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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更加表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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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数年来阅历渐多，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门乃可。年来因办事之故，颇欲联络外人，而同门之谊渐衰，于是小人得以离间其间，制我死命，此事实卓如为罪之魁也。俗谚所云：上阵不离父子兵。今日欲办大事，真非同门不能也。盖草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耳。若舍此而破之，无一事之能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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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以梁启超及其党羽作为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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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之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且卓如不特其弟子攻之已也，其所最崇拜而重托者，一为之，一荫南，然一则阴险以害之，一则糊涂以累之。卓若欲另立一党，弟子可决其不旬日即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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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着办事同门人的原则，徐勤重新思考保皇会的组织与用人。他在美时计划与薛仙舟返省办一学校，鉴于滨沪情形，不愿全权交薛，为人作嫁，决意不在省城，改在九龙买一地，重立万木草堂，教育亲信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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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堂既成，则夫子若返港，可以久留在此开学，可以复睹昔日讲学之盛事。有此根据地，则旧同门可复合，而新来之人亦可成才，不患吾党之败矣。不然，同门日疏，过了一二年，则更不堪设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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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准备亲自主持九龙万木草堂，以叶湘南为监舍，子良、刘桢麟、梁启田、陈汝成、林奎和他本人为中文教习，鲍炽、陈和泽为西文教习，何树龄为算学，立夫、罗普为东文，“合数年之力以鼓舞之，他日必有可观”。并请康同薇开女学堂，以悉尼吴迴惠为西文教习，“若此则同门人才日多，自可震服一切，无事不可为矣”。[221]因康有为未能及时回复，他又再三致函催促：“万木草堂万不能不重开，不然旧学尽散，新学不来，不战自败矣，故决当速行之”，并且要梁启超将公款汇港，以便开办。[222]他还告诉谭良：“弟现欲返港，在九龙重立一万木草堂，收各同志子弟教之，并招集各同门团聚其中，长者若返港，则在此讲学。如此，则旧学不散而后起有人，吾党可立于不败之地矣。”[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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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港澳总局，徐勤并未因广智书局一案而有所谅解。由于梁启超在美大受欢迎，“商会或有百五十万元以上，现外人知吾党势力之大，人人有利用之心，即局中朱礼、罗璪云、陈斗南之流皆然也。受文、镜如太好人，无端而大开门面，多招食客，即至反对党日以攻吾党为事者，犹在此传食（为之之弟专为打听消息者，亦在此），即徐桂之流是也。闻去年至今已费万金以上……加拿大同志闻之咸为愤怒者，今大错已铸，只有错埋二三个月，俟大会议妥后，即改革而已”[224]。徐勤劝告康有为：“夫子若返港，切勿住中环，宜在九龙租一楼住，幽静而方便也。……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夫子在港见人宜细心，见同门人宜力鼓励之。”[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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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外人趁机利用骗钱，徐勤一再告诫康有为到港后只见同门同志，少见或不见外人。其时郑席儒由粤返东，欲借保皇党商会之力，办省中银行事，云港中同志多赞成之，徐勤则“极不以为然。今日我党之办商会必须求稳当，中国官场日以散吾党捉党人为事，千辛万苦所集之股，而投之于虎口，岑督一去，则如之何？”以康、梁名义招股，全假于郑手，万一有变，康、梁不能入内地与争，则大事去矣。“故今日办事只有在港沪办之，决不能在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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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会，徐勤告诉康有为，总理人选“美洲同人多欲举惠伯为此，因其在美甚有人望也”。