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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如、为之二人最忠心于大局者，来示攻之，不□[遗]余力，□甚□甚，实绝无是事也。……卓、为二君为吾党柱石，夫子切勿攻之、疑之，切叩！切叩！他人言之，尚无害。出于夫子之口，则大害矣。焉有信众小人而攻君子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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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以激烈得近乎谩骂的言辞痛斥港澳诸人：港中“先行开局面者，弟子所布置□□□□□云而败全局，弟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镜如等矣。现一港报仅得数千金，印报亦不足，何有于客栈乎？故今日舍暂止办不为功。藻云之罪，弟子已数布告各埠，必无如□何也。港中开局面之事，各埠人心大哗，而来示谓既开局面，人甚踊跃之言相反”。“港中人狂犬乱吠，谣言惑众，何一至于此耶！”“此后夫子切勿信港猪之言……港中人昏庸无才志，如夫子犹助之，则不独尽失人心，即弟子亦必力为反对矣。”[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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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勤相反，康有为明显偏袒港澳总局，而压制滨沪。其办事用人，意见多与港澳相符，显示出对滨沪方面的不信任。梁启超在与徐勤的通信中，两度谈到此事的潜因，其要有二：一是言革，滨沪同人，多为与梁启超一起言革之人，徐勤也曾一度与之同道。而且梁启超言革直到1903年底从美洲归来才最终放弃，其间与康有为多次信函辩驳，不肯屈服，致使康有为对其戒心重重。一为金钱，“长者处与滨中嫌疑，颇亦为金钱之故，因弟去年（时弟不知情形）屡书谏节用，长者处窘境，宜其怒也。故屡函责皆言以无赖子相待。前寄上之信，犹有此言。盖长者数月之怒，犹未解也。然弟前此所以如此者，实因支绌之故”。港澳总局用滨沪款寄康有为，又谎称自筹，令康不知实情，以为滨沪方面见死不救，万分恼怒。以致梁启超不谏节用之事已一年，康仍然“未忘前嫌”。[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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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康有为远在印度，对双方冲突的内情不知其详，遥控不灵，但在保皇会的政治框架内，得不到康有为的信任，就很难获得权力基础，实际掌控权柄。面对压力，滨沪同人也力图缓和局面，以免造成分裂，两败俱伤。黄慧之认为：“但璪云一人做甚么谣言，尚无他碍，若镜、寿等从而和之，则大局瓦解耳。”嘱咐麦孟华、罗普等人致函香港，告“镜、寿两兄幸勿相攻，尚可挽救，不然，不堪设想”。[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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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梁启超致函徐勤，劝其不可多立名目再招报栈款，译局再招之股，因不印入场书，也无用处，单办译局，前款足矣，表示同意康有为的主张，将余款归入商会股，“商会大成，则译局、报馆、客栈之款，或可竟行合并亦未定”[199]。徐勤也一再为梁启超等辩诬：“译局再招股之事，全为欲赶印入惕[场]书起见，绝未有欲散商会之心也。顷卓、慧二君已到加拿大，人心大震，商会必大成。然所以生阻力者，全在港中先开局面一事。卓、慧二君专力商会，绝无他意。”“商会必专力办之，无容致念，况卓、为二君已到。以卓之声名，为之高才，不患不能成也。”[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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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压力，梁启超违心地为译局展股事向康有为认过：“弟前书与长者已认此罪，其实我惶恐而认也，今细思之，实不应认。”4月15日和4月18日，梁启超两度致函徐勤，一谓与港澳争执甚无谓，一谓“铁君处长者如此称之，或真有高才亦未可知。将来慧、孝、铁诸人，和衷主持此局，前途有望矣。港中情形如此，只得依先生法，令其收窄盘，将来所费由商会抵填，作为开办费耳，实亦不能撤此局也”。[201]让步之外，几乎全盘放弃己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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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康有为的指令下，梁启超不得不“立发一函向港中（穗、镜、铁、寿）四人先自认过，并辨明彼等所以误疑弟之处矣，想可释然”[202]。9月1日，梁启超再度向何穗田道歉：“数月以来，吾党中纷纷生嫌疑，皆由远隔而通信少，故各有误会。弟疏赖之咎，实不容辞，而弟有误疑港、澳同人之处，皆弟之过也。万望恕宥。今日国家危亡至于此极，吾辈同患难者数十人，岂可复生意见耶？万望吾兄舍去前嫌，共求有济，是所切盼。”