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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暂时消除了中日两国在朝鲜发生军事摩擦的危险，但代价是同时消除了中国在壬午兵变后形成的一线驻军优势。第三条则增添了潜在危险。日本等于是获得了和中国一样的出兵权，唯一的限制是出兵前要通知中国，而中国出兵也要事先知照日本。貌似平等，实则是中国吃亏。因为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本便有出兵自由。第二条亦然。因为甲申政变被粉碎后，朝鲜内部亲华派势力远大于亲日派。如此一组互相抵消，其实是消除了中国推动朝鲜自强以抗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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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又是一个很不干净的条约，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对日方有利的伏笔。唯一让后人略感宽慰的是，清政府在事后终于开始强化对朝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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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壬午兵变后，吴长庆的幕僚张謇便曾向李鸿章提出“朝鲜善后六策”，列出了强度不等的四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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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中朝合并。即由中国兼并朝鲜，设为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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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代理朝政。由中国派遣一名官员到朝鲜担任监国，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仅保留朝鲜名义上的自主权，实则将之变为中国的一个特殊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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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助强朝鲜。在朝鲜境内布置重兵，守备海口，并指导朝鲜进行内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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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朝鲜自强。推动朝鲜改革，协助其编练新军，联东三省为一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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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李鸿章并未重视这个建议。甲申政变后，李鸿章始决定强化对朝鲜的控制，其实际采取的是第二方案。而扮演监国角色的即为袁世凯。只不过为照顾朝方感情，没有直接使用监国的名称，而是以“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总办”的名义行监国之实。此前，中国满足于宗主—藩属之名，而较少介入藩属国内部事务。此后，在袁世凯的影响下，中国在朝鲜的实际影响力迅速攀升，中日对朝贸易比也发生变化。据日方统计，在此后的8年内，中国通过仁川、釜山向朝鲜输出货物的吨位逐年攀升，日本的优势地位日趋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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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仁川、釜山港输入朝鲜的日中货物吨位统计表（单位：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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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朝鲜对中日两国之出口额亦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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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通过仁川、釜山、元山三港输往中、日两国货物统计表（单位：西班牙银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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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朝经济关系之密切程度开始展示出强劲的反超日朝关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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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893年初，因为朝鲜禁止粮食出口，日朝矛盾再度激化。3、4月间，朝鲜内部又发生东学党动乱。李鸿章在接到袁世凯汇报后，立即出动靖远、来远两舰前往仁川，以备万一。后又调派济远、经远前去轮替。[13]5月14日，李鸿章还特别指示丁汝昌，密令总兵张文宣率120名精锐陆战队员，秘密潜伏在济远号内，以防不测。至5月19日，因朝鲜同意赔偿日本经济损失而结束了粮食危机，同时东学党动乱也烟消云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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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4年，无论是东学党的再次动乱，还是金玉均在上海的遇刺，似乎和以往的历次危机都并无明显的差异之处。但是，这一次的危机终于导致了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何以如此？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分析此段历史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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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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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从壬午到甲午（二）：对抗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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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述危机，中国逐步形成了针对朝鲜问题的危机处理模式，其特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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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尽量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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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通过适度的军事介入，抢在日本大举介入前消除朝鲜乱源，使日本失去干涉的依据，只能在外交范围内协商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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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通过缓慢转让朝鲜利益给日本，起到变相的安抚作用，以消除日本更大的扩张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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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日本也形成了一套对应模式，其特点同样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