商会“（沪上买地皮及保火烛公司极可做）。银行、磁局甚难办，无人熟此道，靠外人甚难也”。“今日宜先办之商业，首以小银行为主，次则庄口，再次则上海保火险及按揭公司（因此生意中国人上海未有，且靠人不多，利钱甚大），轮船、磁局、纸局极不易办。”为了确保对财权的掌握，徐勤提出，无论何人担当商会总理，“至于款权，必当夫子自操之，或派一二至亲信可靠之人为此乃可”。“一切财权只有夫子与卓握之，决不能以百万之财，而妄投于一人之手，而甘蹈译局之覆辙也。”[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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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沪内幕的暴露，使得梁启超一度心灰意懒，失去了在保皇会内部说话的底气。但他的态度基本与徐勤保持一致。1903年12月1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商股大约可得七十余万，“弟子濒行时，再印一招股简明章程数条，出先生名为督办，弟子名为副督办，其总理、管银等职则由督办派出，盖非如此，则事权不能专也。惟弟子已举惠伯为正管库，寿民副之，濒行已属惠伯克日返国，彼亦欣然，请先生更以电招之。所以必用惠伯者，一因其在美洲声誉最高，人人共信，以之管银，收股更易。一因其人亦实忠义，可无变也。望先生除发电招彼外，仍即发公函，言已举定此两人为管银，凡各处款项，或直汇香港，或就近寄永生、惠伯收”。关于总理一职，梁认为甚难其选，“弟子所见季雨世叔甚才，能谋能断，极佩服之。此人必须招归襄办，惟总理似仍未甚宜耳。要之商会之事，请先生一切定夺，弟子断无横生异议之理，一切意见与君勉悉符合”。[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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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设想和建议，涉及整个保皇会的方针大计。保皇会成立四年，一直为勤王、生存和动员海外华侨而奔忙，可是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其组织内部迭经冲突，也难以有效地协调运作。如果不能适时调整，很难进行活动，更不用说扩大发展。前此梁启超提出整顿保记，正是鉴于保皇会的组织不能胜任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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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1月18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详细道出保皇会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在他看来，商务公司集股虽然可得大款，保皇会筹集会款的形式则难以为继，他和徐勤各以一年半年之力，遍游美洲，所得不过华银一万，加上直接汇港者，也只有一万五千。再加新开三埠和墨西哥所得，两年内全美会款不过三万。而当地欲办各种事业，尚须留款，不能全部汇港。各埠成立会所即需用款，不成立则会易散。权限分明虽能得实款，却不易聚多人。南洋各地更是易动摇不可恃。梁启超为了筹款，日日下气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但不知于内地办实事和本埠社会改良有何益处。革义固然难行，舍钱买侠士，又不宜行，“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康有为禁言革义，则只好言和平，以学校报馆等名义倡捐会款，而康有为又欲移以办秘密，即供养刺客。梁启超对外难以向华侨交代，对内又无法做成一二实事，左右为难，内心极度焦虑。[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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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进退两难，反映了保皇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这不仅必须由保皇会的最高领导者康有为亲自决定，还需要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传达给保皇会的干部，协调机构，统一认识。保皇会准备采取的形式就是召开大会。1903年10月28日徐勤函告谭良：“长者九月返港，可以大集同人，重申命令，于会事、译局、商会、报局等事一律妥商，另派心腹人主持一切，则大局可安也。卓如本一书生，心地太好，易为人所愚。今趁长者归港，互商一切，则各事不至不可收拾，诚不幸中之幸也。各事必须长者自定，自有办法。”[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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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决定在香港召开大会及其时间安排，经历一变化过程。本来梁启超计划于1903年九十月间东归，归后必到港澳与总局诸人全盘打算，“共商不拔之基也”[230]。这可以视为大会的动因。康有为早在1902年与1903年之交便有归港计划[231]，目的是“以通内地，运动复辟事”[232]。决定开会后，他原定于旧历九月返港，然后大集同人，后来推迟到11月下旬才抵达香港，会期相应延后。11月18日，梁启超通知康有为，要12月中旬方到横滨，还需在滨逗留一两月，“未知究能赶到港与先生相见否耳。至大会之期，则必不能及矣”[233]。11月下旬，各埠保皇会代表陆续抵达港粤，准备参加大会。[234]26日，徐勤通知康有为，他和梁启超、冯紫珊等人要到12月下旬才能返港，保皇会为此再度将会议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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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徐勤致函谭良，告以“长者已到港，十二月便大集同人会议其事。