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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徐勤还力保黄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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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彼为夫子□□之□而慧特捐二百元以为之倡，诚可感也。慧历年以来，主持大局，最诚且笃，其商才又为吾党之冠，夫子切勿为港中各豚子之言，而自败大局也。港中岂有一人可胜商务之任者，如必大攻卓、慧二人，而信任璪云、汝磐等，弟子必首先反对之，慧之时时来函皆力顾大局，港中豚子至诬为造受文倒盘、邵公抄家之谣，真冤哉！冤哉！[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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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数月，看法完全翻盘。其原因在于发现黄握财权而怀异志，欲借保皇会之款而致保皇会于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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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03年的美洲之行，使梁启超的言革信念根本动摇，乃至最终放弃。8月19日他致函蒋智由，声明：“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较四个月前的“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为一大逆转。[217]从前港澳方面以“背长者”为词相攻诋，梁启超觉得委屈，却也坦然，一旦放弃革命，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同门师徒的关系。向港澳同人认过是表现之一，向康有为屈服更体现其心意。他对徐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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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处因相隔太远，而弟往书颇疏，故生出种种支离。实则弟自问一年来其对不住长者之举动极多，无怪其恼怒，一切严责之语，弟皆乐受。因长者知我为可责之人，乃肯见责也。前日之事实，或有实由弟之悖谬者，亦有出于无心，而既生支离后，愈滋支离者。今弟所自认悖谬之处，悉以诚心悔改，其他出于无心者，亦断无不可解之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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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他接到康有为的来函表示谅解时，为之大慰，感到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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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转变，对徐勤影响甚大。两人关系极好，前此徐勤虽然公开不言革命，私下还是听取梁启超关于革命的倾诉，并不以言革为忤。用人方面，他也和梁启超看法一致，主张“凡办天下事，不论何人才，当兼修并蓄，若必摒斥一切，则孤立无助，天下事岂一人可能为耶！”所以“无一时不为吾党收人才张声势”。[219]至此，则完全改变观念。他告诉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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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年来出而办事，所见非同门之人，则甚难与共事。盖吾党师弟之谊，千古未有，党所由立，全在此一点精神也，故当极力保全之。[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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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更加表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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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数年来阅历渐多，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年来因办事之故，颇欲联络外人，而同门之谊渐衰，于是小人得以离间其间，制我死命，此事实卓如为罪之魁也。俗谚所云：上阵不离父子兵。今日欲办大事，真非同门不能也。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耳。若舍此而破之，无一事之能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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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以梁启超及其党羽作为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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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之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且卓如不特其弟子攻之已也，其所最崇拜而重托者，一为之，一荫南，然一则阴险以害之，一则糊涂以累之。卓若欲另立一党，弟子可决其不旬日即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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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着办事同门人的原则，徐勤重新思考保皇会的组织与用人。他在美时计划与薛仙舟返省办一学校，鉴于滨沪情形，不愿全权交薛，为人作嫁，决意不在省城，改在九龙买一地，重立万木草堂，教育亲信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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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堂既成，则夫子若返港，可以久留在此开学，可以复睹昔日讲学之盛事。有此根据地，则旧同门可复合，而新来之人亦可成才，不患吾党之败矣。不然，同门日疏，过了一二年，则更不堪设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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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准备亲自主持九龙万木草堂，以叶湘南为监舍，子良、刘桢麟、梁启田、陈汝成、林奎和他本人为中文教习，鲍炽、陈和泽为西文教习，何树龄为算学，立夫、罗普为东文，“合数年之力以鼓舞之，他日必有可观”。并请康同薇开女学堂，以悉尼吴迴惠为西文教习，“若此则同门人才日多，自可震服一切，无事不可为矣”。[221]因康有为未能及时回复，他又再三致函催促：“万木草堂万不能不重开，不然旧学尽散，新学不来，不战自败矣，故决当速行之”，并且要梁启超将公款汇港，以便开办。[222]他还告诉谭良：“弟现欲返港，在九龙重立一万木草堂，收各同志子弟教之，并招集各同门团聚其中，长者若返港，则在此讲学。如此，则旧学不散而后起有人，吾党可立于不败之地矣。”[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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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港澳总局，徐勤并未因广智书局一案而有所谅解。由于梁启超在美大受欢迎，“商会或有百五十万元以上，现外人知吾党势力之大，人人有利用之心，即局中朱礼、罗璪云、陈斗南之流皆然也。受文、镜如太好人，无端而大开门面，多招食客，即至反对党日以攻吾党为事者，犹在此传食（为之之弟专为打听消息者，亦在此），即徐桂之流是也。闻去年至今已费万金以上……加拿大同志闻之咸为愤怒者，今大错已铸，只有错埋二三个月，俟大会议妥后，即改革而已”[224]。