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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会虽然重新调整了组织人事，但香港总局的办事效率依然不见起色，与横滨总局的关系也未能协调融洽。会后，在康有为的授意安排下，保皇会一度将密事的重点转到暗杀行刺，准备孤注一掷，由梁铁君出马率领，横滨总局负责策划及供应。11月初，梁铁君等人出发北上，兵分两路，梁铁君亲率一支，梁炳光率一支，“合办必得当也”。梁铁君计划到1905年6月实施行动，预算约须一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交与其作旅费，答应一月以后陆续接济，并与梁铁君等人公拟电文，致电香港总局：“镜、寿、祐鉴：承佛命电滨五千。望必应。”“而港中竟不允”。王觉任来函云：“祐力持不许也。”此事梁启超不能明言，况且即使告知，“而彼果坚持，亦无如之何，真是无法”，只好转请康有为向叶恩求助。[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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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公学两事，时时催款，历久不办，令华侨“问者纷纷见疑”[247]。广东公学到1905年才开始招生。[248]至于商会，先是康有霈和徐勤拒不听命，干涉港商务，而被康有为撤去[249]；继而梁铁君又另谋密事。由于商务公司迟迟未开，以致谣言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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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谣言之攻，皆集矢于港局。而集矢之由，有大有小，有本有末。其大本则因商会也，而商会之生衅又有二焉：其一，内疑。会中之人觊借巨万之款，结队挟制，不得，则反对而散离会，挟其同党十数人，或盘踞保皇会局中，或散处香港金山庄礼拜堂内，遇有各埠归者，先为怖言，以其近在港局，则莫不信之。且金钱之事尤易动疑，数目未见，商业未开，股票又缘故迟而未发，敌报又日日相攻，而总局仍犯而不校，展转相传，浸渍久远，积非成是，谁能辨之？此内疑之所由生也。未有商会，则无款可借，故无因内攻，此昔年不内疑，而今者内疑所由起也，商会之故也。其一，外攻。孙文、陈〔少〕（按：所增少字为衍字）白之为反党也，向亦亦相攻也。彼党运动于海外，吾党亦推行于海外，各内行其事而已。无如近年，吾会遍五洲，凡华人之地，几皆为吾党之地，彼无所置足，无所投身，入国不可，外游不可，于是近年妒极，渐渐相攻矣。及商会之成也，认股者数百万，银行可成，则铁路、制造各厂无不可成，中国之大利大权，皆在吾会之手，而彼将至于绝地。适得吾之叛者归之，因相与别招公司，而倾吾商会，在港在美，内外夹攻，究尽其力之所至，诬造百端，冀倒吾保皇会，则商会自归于彼，而中国之大利大权即在彼矣。昔年无外攻，而今者有外攻，皆商会之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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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4月8日，香港总局再次召开商务公司股东大会，“集港中同志验视商会股本银款”。会后叶恩函电将详情通告美洲保皇会，各埠代表亦有信函寄回，“而一年之谣攻，是非真否，可不辨而解矣。然即能解，而商会仅得此十一之数，银行不成，大事难办，中国之大利大权非吾会所揽，已非商会之初意。嗟哉商会乎！暗中已为内叛外攻所散尽矣”。不仅如此，此事还牵累保皇会，“保皇会虽能坚立不摇，而人心怀疑，攻动总局，甚至波及会事，两疑则不能相孚，而举事维难，无从整顿。既不整顿而长相疑，则会事必将渐就堕落。嗟哉！我保皇会亦几几乎为内叛外攻者所散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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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商会外，各埠同志对香港总局的怀疑不满之事尚多，其一，招呼不周。各埠同志归港来访，往往数数不得见。据说丘逢甲拜访徐勤、邝寿民，六次不遇。同人在外舍身弃业而劝会事，万里远归，望总局之热情如还家见父子兄弟，至此虽至热之人亦仿佛冷水浇背。其二，款待不厚。总局之人游各埠，受到热情款待，而各埠之人来港，待遇甚薄。其三，港局无人才，通信少而不办事。疑其人虚礼应付，不做实事。其四，地方狭窄而不体面。外埠各会所悬挂匾额，铺设堂皇，以为总局必极壮观。及还港问人，而人不甚知，及登三四层楼而至会所，又狭隘简陋，更不高兴。再遇内叛之人下以反间之言，益生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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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康有为指示谭良等向各埠发布专启，告以总局之欲招待周，款待厚，书札密，办事多，局所壮，当更有过于各埠同志，以自增体面，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港局的议论，自1904年起日渐增多，而坐镇港局的徐勤、梁启田、邝寿民等，均舍身忘家，忠义苦心，尽心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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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事最繁，寿民以一身任之。凡同志应接往来，迎送招待，买物办事，零碎重叠，以百埠及局内人办事之付托，其繁夥不可思议，寿民一一理之，无失无误，无诿无倦，谦恭勤慎，人人如一。数年以来，港无会所，皆以寿民之店为之。凡招待一切茶点、饮食，除酒席大事外，未尝以一文开公款，支公租。此岂复可再得者乎？何穗田之在澳，冯紫珊之在滨，亦略如之，但皆无香港之冲繁疲难耳，故寿民尤为其难焉。乃至一信之通，一人之事，各埠之情，香港大商银号金山庄，一切尽悉，亦惟寿民是问。舍寿民，则一切皆断无人能代之。故书信如山，宾客如市，于是寿民之丛杂劳苦极矣，虽化身百千，不足供公众之役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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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在港期间，“自早起束身见客，至四更解衣而卧，中间口无停声，笔不停挥，流汗沾面，未得少息。一月得床而卧者，至多不过七夕，余皆列几而卧”。会所设床榻凡廿三铺，以寓宿者多，梁启田等还时常须在外借宿。往来应酬者自官场至各省士夫，本省故人，各埠同志，人凡万千。仅各地同志归港者日日皆有，少则十数，多则百数。港局各人，办事愈多者见面愈难，即便简单应付，已经无暇清理国事商事，甚至不能复函康有为。若请人待客，既需多金，又要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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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定例入会者仅捐花旗银一元，以后再无月捐或年捐。庚子勤王，用去美洲、澳洲、檀山、日本等地的会款，此后新开会之埠不多，原有各会续入会者，会款极少汇港。而各地前来食宿者众多，甚至呼朋引类，数月不支，还有冒认者。港中笑话相传，“至谓午饿晚饥，何不入保皇局食点心与饭乎？但称同志，即可得矣。其可笑如此。然不敢不招呼也，虑其真为同志也”。