弟不日即返港，来年办妥广东公学事后，议[拟]即往星加坡开一日报，以为南洋各会之机关。……凡各埠一切银两，宜全寄港中”[235]。但梁启超虽于12月中旬返回横滨，却因患寒疾和清理广智书局事，一直到1904年2月初仍然稽留日本。[236]在此期间，先期到港的康有为、徐勤等已经下手整顿会事，1904年1月12日徐勤函告谭良：“商会股份，乞即日催收汇港，趁长者在此，易于商办也……现下同人已绝无意见，一切事权以[已]归长者统一。”[237]二三月间，梁启超赴香港参加保皇大会。[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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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保皇大会的内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者也感到很少材料可以参考。只征引了1904年3月22日李福基致福生泰大号马万年的一节短信，函谓：“康、梁、徐诸先生现群聚于香港，专以商会为事，常来书催收商股银汇返。敝处刻已陆续催收，近日合加属约有数万元汇港矣。”[239]其实，此次大会虽系根据商务公司章程每年在香港由总局召开一两次股东大会的规定而举行，但同时又是保皇会的代表大会，商会只是大会的议题之一。其他重要议题至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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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澳门的机构不再担任总局角色，而与商务公司的办法相匹配，以横滨和香港为总局。所以后来谭良称：“总局昔分港澳，今尚分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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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员：“昔之镇港局为何穗田、王镜如、邝寿民，去年（按：1904年）坐镇港局者，则增徐士芹、梁启田二君，何、王则在澳为多焉。”[240]这一变动，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也是为了化解港澳与滨沪的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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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采纳梁启超的设计，商会公司于总理之上另设正副督办，以专事权。正副督办由康有为、梁启超担任，总理、协理、管库等职应由何穗田、梁铁君、叶恩、邝寿民、康有霈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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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办各事：1.办报，在香港发刊《商报》，由徐勤主持；在上海发刊《时报》，由罗普、狄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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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学，徐勤在九龙重开万木草堂的建议看来未获批准，仍照原案举办广东公学。此事由梁启超和徐勤在美动议，“欲在广东办一大学堂，如此乃足以恢复本会之声名，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并以此名义鼓动美洲华侨捐款数千。康有为和港澳总局欲将此项捐款挪作暗杀张之洞等秘密之事，梁启超表示碍难从命，因为“弟等已布告各埠，且梁诚亦已允出奏，其事万难中止。若此款一移他用，则弟与君勉无复面目以对人也。且此事实为今日第一急务，办此事后，本会声名大振，根基稳固，不能摇动矣”。[241]徐勤鉴于滨沪同人悖逆，不愿将款交与薛仙舟，而欲用以重开万木草堂。虽然他一再向康有为请示，最终未获同意，所以1904年1月12日徐勤函告谭良：“罗省会款，乞早汇港，以便开办公学。顷薛仙舟已返国，势不能不办也。”[242]不过，此事虽然议定，却迟迟没有进行，导致后来保皇会内部风波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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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闭公益客栈，改办华益公司。公益客栈本来由徐勤创议开办，经过前此的争斗，反而成为心病，必欲摆脱。徐勤连续向康有为进言：“港中公益，朱礼等在此日招食客，费去公款甚多，殊令人解体。弟子报股仅得七千余元，已绝不在港办矣。公益宜裁省一切，实为至叩。”[243]“公益每月耗费甚大，乞夫子必设法止之，不然更不了矣。”[244]至于华益，在梁启超的建议下，由叶恩主持其事。据说“当华益公司创办之初，叶恩屡函求康总长用彼为华益总办。康总长知彼不胜其任，故屡却之。适梁总长来美，彼力求之，梁总长遂许之”[245]。梁启超用人，往往偏爱与其同有过言革经历者，令保皇会内部始终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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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难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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