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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即便有前述缺陷，这些行为已经引起日方的恐惧和戒备，对中国外交人员的限制和监控越来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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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极大限制了中国对日情报的搜集和使用。甲午战争中，日军在缴获的清军地图中发现，中国绘制的日本地图错漏百出，居然将本州、九州、四国都想当然地画成椭圆形，而东京则被标在了大阪的位置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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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甲午战争后来是在朝鲜和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多少抵消了中方相关信息匮乏的短板。但日军在中国广泛布设的谍报网，则使日本的异国作战阻力大大降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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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军还引进了欧美标准的军衔、编制体系，并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废止镇台制度，确立了新的师团制度。[34]从此直到二战结束，师团始终是日本陆军的基本战略单位，也是和平时期的最大陆军作战单位。一个师团在战时满编状态共计18 500人，马5 500匹，下辖一个师团司令部、两个步兵旅团、一个骑兵大队、一个野炮兵联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大架桥纵列、一个小架桥纵列、一个弹药大队、一个辎重兵大队、一个卫生队，一个野战医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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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早在明治五年（1872），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兵役义务法。至甲午战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三级配置。其陆军常备兵力为7个野战师团，算上后备兵员，合计22万余人（甲午战争中实际动员兵力240 616人）。[36]则日军在陆战层面不仅占据质量优势，亦已占据事实上的数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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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夕，英国海军部情报处曾应外交大臣金伯利（Wedehouse John Kimberley）的咨询，递交了一份中日军力报告书，其中对中日陆军差异有极佳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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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大量不同型号的步枪，购自西欧和美国，已有些过时……在弹药方面，由于种类繁多，很难区分清楚。一般说来，随枪一起购买的弹药，时过多年都已经报废了。尽管从国外购买了这么多军火，现今大部分中国军队的装备，仍是古旧的火绳枪。从国外购进的武器，一般都是在仓库储存不善的，官方似乎也不愿把它配给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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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显然缺乏有组织的运输系统，也很难说有什么医疗服务。中国军人知道自己一旦害病、受伤将是什么命运，无论害病亦或受伤都会被抛弃，因而不可能有多大的战斗热情。战争时期尤其是这样。尽管中国士兵在西方人的训导和约束下也希望证明自身的重要价值，但在现有条件下，在中国军官的手下，只不过比苦力稍好一点罢了：肮脏、懒惰、涣散，脑子里没有起码的服“兵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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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军队）我想引用一位不无权威的军界作家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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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日本的军队也不过就相当于欧洲三流军队的水平。而我来到日本后却发现，这支军队竟有着如此完善的组织、精良的装备和全面的训练。更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东方民族，它们竟能这样轻松自如、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自己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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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日本军队的战斗兵力总共约有75 000人，但战争时期可以激增到250 000人。每个师、旅、团都有各自的征兵范围，在地方上都设有固定的指挥部。和平时期的75 000军队大致分属下列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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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兵……………………… 约55 000人 2. 炮兵……………………… 6 000人 3. 骑兵……………………… 4 000人 4. 其他……………………… 10 000人 总计……………………… 75 000人 其中，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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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军官都毕业于帝国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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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尽管有一部分中国军人不像上面描述的那种散漫之徒，但总的说来，他们还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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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军队战时可以增加到200 000人以上，而且装备精良、组织完善、随时能战。他们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民族热情高。他们的运输、医疗措施组织得力、行之有效。他们武器精良而且操作熟练。从这些方面看，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同时抓紧按照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军队。不过，就算是日本能给中国时间的话，中国也不一定会这样做。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军队一词的含义和用途。当兵从古到今都是受人歧视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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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头看去，我们不能不对英国谍报机构的能力深表佩服。确实，在甲午战争中，双方虽然武器装备相近，但以军事建设水准与战争指导能力而言，实则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已经迈入现代的行列，一个还徘徊在传统的世界里。作为一个陆地大国，最终却在陆军建设上全面败给一个岛国，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的一大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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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晚清海军发展的认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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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权文明古国而言，进行海军转型的难度无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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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清王朝官僚集团的主流已认识到，传统的一套水师、炮台制度已不堪再用。如丁日昌所论：“自海氛搆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而无用。”[38]内阁学士梅启照也认识到，传统水师“以靖内匪则有余，以御外患则不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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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创建一支新式海军？这个问题就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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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相对于那些动辄唱道德高调的腐儒经生，李鸿章等实干派官员，业已敏锐地把握住现代海军武器的变革，但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地看清现代海军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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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便以为但有三十余艘蒸汽炮舰，即足以捍卫海疆，甚至直接以“轮船水师”指代新式海军。[40]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亦仅知“水路之利，在轮船巨炮”。[41]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则唯知买船、造船、修船、筹饷。[42]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将海防、海军问题总结为：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他还乐观地认为：“期以一年半而铸枪炮厂成；两年而炮台备；三年而水师立；五年而水师大备。”[43]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虽认识到“旧船旧炮”导致中国战败，却不明白这不等于说有了新船新炮就能克敌制胜。[44]内阁学士梅启照一论“仿造铁甲船”，再论“速购铁甲船”，可谓只知买船、造船，全不知现代海军为何物。其他如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后来出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所见亦不出前述买船、造船、修船、筹饷的范围。[45]这就异口同声把海军问题简化为武器问题，又进而把武器问题简化为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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