保皇会章程虽然规定须分等级招待各地干部，但钱少用多，无法按章办事。新建会所，需款数万金，若有款又须办国事，而国事多秘密，皆两会长派人办理，港局不能参预。至于指责办事人中饱，此为内叛者之诬攻，反间者之毒言。总局各人舍身家为国事，不欲自辨，而各地华侨积疑在心，“应允公学十万之款而不交，于是累总局买地费万八金而难填矣；应允商股百万之款而不交，于是保皇会几因而散焉”。若不剖白，势将“散其会以亡其国”。康有为希望将此函集会众宣读讨论，去其疑心，并以各种形式商议整顿总局和招待同志等事，颁布施行，以获公益而杜后患。[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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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意旨很快得到贯彻，1905年6月，保皇会在纽约举行大会，“公定新章，内有招待各埠同志一节，港中同志以华益公司及商报局地方均非宏敞，恐于招待不便，特创一中华酒店于本港上环海旁省澳轮船码头，地位极佳，店中铺陈，均甚精美，与西人各酒店无异，为中国向来所未有”。1906年2月8日，中华酒店开张，生意甚旺，但房舍太少，不足应客，拟再加扩充，定为有限公司，集股4万元（分为800股，每股50元）。各同志返国，入住该店，上等客房每日二元，二等一元，招呼极为周到，由芝加哥分会的李玉成负责。这时保皇会以《商报》为总机关报，销量达到5000份，为港中各报所未有。广东公学招生增至二百余人，商会招股也进展顺利。[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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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康、梁致电上海、香港、北京等地，呼吁大集志士，开会鼓动，向政府力争。[252]叶恩等即在港大开会，请客集众，通电政府及督抚。[253]稍后广东成立拒约总会，“公举总理四人，惠伯亦在其列。近已连日叙会，商议办法，已联络七十二行盖图章签名，立誓不销美货”[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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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保皇会大会的另一决议当为设立纽约代办总局，以便就近指挥。1905年12月26日康有为函示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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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约已设银行，而文款仍汇李奕尧，致问取多支离，不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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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约已设代办局，则文一切事当关白，而文以款直付港，不告纽局，又不报数。今纽局无所措，又不便明追生嫌，不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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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约总局我刻铜印，此只可我用，即纽局尚未宜。今文不告铭、雨而擅带出，不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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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定各埠到纽约换领凭票，我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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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例“令纽局每复日报一次”。[255]汤昭、康有霈为掌管纽约财权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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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设纽约代办总局的同时，对香港总局作了人员调配。1905年，保皇会鉴于“科举已废，中国立宪之机已迫，将来为学生世界，政党将由此起点。吾觉[党]目下有政党之质点，而无政党之材料”。若不多派党人留学，“将来不特政党不能分一席，而亦必在天演淘汰之例”。[256]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以及事业发展的需要，多名草堂弟子及其子女前往欧美、日本留学，香港人手不足。为此，康有为安排陈继俨回港办事。后者对此积极性很高，而康有为对他始终不太放心。1905年12月26日，康有为向谭良详述其用陈办事的内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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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今以才自负，目空一切（昔在南洋筹款，鼓动邱菽园大款有功），以未大用，颇怀怨望（当时不大用之者，以是时穗田有力而执澳权，一切倚之，穗与仪大不睦而与镜好，故用镜不用仪。为此，仪不知内情而疑我偏信，镜如可解之）。其在檀入美（自来美五年），一筹不展，一圆未筹（卓如因此甚怪之。即如商会，彼不筹一文），此或其怨望之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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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以才自命，吾在砵仑问其筹款，又无一策也。故吾虽爱其才而欲用之，生许多计较，一不似极亲之师弟，极似外人。在彼有怀而避嫌不自达，我亦知其故，故有深痛大怒而亦隐忍，不甚责之。然吾之于同学诸子，无不开心见诚，而于伊不能。既不能而共事，又彼意见极殊，多不奉命，不用之，则又怨望。此则伊有才而不□学道者之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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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欲用伊办港事，吾已逆计伊将来不听命，必至撤差。至此时，则嫌怨益深矣。不用之，则伊无时不谓吾未一日大用之，伊不能分毫展其才，但怪谓吾不识人，有一范增而不用，是以致败。计今港局诸子之才，诚无比伊者。而穗近以贫怨望，又宜反其道以待之，故今日一试用伊最宜，伊必有小效，但必违命，至大怒撤逐。伊向来欲总办港事，以非彼莫任。今所云云，不满于约法三章耳。用不用，有此两难，汝以为如何？在吾意以为，已告伊，必当用之，以试其才，且以塞其七年怨望之怪心。即他日撤之，究是至亲师弟，与外人不同，嫌仍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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