徐勤劝告康有为：“夫子若返港，切勿住中环，宜在九龙租一楼住，幽静而方便也。……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夫子在港见人宜细心，见同门人宜力鼓励之。”[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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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外人趁机利用骗钱，徐勤一再告诫康有为到港后只见同门同志，少见或不见外人。其时郑席儒由粤返东，欲借保皇党商会之力，办省中银行事，云港中同志多赞成之，徐勤则“极不以为然。今日我党之办商会必须求稳当，中国官场日以散吾党捉党人为事，千辛万苦所集之股，而投之于虎口，岑督一去，则如之何？”以康、梁名义招股，全假于郑手，万一有变，康、梁不能入内地与争，则大事去矣。“故今日办事只有在港沪办之，决不能在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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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会，徐勤告诉康有为，总理人选“美洲同人多欲举惠伯为此，因其在美甚有人望也”。商会“（沪上买地皮及保火烛公司极可做）。银行、磁局甚难办，无人熟此道，靠外人甚难也”。“今日宜先办之商业，首以小银行为主，次则庄口，再次则上海保火险及按揭公司（因此生意中国人上海未有，且靠人不多，利钱甚大），轮船、磁局、纸局极不易办。”为了确保对财权的掌握，徐勤提出，无论何人担当商会总理，“至于款权，必当夫子自操之，或派一二至亲信可靠之人为此乃可”。“一切财权只有夫子与卓握之，决不能以百万之财，而妄投于一人之手，而甘蹈译局之覆辙也。”[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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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沪内幕的暴露，使得梁启超一度心灰意懒，失去了在保皇会内部说话的底气。但他的态度基本与徐勤保持一致。1903年12月1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商股大约可得七十余万，“弟子濒行时，再印一招股简明章程数条，出先生名为督办，弟子名为副督办，其总理、管银等职则由督办派出，盖非如此，则事权不能专也。惟弟子已举惠伯为正管库，寿民副之，濒行已属惠伯克日返国，彼亦欣然，请先生更以电招之。所以必用惠伯者，一因其在美洲声誉最高，人人共信，以之管银，收股更易。一因其人亦实忠义，可无变也。望先生除发电招彼外，仍即发公函，言已举定此两人为管银，凡各处款项，或直汇香港，或就近寄永生、惠伯收”。关于总理一职，梁认为甚难其选，“弟子所见季雨世叔甚才，能谋能断，极佩服之。此人必须招归襄办，惟总理似仍未甚宜耳。要之商会之事，请先生一切定夺，弟子断无横生异议之理，一切意见与君勉悉符合”。[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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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设想和建议，涉及整个保皇会的方针大计。保皇会成立四年，一直为勤王、生存和动员海外华侨而奔忙，可是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其组织内部迭经冲突，也难以有效地协调运作。如果不能适时调整，很难进行活动，更不用说扩大发展。前此梁启超提出整顿保记，正是鉴于保皇会的组织不能胜任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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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1月18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详细道出保皇会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在他看来，商务公司集股虽然可得大款，保皇会筹集会款的形式则难以为继，他和徐勤各以一年半年之力，遍游美洲，所得不过华银一万，加上直接汇港者，也只有一万五千。再加新开三埠和墨西哥所得，两年内全美会款不过三万。而当地欲办各种事业，尚须留款，不能全部汇港。各埠成立会所即需用款，不成立则会易散。权限分明虽能得实款，却不易聚多人。南洋各地更是易动摇不可恃。梁启超为了筹款，日日下气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但不知于内地办实事和本埠社会改良有何益处。革义固然难行，舍钱买侠士，又不宜行，“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康有为禁言革义，则只好言和平，以学校报馆等名义倡捐会款，而康有为又欲移以办秘密，即供养刺客。梁启超对外难以向华侨交代，对内又无法做成一二实事，左右为难，内心极度焦虑。[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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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进退两难，反映了保皇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这不仅必须由保皇会的最高领导者康有为亲自决定，还需要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传达给保皇会的干部，协调机构，统一认识。保皇会准备采取的形式就是召开大会。1903年10月28日徐勤函告谭良：“长者九月返港，可以大集同人，重申命令，于会事、译局、商会、报局等事一律妥商，另派心腹人主持一切，则大局可安也。卓如本一书生，心地太好，易为人所愚。今趁长者归港，互商一切，则各事不至不可收拾，诚不幸中之幸也。各事必须长者自定，自有办法。”[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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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决定在香港召开大会及其时间安排，经历一变化过程。本来梁启超计划于1903年九十月间东归，归后必到港澳与总局诸人全盘打算，“共商不拔之基也”[230]。这可以视为大会的动因。康有为早在1902年与1903年之交便有归港计划[231]，目的是“以通内地，运动复辟事”[232]。决定开会后，他原定于旧历九月返港，然后大集同人，后来推迟到11月下旬才抵达香港，会期相应延后。11月18日，梁启超通知康有为，要12月中旬方到横滨，还需在滨逗留一两月，“未知究能赶到港与先生相见否耳。至大会之期，则必不能及矣”[233]。11月下旬，各埠保皇会代表陆续抵达港粤，准备参加大会。[234]26日，徐勤通知康有为，他和梁启超、冯紫珊等人要到12月下旬才能返港，保皇会为此再度将会议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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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徐勤致函谭良，告以“长者已到港，十二月便大集同人会议其事。弟不日即返港，来年办妥广东公学事后，议[拟]即往星加坡开一日报，以为南洋各会之机关。……凡各埠一切银两，宜全寄港中”[235]。但梁启超虽于12月中旬返回横滨，却因患寒疾和清理广智书局事，一直到1904年2月初仍然稽留日本。[236]在此期间，先期到港的康有为、徐勤等已经下手整顿会事，1904年1月12日徐勤函告谭良：“商会股份，乞即日催收汇港，趁长者在此，易于商办也……现下同人已绝无意见，一切事权以[已]归长者统一。”[237]二三月间，梁启超赴香港参加保皇大会。[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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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保皇大会的内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者也感到很少材料可以参考。只征引了1904年3月22日李福基致福生泰大号马万年的一节短信，函谓：“康、梁、徐诸先生现群聚于香港，专以商会为事，常来书催收商股银汇返。敝处刻已陆续催收，近日合加属约有数万元汇港矣。”[239]其实，此次大会虽系根据商务公司章程每年在香港由总局召开一两次股东大会的规定而举行，但同时又是保皇会的代表大会，商会只是大会的议题之一。其他重要议题至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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