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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兵贵神速”，从决策到行动的中间环节愈少，打击力度愈大。越是在萌芽状态扼杀威胁，成本越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中已指出：“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2]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在速度固定的情况下，又必然转换成空间问题。即使在空中加油技术可以使美国本土的空中力量实现全球打击的今天，美国仍要保持多个重型航母编队和大量的海外军事基地，原因即在于形成一种快速介入的前沿存在能力。反之，正所谓“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从防御的角度讲，剥夺了对手的攻击前沿，也就等于扩展了我方的安全纵深。因此，具备前沿存在价值的点，也是一种地缘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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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点又因为全球化进程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在农业文明时代，中等以上的强国基本都能做到资源自给自足。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安全与利益的相关因素也全球化了，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需要境外资源的支持，这就使得封锁的威力越来越大，反封锁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同理，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无视遥远地区发生的权力失衡现象，从而迫使博弈各方争相在境外谋求地缘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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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形态上，地缘支点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只是一国内的某个要点地区，如直布罗陀要塞、台湾岛、冲绳岛、对马岛；也可以是由一个或多个国家控制的地理区域，如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低地国家。当地缘支点以国家形式体现时，也就形成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所谓的地缘支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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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棋局》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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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指握有全球性权力的霸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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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地缘战略棋手国（geostrategic players），指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霸主国利益的国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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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地缘政治支轴国（geopolitical pivots），这类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的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特殊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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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是普通国家。这类国家既缺乏参与全球权力博弈的能力，即使参与了也难以对博弈过程产生实质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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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支轴国家对所有四类国家而言，都具有重大价值。如果普通国家或某个支轴国家能够控制一个或多个支轴，即可能升级为棋手国。棋手国如能控制一个或多个支轴，即可能具备颠覆原霸权的能力。而全球性大国则需要比任何国家都更密切地关注、介入支轴国家的事务，如运转得宜，往往根本不需与棋手国和普通国家直接对抗，就可以在战略形势上遏制住后两类国家的扩张，达到强化霸权现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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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围绕支轴国家展开的竞争贯穿于国际政治的各个领域，究其实质，正是对地缘支点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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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缘支点如此重要，但要在现实世界中认清支点所在，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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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必须有清晰且敏锐的地缘意识，才能看清现实中的地缘支点所在。传统中国本是一个地缘意识非常强烈的国家。《周礼》中的“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即包含有深刻的空间治理意识，民国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就是从中悟出了地理和制度是历史研究的两只脚的道理。[6]至春秋战国之世，列国相并兼，乃从此种空间治理中转生出空间对抗之意识。从晋楚角力中原，到秦魏争夺河西，再到楚汉之相拒成皋、荥阳莫肯先退，韩信之大迂回进军，汉武帝与匈奴争夺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张骞“欲断匈奴右臂”而远赴绝域……无不展示出强烈的地缘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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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前述地缘意识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性，这个局限性的实质在于，传统中国受到当时落后的地理知识的局限，并不知道我们是在一个球形世界中活动，反而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平面地缘意识。同时，受到落后的交通通信技术的局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格局并不存在，不同区域近乎相互隔绝。这又产生了一种边界意识。二者结合后，就导致当时人的地缘战略观是一种类似于围棋棋盘式的平面、有限战略观。角力的赛场有明确的边界，相应地就比较容易确定中心所在。非逐鹿中原，不能称雄定鼎。但如不能先建立根据，则无法力压群雄。而在边角地区设立根据地显然比在中原设立根据地更有利，最简单的一点，边缘最难被包围，也最难被迂回。