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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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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00年以来，战争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军事专业也日趋发达，从而引出军事集团以专业化为借口摆脱政治控制的恶果，为了维持目的和手段的平衡，更为了有效地指导战争，乃有“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出现（详情参阅本书正文“战略机遇之争”），并逐步发展为独立的战略学，此即研究战争史所必需之第三种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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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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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战争史毕竟仍是历史，故而，历史学亦必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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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是研究战争史的必备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之特征，当然可以“多多益善”地叠加次级知识（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但此四大支柱为必不可缺之基本支撑，则无疑问。也必有了这样一种立体的知识结构，才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论，以无厚入有间，切中肯綮、游刃有余。假如只是立足历史学的单一视角，满足于厘清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则不仅严重地限制了研究的质量和层级，甚至无法有效甄别史料本身——这就像一个根本不懂物理学的人无法写出优秀的物理学史是一个道理，越是专业性的史料越需要超历史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判读，否则，必将是连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本身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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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隐藏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在于，战争史研究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工作。没有哪个只懂纯历史学的学者敢触碰医学史、法学史和数学史，原因就在于相关研究的专业性极强，不容外行随便发言。战争史研究同样如此，如不能树立必须的门槛和标杆，所谓存亡之道、以史为鉴，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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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历史可假设，战争须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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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自晚清以来，我国的战争史研究长期为不同时代的宣传需求所左右，连严肃的纯史学研究要求都难以达到。少部分能沉潜于历史研究者，却又多陷入“史料即史学”的误区。此种思维在一般历史研究中的误导性前人早有反思，[11]而其对战争史研究的误导更为严重，却一直缺乏相应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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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即史学”的错误，正等同于“情报即军事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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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论，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无处不在，[12]战争中的情报或者数量太少，或者太多，或者姗姗来迟，或者与事实大相径庭。而战争本身又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企图通过充分的情报搜集来致胜的想法是最大的战争乌托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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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一方通过某种方式单方面驱逐了战争迷雾，摩擦力、偶然性、概然率也还在影响着战争的每一个环节。所有这些未必会以“史料”的形式直接保存下来。越是临机性的决策，往往越缺乏权威的原始史料。更何况从兵者诡道的角度讲，很多战争决策出于保密的需求，不仅不会形诸文字，反而要层层掩饰其真相。故“军人靠判断和推理行事”（刘伯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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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进行中的战争离不开判断和推理，对过往战争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判断和推理。正如同进行中的战争不能单纯依赖情报，对过往战争的研究也不能单纯依赖史料。在这里，历史清晰地展现出明暗两条线索，所谓历史明线，指可以使用史料直接呈现之史实，其还原主要靠史料的搜集、梳理、陈述；历史暗线则指必须通过分析、解读、研判史料始可呈现之历史事实，其还原主要是对史料的判读。具体到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本身的局限已如上述，如果再考虑到战后尤其是战败后很多资料的封存、遗失和人为毁坏，更可知欲通过直接使用史料来呈现战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脱离了专业的思考和判断，则不仅单纯的史料堆砌无益于后人反思历史，甚至连史料的甄别、使用本身也会出现严重偏差，终致单纯地还原历史连带也成为不可能之事。由此可知，那种企图纯粹依赖史料本身展示历史真相的想法，是一种在现实世界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很多国内学者明明已经掌握了第一流的史料，却写不出第一流的史著，根本原因即在于思想上的画地为牢和知识结构的扁平单一。其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就是：历史能否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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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既成事实的历史结果而言，任何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对于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后人恰要勇于假设才能超越历史。战争史研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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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的过程，是对抗双方或多方之不同选择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作为事实的历史即现实选择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那些被放弃或未被充分发掘的选择，就构成了未曾发生的历史，其中蕴含着大量未经充分检讨、推敲的历史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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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德国陆军能够在拿破仑战争后及冷战前的一百多年内称雄全球？除了参谋本部制度的创设、学者型军官团的培育、强大工业基础的支撑、作战概念的条令化和名将辈出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兵棋推演（war game）的发明与发展。所谓兵棋推演，其最初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历史中过往战例的推演，在战术（tactic）与作战（operation）层级，探究其中的隐藏变化和现实得失，进而更深刻地思考史实的得失和原委。其实质即在于通过推演历史来超越历史。此后，这种方式风靡列强世界，并逐步完善，进而用于对未知战斗的推演。近代日本军队即非常注重兵棋推演。今天的美国军队及其教育机构和一些战略智库同样注重兵推，且正在摸索战略层级兵棋的开发，预示了兵棋发展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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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的精神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没有用在战争中而是用在了博弈游戏里，这就是围棋中著名的“复盘”。所谓复盘，就是由对弈双方在对局结束后，重新推演棋局，一则交换心得、相互学习，一则探究关键节点及其未尽之变化。而围棋其实又远非一种单纯的博弈游戏，而是一种到目前为止最具战略意涵的对抗模型。其与兵棋推演的差异在于，围棋注重抽象战略思维的养成，兵棋推演则结合实例，在战术、作战层级作高度针对性的行为检验。其实也可以将兵棋推演称为一种精密化、案例化、实战化和中低层级化的“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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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战略和战术的决策与实践都可以复盘，何以战争史研究反而不许假设？事实上，“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的过度推演，早已成为限制我国战争史研究发展的最大紧箍咒。如不能及时摘掉这个紧箍咒，则一切战争史研究都将沦落为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背诵、幻想和感情宣泄，而永远无法依靠理性的精神来超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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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理性回顾就会发现，120年来，中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固然问题重重，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是盲人摸象，或立足纯史学立场，或立足纯军事学立场，始终没有产生过立体饱满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日本战略学、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水准，再看一看其军事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程度，就知道其根本缺陷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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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复盘”的精神来对待战争史。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昨天的战争，进而打赢明天的战争。具体到甲午战争中，中日双方虽然留存史料颇多，但涉及战术细节的准确数据极少，已很难在战术层级做精密之兵棋推演，然仍可立足于大战略、军事战略和作战层级之行动，进行中高层级的复盘。这正是本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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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复盘史学与假设史学的区别。在西方史学界，一直不乏运用假设史学观写成的著述。如《未曾发生的历史》、《假如日本不曾偷袭珍珠港》、《谁打败了希特勒》都属于此类著作。[14]此类著作取材广泛，具体写法为围绕某一种历史可能性展开推演，最终以虚构的历史来促进后人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复盘史观下的历史研究与之不同：（1）复盘史观仅限于研究对抗性事件；（2）复盘史观注重历史的多种可能性；（3）复盘史观研究之重点并不在未曾发生的历史，而在于通过推演具有可行性的可能选择，更深度地理解业已发生的历史。故而，复盘史学不采取虚构笔法，只是在分析固有史实时运用了一种较独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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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着“复盘”的精神研究战争史，也会遭遇一些独特的暗礁。最大的危险即在于研究者往往会站在后人的时空概念和技术基础上臆测历史。所以，兵棋推演的基本保障即在于维持当日的能力环境，而不能肆意假设历史，如假设丰岛海战前的北洋水师拥有了核潜艇，即突破了此类研究的底线，而变为一种穿越小说式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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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孟子所强调的“知人论世”正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支撑。一般性历史研究的价值随之凸显。当狭义的史学研究与复盘精神、军事—战略专业研判能力结合在一起时，我们才能竭力做到战争史研究的推陈出新、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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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让我们在这个新视角下，立足前述知识结构，运用新方法，重回120年前的死生之地，一探其存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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