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824086e+09
1706824086
1706824087 如站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形势上看,就会发现,传统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是活跃在这个巨型棋盘边缘的大国。而受到前述技术限制,都无法真正去逐鹿欧亚大陆之腹地。唐帝国一度深入这个腹地,却反而造成扩张过度的断裂,成为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所以,传统中国只能逐步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向相对安定的沿海地区,进而调动东南财赋支撑西北国防。罗马帝国则同样难以避免蛮族入侵带来的解体厄运,且一经覆灭便不再复兴。
1706824088
1706824089 但也正是在罗马帝国崩溃的灰烬中,孕育了现代欧洲。如果说基督教在黑暗中延续了文明的火种,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则奠定了欧洲霸权的基础。
1706824090
1706824091 回头看去,无论是哥伦布(Christoforo Columbus)之“发现”美洲,还是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之环球航行,都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纯地理活动,其背后隐藏着地缘战略观念的彻底转变。在这个被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命名为“哥伦布时代”[7]的时段内,边界的意识首先被彻底打破,借助新的航海技术,长期扮演阻碍介质的海洋一转而为交通的坦途,在这个坦途上,不断有像美洲这样的新大陆被“发现”,从纯地理角度讲,美洲自古即存在,且早有人类抵达,无需任何人再去发现。但从战略的角度,哥伦布的行为仍堪称大发现。这种发现意识驱动着西洋列强不断前进,通过开拓新的战略空间来改变力量对比。
1706824092
1706824093 与此同步,平面地缘意识也开始逐步被立体地缘意识取代。如果说战术的立体化是随着潜艇与飞机的出现而形成于20世纪,战略的立体化则早就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形成了。最核心的一点即在于,人类终于发现了球形世界这个事实。其意义之重大正可与这个事实本身的寻常形成彻底的反比。正如斯皮克曼二战期间一语道破天机般指出的那样,在这样一个球形世界上,单纯的地理位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中心铺展出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而无论我们选择哪个国家的中心点作为绘制世界地图的中心投影点,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国家处在被其他国家包围的状态。所以,单纯的地理位置已经无法确保包围和反包围,而必须在全面考量力量分布、国际关系等因素后,人为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8]这就大大凸显了外交的重要性。而外交之展开又离不开具体之空间,这就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动态的地缘战略观。“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而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此外,“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权力地位发生变化。”[9]也可以说,地缘战略考虑的是四种因素的聚合效应:地理位置,权力分布,资源分布,技术手段。一言以蔽之,“地理位置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10]
1706824094
1706824095 前述二者结合在一起后,就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新地缘意识。
1706824096
1706824097 进入19世纪后,可供“发现”的空间越来越少,于是,人类的地缘意识又进入第三个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在这个时代:
1706824098
1706824099 (1)人类终于掌握了精准的全球地图,从而可以立足坚实的地理知识来进行明晰的战略规划。
1706824100
1706824101 (2)由于不再有未知空间涌现,人类对已知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
1706824102
1706824103 遗憾的是,自1500年以降的200年里,我国不幸沦为大航海时代的落伍者和出局者,连一张世界地图都没有,自然不可能产生全球战略意识。即便后来有了全球地图,也还是没有动态的全球战略观,深层局限即在于,国人依然在思维的惯性中,用原始的平面战略去对抗后哥伦布时代的立体战略。鸦片战争后,中国迟迟不能形成敏锐清晰的现代外交意识,也就不难理解了。
1706824104
1706824105
1706824106
1706824107
1706824108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24]
1706824109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近代中日地缘认知的不对称
1706824110
1706824111 19世纪中后期的中日两国,虽然同属转型中的后发农业国家,同样受到前述平面地缘观念的束缚,但在转型时却出现了一个不对称的态势。其原因,除了第一章已分析的中日战略认知不对称这个基本原因外,尚有另一个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大陆性国家和海洋性国家对支点的不同感触。
1706824112