[203]至此，保皇会内部港澳与滨沪之间的争权夺利以滨沪一方的严重受挫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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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皇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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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商会而起的冲突平息后，康有为等人开始考虑筹备召开一次保皇会的代表大会，地点定于总局所在地港澳，内容主要是讨论有关商会事宜，时间原计划在1903年下半年，但这一日程安排因广智书局内弊暴露的突发事件而一再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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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与滨沪的冲突虽然暂时被压抑，但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广智书局经营不善的问题，时时成为港澳总局攻诋的口实。梁启超为了避免港澳方面插手其事，极力辩驳，声称该局经营状况良好。徐勤在康有为面前也力保有关各人忠信可靠。其实，他们多少知道书局内部的确存在弊端。广智书局原由梁荫南任总理，后增加黄慧之为司理，冯紫珊亦前往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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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三四月间，冯紫珊已将广智书局的弊端向外透露。4月7日，邝寿民复函冯紫珊：“广智积弊如此，弟早有所闻，外间人洞悉内中情弊者，已不知凡几矣。若非得足下再走上海一次，披荆斩棘，改弦更张，必无可观。万乞足下为大局计，不避嫌疑，破除情面，澈底澄清，从新整顿，事乃有济。倘迟迟不举，积弊日深，将来牵动全局，必至不可收拾。至全坏而后图补救，则悔无及矣。”[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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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在反驳罗璪云对译局攻击的同时，嘱咐冯紫珊：“译局亦乞兄留心整顿为盼。”[205]梁启超一方面为梁荫南等人辩护，认为其费用颇大，虽支用三千余金，除薪水和丛报、译局花红外，即使借支局款，亦不过三五百。另一方面，也觉得事有蹊跷，承认：“然广智去年只嬴此数，弟实不满意。荫南诚有不在行之处，亦诚有刚愎之处，弟切责荫之函，亦不下二三十次也。然荫之劳瘁亦至矣，不能谓其不尽心。……弟无日不念译局，诚恐弟行后，《丛报》、译局两皆减色，而今年赢利或反不及去年，故欲急行急归。”[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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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从各方面得到关于广智书局弊端丛生的讯息，屡次追问梁启超，后者均以忘记为词搪塞，令康疑为全置不理，因之大怒。在康有为的一再逼问下，梁启超才具函详告内情。关于译局的财务收支，“大抵去年荫以不在行之故，而损耗者诚有之，但通盘略核，似断不至亏本（今年已有嬴）”。梁启超与《丛报》、译局之间的连环欠款，可以划回；收译稿支用三千，其咎不在梁荫南；相关各人如湖南唐家、丁惠康、夏曾佑、薛仙洲、江惟善等挂借，多为梁启超、徐勤允许；梁荫南自己挂借二千，除薪水花红，不过数百，未可苛责深究。至于有关讯息，多由冯紫珊传出，而“紫珊与荫南则甚有意见，其言亦非可尽信”，因为“紫珊信冯镜如之言，然镜如大有吃醋之意，谓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为总办。然以弟子度之，则与其用荫，不[如]（按：编者增一如字，意思相反，应去之）用镜也（镜与紫虽兄弟，然性情相去甚远）。而镜如日聒于紫珊，则紫亦不免有溢恶之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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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人，梁启超自称：“去荫南之心，则怀之已数月，初以为来美数月必归，故姑且隐忍。今既不能速行，故使慧先办之，若仍不能，则非待弟子归不可矣。”“至于慧之之为人，弟子颇觉其诚谨而尽力，其欲在中国做事之热心，为商界中所仅见，故甚亲之。”但正月汇款，梁令其写汇单封入信中，黄说不如电汇之速，到美后欧榘甲屡接急电催款，问之，黄推说忘却。“此事慧之不知有意无意，有意则此人可绝，无意亦见其糊涂矣，故弟子近亦不甚喜之。然此人于商事诚致密明察，且此次随行受众人异常之款待，往往感激异常，谓若不尽心效力于党事，无面目见人，此亦其真情也。故将来商会或尚有可以用彼之处。”康有为建议改用李福基、董谦泰办译局，梁启超认为“殊不相宜，盖译局必须士人为之，即紫山已不甚合（紫熟印务是其长）。福、谦二人虽诚谨或过于荫，其在行则今犹不及荫也，只能为管银而已。然董津已足，何用二人。故此局若得擎一肯任，则大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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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译局的内弊早有察觉，“数月来为此事焦灼”，并多次与冯紫珊、麦孟华、何天柱等函札磋商。[207]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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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事，弟决意欲易人者已久，不过难于接手之人，且非弟归无人肯破除情面耳。若弟不到美，此事必可早办，然为商会大局，不能不暂置彼。