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25676
1706825677
其一为尽量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1706825678
1706825679
其二为尽量通过压榨朝鲜获得补偿;
1706825680
1706825681
其三为制造余味,等待出鬼手的时机。
1706825682
1706825683
面对这两组模式,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四个:
1706825684
1706825685
问题一:中国为何能够在壬午、甲申、癸巳三个年份的危机中维持住大局稳定?
1706825686
1706825687
这其实是由如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1706825688
1706825689
1. 中国占有地理优势。
1706825690
1706825691
当冲突发生在仁川、汉城轴线上时,日方舰船如从东京、横须贺一带出发,需十余日才能抵达;即便从九州的宇品港出发,也要四日夜。而中国军队从大沽出发,只需两天半即可抵达仁川,如从烟台出发,则一日半可达。以壬午兵变而论,中国军舰比日舰晚出发近一周,却仅晚到半天,即拜此种地理优势所赐。这种优势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军事介入能力。
1706825692
1706825693
2. 冲突规模有限。
1706825694
1706825695
冲突规模的有限使得日本陆军的组织优势和数量优势无从发挥,中国缺乏参谋本部的缺陷则被掩盖。
1706825696
1706825697
以壬午兵变为例。
1706825698
1706825699
日本决定出动海军赴朝的第二天,驻日大臣黎庶昌便致电张树声,通报了这个情报。8月2日,清廷命李鸿章立即返回天津。8月3日,黎庶昌又致电张树声,告知日本军舰已开赴朝鲜,并建议中国也出动军舰。[15]张树声本意为按照程序先上报总理衙门,由后者上奏请旨,再由直隶总督府调兵赴朝。但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薛福成指出,“如此往复函商,需时多日,若日兵先到朝鲜,掳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机得失,间不容发。”故建议采取一边行动一边上奏的方式,在走官样程序的同时,立即调超勇、扬威、威远三舰自烟台赴朝,并续调陆军前往,以做最坏打算。[16]张树声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军舰,偕道员马建忠(李鸿章幕府中的外交干才)赴朝。淮军旧将吴长庆则负责指挥后续赴朝陆军。
1706825700
1706825701
8月9日,日舰金刚号抵达仁川。同日三艘中国军舰离开烟台,第二天即抵达仁川。考虑到威远仅为木质练习舰,并无战斗力,随行仅为训练新手,扣除不论。以数量讲,中方军舰二,日方军舰一。以质量讲,超、扬、金三舰皆购自英国,但金刚的舰龄比超、扬老五年,虽然吨位与防护略胜,但火力与航速均不占优。无疑中方业已占据压倒性优势。
1706825702
1706825703
第二天,马建忠在军舰上紧急接见了朝鲜校理官鱼允中。一番笔谈后,马建忠终于弄清了兵变的来龙去脉。形势急迫,马、丁紧急磋商后决定,超、扬二舰留韩威慑日本,马建忠亦留韩观察事变动向,丁汝昌则乘威远回津面见张树声,并呈上马建忠的报告书。
1706825704
1706825705
在这份报告中,马建忠建议张树声“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械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之所以如此急如星火,原因有二:一在“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二在“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17]
1706825706
1706825707
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就在丁汝昌带着这封密函,乘“威远”号急驶回津的同一天(8月12日),薛福成已为张树声制定了一个更周详的平乱计划。
1706825708
1706825709
在北洋的薛福成,与在朝鲜的马建忠一样,深感局势的间不容发,生怕日兵先到,“或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于李罡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罡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非中国之利。”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海道弯环迂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所以就算日兵先到数日,只要“稍有观望,未及肆毒”,我方就能后发先制,挽回局势。所以不必等六营聚齐再发,而应该令淮将吴长庆速率本部两营先发,东渡朝鲜。“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军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电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18]
1706825710
1706825711
待陆军登岸后,就应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或智取,或力擒,迅速制服大院君,押送来华。变乱自然平息。但万一日本占了先机,中方便要针对如下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预订备案:
1706825712
1706825713
一、若日军抢占先手,独力“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名为保护,实收朝鲜权利于己手,以行“蚕食鲸吞之计”。如此中方只有利用其“大势未定”,一面陆海大举,抢占要津,造成实力威慑;一面利用国际舆论和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于外交上“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
1706825714
1706825715
二、若日本已“与乱党合而行废立之事”,“中国宜专以讨乱为辞,直逼朝鲜”,避免与日本摊牌的同时迅速制服乱党,日本自然无话可说。若“日本出而排解,”我即当郑重“告以中国属藩之争,不愿他国与闻。朝鲜官民见我势壮气盛,必有应之于内者。”如此乱事一平,日本便无计可施。
1706825716
1706825717
三、若不幸大院君已被日本抢先抓往东京。我方应一面在外交上郑重感谢日本“代我平乱”的辛苦,一面加紧调拨水陆精锐东渡,不动声色地剥夺日本的战果。最后以中方指导下的韩日和谈了局。
1706825718
1706825719
四、若日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我宜外交上“遣使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19]
1706825720
1706825721
薛福成的建议被张树声全盘采纳,奉为韩乱平定方略。此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不出薛福成之预料。
1706825722
1706825723
8月20日,吴长庆率军登陆仁川。而日使花房义质果如薛福成所料,正为使馆被毁一事与朝方相持不下。吴长庆遂乘机疾趋京城,于同月25日至王京驻营。26日,马建忠于吴营中约见大院君,即于笔谈之际摊牌,迫其登舆,在丁汝昌的亲自“护送”下,“冒雨夜驰百二十里”。于27日抵达南阳海口,送上“登瀛洲”运兵船,海送北洋软禁。同时吴长庆军断然出击,斩杀乱党头目多人,抚平了乱军。
1706825724
1706825725
由此可见,这次危机的处理,全赖黎庶昌、马建忠、薛福成三人的运筹帷幄,可谓人的胜利,而非组织的胜利。其特点为事前没有预案,也没有现代化的情报搜集、管理、分析机构,全靠事情发生后,一两幕僚精英紧急应对。观薛福成之分析,确能根据敌情判断预设多种方案,但之所以能如此,根本原因仍在于冲突本身规模有限。如冲突规模扩大,超出二三幕僚的掌控范围,中方之制度缺陷即暴露无遗。
[
上一页 ]
[ :1.70682567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