈到此事的潜因，其要有二：一是言革，滨沪同人，多为与梁启超一起言革之人，徐勤也曾一度与之同道。而且梁启超言革直到1903年底从美洲归来才最终放弃，其间与康有为多次信函辩驳，不肯屈服，致使康有为对其戒心重重。一为金钱，“长者处与滨中嫌疑，颇亦为金钱之故，因弟去年（时弟不知情形）屡书谏节用，长者处窘境，宜其怒也。故屡函责皆言以无赖子相待。前寄上之信，犹有此言。盖长者数月之怒，犹未解也。然弟前此所以如此者，实因支绌之故”。港澳总局用滨沪款寄康有为，又谎称自筹，令康不知实情，以为滨沪方面见死不救，万分恼怒。以致梁启超不谏节用之事已一年，康仍然“未忘前嫌”。[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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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康有为远在印度，对双方冲突的内情不知其详，遥控不灵，但在保皇会的政治框架内，得不到康有为的信任，就很难获得权力基础，实际掌控权柄。面对压力，滨沪同人也力图缓和局面，以免造成分裂，两败俱伤。黄慧之认为：“但璪云一人做甚么谣言，尚无他碍，若镜、寿等从而和之，则大局瓦解耳。”嘱咐麦孟华、罗普等人致函香港，告“镜、寿两兄幸勿相攻，尚可挽救，不然，不堪设想”。[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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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梁启超致函徐勤，劝其不可多立名目再招报栈款，译局再招之股，因不印入场书，也无用处，单办译局，前款足矣，表示同意康有为的主张，将余款归入商会股，“商会大成，则译局、报馆、客栈之款，或可竟行合并亦未定”[199]。徐勤也一再为梁启超等辩诬：“译局再招股之事，全为欲赶印入惕[场]书起见，绝未有欲散商会之心也。顷卓、慧二君已到加拿大，人心大震，商会必大成。然所以生阻力者，全在港中先开局面一事。卓、慧二君专力商会，绝无他意。”“商会必专力办之，无容致念，况卓、为二君已到。以卓之声名，为之高才，不患不能成也。”[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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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压力，梁启超违心地为译局展股事向康有为认过：“弟前书与长者已认此罪，其实我惶恐而认也，今细思之，实不应认。”4月15日和4月18日，梁启超两度致函徐勤，一谓与港澳争执甚无谓，一谓“铁君处长者如此称之，或真有高才亦未可知。将来慧、孝、铁诸人，和衷主持此局，前途有望矣。港中情形如此，只得依先生法，令其收窄盘，将来所费由商会抵填，作为开办费耳，实亦不能撤此局也”。[201]让步之外，几乎全盘放弃己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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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康有为的指令下，梁启超不得不“立发一函向港中（穗、镜、铁、寿）四人先自认过，并辨明彼等所以误疑弟之处矣，想可释然”[202]。9月1日，梁启超再度向何穗田道歉：“数月以来，吾党中纷纷生嫌疑，皆由远隔而通信少，故各有误会。弟疏赖之咎，实不容辞，而弟有误疑港、澳同人之处，皆弟之过也。万望恕宥。今日国家危亡至于此极，吾辈同患难者数十人，岂可复生意见耶？万望吾兄舍去前嫌，共求有济，是所切盼。”[203]至此，保皇会内部港澳与滨沪之间的争权夺利以滨沪一方的严重受挫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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