此人数月来通信与弟极少，弟亦极怒之，自去年十月以来切责彼之函，不下数十次矣。然既未得接手之人，一味严责，亦属无益，且恐他变，故隐忍耳。然今年尚当无甚大坏处，虽不甚称职，然诋之者亦太过，弟颇知此中情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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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人接手，似非主因，根本还在他“认广智为其所经手之局面，不欲港澳使人来接替，而港澳攻荫南愈力，此先生当时最不平者也”[208]。9月1日，他函告何廷光：“广智书局事，现拟改由何擎一办理，必能更有进步。”[209]他推出何天柱，也旨在防止港澳方面的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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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启超的内部调整尚未完成，广智书局的内弊已东窗事发。1903年10月，徐勤由美洲返港，准备参加保皇会的首届大会，“道经滨、沪二处，同人多以攻击长者为事，弟闻之愤绝。译局办理亦非得人，近年来所以弄出种种支离谬妄之事，皆由一、二小人离间其间，欲握我财政而制我死命也”[210]。10月26日，他报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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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沪以来，见各人多怀异志，即同门亦然。弟子已日日大声疾呼，痛骂一切，故各人稍有畏心，不若从前之妄。……弟子自到东沪以来，大加鼓舞，小人畏惧，同门复亲，可幸。可幸。广智书局年结，日间已印刊，遍寄各埠。弟子若不到，即来年亦不能出，而大局真不可收拾矣。东沪之荒谬，顷已尽悉，尚可复救，然必须卓归乃可，所谓解铃须用系铃人也。为之阴险可畏，东沪人心如此，皆由彼播弄得来，彼现握款权，万无遽逐之之理，待卓如归，渐收还款权，乃可另图，夫子切勿操之过急，不然则译局之款，必归乌有（不必与通信，亦不必寄信来弟子）。弟子九月中旬即返港，乃面陈一切，荫南才短糊涂，心术尚不坏，然必不胜此巨任。此任弟子欲以陈昭当之，而以董津为管数，则此局极妥当矣。[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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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徐勤致函谭良，缕陈滨沪同人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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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去年在印中大病绝粮，子病，因无银请医而死，遭此惨事，稍有人心者，闻之当亦为之顾念，乃连接信电，哀哀求救，而皆谈笑置之，动云长者不过好骂人，欲取钱耳。滨、沪同人几与长者绝。凡有信往问各事，多不复。陈侣笙在《丛报》至十月之久，不复长者一函，其荒廖[谬]至此！……此中情形，弟返东乃知之。现卓尚日在小人诈术之中而不知，故弟已即函卓如，速速返东整顿一切。[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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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接徐勤告急，密电横滨，告以大约11月8日可返。徐勤获悉，“决与楚卿挟此人（即为之）先返东，与卓如清算各数，然后一齐到港，面禀一切，弟子故不即归港。此人手握巨款，倘一旦逃回粤中，则不了矣，故不能[不]先返东也”。“译局之数目，其大权全握于慧之一人之手，此皆卓如无知人之明所致也。商会事用人尤当留意，弟子近颇与荫南貌为亲浃，不然慧与彼一合，则更不了矣。故先清慧之之数，然后乃及他事（卓如一有电到沪，弟子即往东洋矣）。”[213]但后来梁启超因檀香山华民抗拒美国而延期，最快到12月7日才能抵达横滨。11月25日，徐勤得知康有为已经回到香港，本欲即归，因“译局腐败不堪，又不能不为之整顿清算，乃可行。弟子与卓如、紫山总须十一月初旬乃可归港也。卓如年来误用小人，几覆全局，可愤亦可怜也”[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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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徐勤因邝寿民日日迫归，再度报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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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港电悉。弟子本欲即返，但译局内情可危之至，荫南愚悍，为之阴险，十余万金皆握此二人之手，不明不白，真迫卓吊颈矣。此事有知而不言者（紫山之类），有不知而不能言者（孝高之类），弟子到滨沪几两月，颇知内事，故强挟为之返东算数，以清此首尾，然后偕卓等返港，妥商各事。不然为之一遁，则译局之股不知向谁收矣。累卓之声名尚小事，累大局之害大也，故不能不暂港局而复返东洋。弟子度此破除情面之事，无人能为卓办之者，故强留此，实苦不可言也。……十一月初旬卓如虽不暇即返港，弟子亦必先来归矣。[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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