围棋所强调的“起手据边隅，逸己攻人原在是”也就不仅仅是棋理，而是高度凝练的战理了。一部中国战争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部在边缘建立根据地、进而逐鹿中原的历史。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罗马史中，罗马帝国之中心即为深入地中海之亚平宁半岛，而中心之中心则为罗马城。汉尼拔经营西班牙，联络马其顿，越阿尔卑斯，入亚平宁半岛，即深合边角战略之奥义。但罗马三面环海，北面为阿尔卑斯山，虽处中央位置却防御态势极佳，加之其国家构造、外交体系的优越性，终于能抗住汉尼拔的重击。此后，罗马夺取西班牙，击灭马其顿、迦太基，进而经略埃及、高卢，沿密林、大河、海洋、沙漠勘定帝国边界，包地中海为内湖，则可视为中心强国对边角国家的反向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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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马也好，传统中国也罢，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面向欧亚大陆腹地一面的边界无法封闭。而这个方向上活跃着强大的游牧势力。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无法推进到十五英寸等雨量线以北、以西的地区。打败匈奴、打败突厥都不困难，难的是无法阻止新的游牧势力填补这块黑洞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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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站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形势上看，就会发现，传统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是活跃在这个巨型棋盘边缘的大国。而受到前述技术限制，都无法真正去逐鹿欧亚大陆之腹地。唐帝国一度深入这个腹地，却反而造成扩张过度的断裂，成为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所以，传统中国只能逐步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向相对安定的沿海地区，进而调动东南财赋支撑西北国防。罗马帝国则同样难以避免蛮族入侵带来的解体厄运，且一经覆灭便不再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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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在罗马帝国崩溃的灰烬中，孕育了现代欧洲。如果说基督教在黑暗中延续了文明的火种，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则奠定了欧洲霸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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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去，无论是哥伦布（Christoforo Columbus）之“发现”美洲，还是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之环球航行，都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纯地理活动，其背后隐藏着地缘战略观念的彻底转变。在这个被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命名为“哥伦布时代”[7]的时段内，边界的意识首先被彻底打破，借助新的航海技术，长期扮演阻碍介质的海洋一转而为交通的坦途，在这个坦途上，不断有像美洲这样的新大陆被“发现”，从纯地理角度讲，美洲自古即存在，且早有人类抵达，无需任何人再去发现。但从战略的角度，哥伦布的行为仍堪称大发现。这种发现意识驱动着西洋列强不断前进，通过开拓新的战略空间来改变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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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步，平面地缘意识也开始逐步被立体地缘意识取代。如果说战术的立体化是随着潜艇与飞机的出现而形成于20世纪，战略的立体化则早就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形成了。最核心的一点即在于，人类终于发现了球形世界这个事实。其意义之重大正可与这个事实本身的寻常形成彻底的反比。正如斯皮克曼二战期间一语道破天机般指出的那样，在这样一个球形世界上，单纯的地理位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中心铺展出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而无论我们选择哪个国家的中心点作为绘制世界地图的中心投影点，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国家处在被其他国家包围的状态。所以，单纯的地理位置已经无法确保包围和反包围，而必须在全面考量力量分布、国际关系等因素后，人为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8]这就大大凸显了外交的重要性。而外交之展开又离不开具体之空间，这就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动态的地缘战略观。“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而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此外，“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权力地位发生变化。”[9]也可以说，地缘战略考虑的是四种因素的聚合效应：地理位置，权力分布，资源分布，技术手段。一言以蔽之，“地理位置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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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二者结合在一起后，就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新地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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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后，可供“发现”的空间越来越少，于是，人类的地缘意识又进入第三个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在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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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终于掌握了精准的全球地图，从而可以立足坚实的地理知识来进行明晰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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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不再有未知空间涌现，人类对已知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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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自1500年以降的200年里，我国不幸沦为大航海时代的落伍者和出局者，连一张世界地图都没有，自然不可能产生全球战略意识。即便后来有了全球地图，也还是没有动态的全球战略观，深层局限即在于，国人依然在思维的惯性中，用原始的平面战略去对抗后哥伦布时代的立体战略。鸦片战争后，中国迟迟不能形成敏锐清晰的现代外交意识，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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