1706824113 在以陆地为媒介的战争中,力量输送主要是个资源量的问题。因为人本身是一种陆生动物,所以在陆地上的移动是正常状态。军事力量的移动,主要受到行军节奏和后勤保障的限制,只要物资输送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上来,军事力量就可以不断移动。当军事力量移动距离过远时,就要设置兵站基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种兵站的设置是非常灵活的,没有太大的硬性限制。往往是兵站因战斗需要而设置。而战斗又往往立足于充分发挥人类的陆生性这个特点,尽量兵行险道、出其不意。苏沃洛夫说“鹿能通过的地方,士兵就能通过”,就是这一特色的最佳体现。刘邦对函谷关的迂回,邓艾对剑阁的迂回,德军1940年对阿登山区的利用,都是经典的实战注解。只有在沙漠地区作战时才会出现异常情况,由于人类很难在沙漠中维持生存,兵站又往往被硬性限制在几个绿洲点和交通枢纽上,所以呈现出战斗因兵站设置而展开的局面。
1706824114
1706824115 但是,在以海洋为媒介的战争中,同样是受到“人是陆生动物”这个最基本事实的限制,在陆地上最寻常的进退转止,在海上都要借助特殊装备才能实现。人类一旦离开了这些装备和相关后勤支持,则连基本的机动都不可能,也就更说不上战斗了。这就导致海上力量比陆上力量更加受制于后勤因素。如果没有基地的保障,不要说远距离的移动,连舰队的生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海战中,基地是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海军基地仍要设在陆地上,从而形成“靠岸性”原则。在大洋上,能够充当此类基地的陆地就是岛屿。而这些岛屿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点很像沙漠中的绿洲,但其恒定性则比绿洲还要强。隆美尔一到北非,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类似海战的战场,决定以指挥海军舰队的方法指挥装甲部队,诚为极具战术天赋之洞察。[11]但其受固有陆战思维的限制,忽视此种环境下“战斗因兵站设置而展开”的特性,又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1706824116
1706824117 综上所述可知,海洋性国家对支点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大陆性国家。而又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称自己所居住的星球为地球,但其实表面的百分之七十是水体。在一个立足海洋构建起的全球体系面前,对支点的判定和争夺,尤其不利于持大陆性思维的国家。这种差异性导致了近代中日地缘认知转型的不对称,进而深刻影响了双方围绕东亚地缘支点进行的角逐。
1706824118
1706824119
1706824120
1706824121
1706824122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25]
1706824123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四大支点
1706824124
1706824125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后,清王朝虽然丢失了大片国土和若干主权,并经历着惨痛的长期内战,但毕竟仍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具备成为战略棋手的潜质。伴随着同光中兴展开的自强运动,对内意味着近代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尝试,对外则意味着重新成为一个全球性战略棋手的开始。而日本则至多算作一个支轴国家。当日本要改变这个现实,升级为战略棋手时,就必须抢夺其他支点,逐步改善自身的战略态势。具体到19世纪70年代的远东,在中日之间存在着四个攸关双方强弱的地缘支点,这四个支点自北向南依次为:朝鲜、对马、琉球、台湾。
1706824126
1706824127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朝鲜自古以来就在中日之间扮演着中间地带国家的角色。它与中国的政治中心隔海相望,又有陆路可通;其与日本则一苇可航,既是攻击日本本土最有利的基地,又是日本向大陆扩张最便捷的道路。当中日势均力敌时,朝鲜半岛就是缓冲区。一旦失衡,当日本强大且奉行扩张政策时,朝鲜就是顶在中国脑门上的枪管;反之,当出现一个强大且带有扩张性的大陆强权时,朝鲜又是一把插在日本胸口的匕首。
1706824128
1706824129 在朝鲜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对马,虽然空间有限,却地处要津,与釜山直线距离为51.4公里,控扼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对马海峡。从对日作战的角度讲,对马是攻击九州的有力中转站,反之亦是日本对朝鲜用兵的重要据点。再考虑到日本本土南北长、东西窄的形状限制,日本欲确保日本海方向与太平洋方向的连接和海运畅通,必须克服对马—釜山的中心阻断作用。故而,当朝鲜半岛与对马合为一体时,对日本的遏制效能最大。
1706824130
1706824131 琉球北控大隅海峡,南跨宫古海峡,与台湾及钓鱼台列屿相接,对控制东亚航道影响极大。它既是日本的防御门户,又是日本经台湾进军南洋的关键跳板,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中心区——东南沿海的防卫前沿。无论是合并还是联盟,一旦琉球与日本结为一体,台湾就变成中国对日防御的第一线。反之,如琉球与中国结为一体,日本就将被迫以九州为对华防御第一线。
1706824132
1706824133 台湾北接琉球,南连菲律宾,其战略价值有四:一、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战略屏障;二、是中国进出太平洋的关键枢轴;三、是阻击日本南下的重要基地;四、是经略南洋的重要基地。
1706824134
1706824135 正所谓“逸劳互易忙须夺,彼此均先路必争”。上述四个支点对中日双方而言,都具有此消彼长的双重价值,是势在必争的要点。如从前述地缘支点的五大职能上具体分析,这四大支点的战略价值如下表所示:
[ 上一页 ]  [ :1.7068240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