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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在前述背景下，中方形成了何等认知盲区，又造成了何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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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朝鲜危机的变与不变，深层主动权自始不在中国一方，而是半在列强，半在日本。中国未能看透这个关键，更错看了日本，以为日本只能搞小打小闹，却不知道日本从未放弃过战胜中国、征服朝鲜、控制台湾这几个地缘目标，更不怕大规模军事冲突。《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内部仍有力主对华开战的声音。伊藤博文表示反对，也不是反对其追求的目标，而只是反对开战的时机。[26]包括在巨文岛事件期间，日本虽一度默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却又顺势提出中日共同保护朝鲜的建议，充分暴露了日本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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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后，日本决定以中国为头号假想敌进行军备充实，参谋本部更是执意要大战一场。只要战略大环境发生变化，日本所需克服者其实只有一点，即如何消除中国所占的地理位置优势，力争战争初期的一线军力优势。而日本实现的方法，绝非靠一二幕僚人物，而是以参谋本部和外交部为基干，有组织、有准备地系统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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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自1891年后，中日海军实力对比再次开始逆转。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已意识到：“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27]这一忧虑本质上仍未跳出壬午—甲申模式的局限，以为海军优势的逐渐丧失，至多导致壬午、甲申事件的重演，却没想到日本这次已不满足于再进行此类零打碎敲的蚕食。灾难不在“后难为继”，而是迫在眉睫。双方的这种思维差异，在1894年6月的前13天内，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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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甲午年的出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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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午前夕，远东战略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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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巨文岛事件后，英俄关系暂时缓和，连带的整个远东形势也得到缓和。这种大环境的缓和，反而释放出了日本挑起局部战争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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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要抢在西伯利亚铁路与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前击败中国，从而不再等待海军军备全面反超中国，而只是需要一个较为有利的时机：这个时机需要提供一个有利的出兵理由，又要能够避免重蹈壬午、甲申年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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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鲜内部形势也日趋复杂，东学党暴动失控引发的借兵问题，构成了相当有利于日本的开战时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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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族觉醒风潮已渐入朝鲜，朝鲜内部对华反感的力量渐渐增强。日美俄等国为强化自身在朝鲜的影响力，纷纷对朝鲜进行思想渗透。金玉均等甲申政变的叛逃者便一直得到日本的庇护，美国则力推朝鲜获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俄国更是汲汲于获得新的出海口。李罡应失势后一枝独大的闵妃，也玩起了制衡游戏，企图借助俄美等西方列强，平衡中日在朝鲜的对抗和影响力，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混乱。1885年10月5日，为平衡闵氏集团的权势，清廷又将李罡应送回汉城，[29]但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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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时任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兼具双重任务，对外要防范并抗击日本的侵略，对内又要防范朝鲜对宗主国的离心倾向。由于日本在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介入均被中国挫败，癸巳危机又大事化小得以解决。袁世凯对日颇有轻视之心。当1894年东学党之乱初起之时，袁世凯首先防范的是朝鲜内部的反华派，其次才是日本，而他防范的又不是日本大举入侵朝鲜，而是和前几次危机一样的小动作。他在3月8日（二月初二）给李鸿章的建议中说得清楚：“知韩国之官府中人与富商大贾现正密谋，欲有所动作，究其目的为欲镇压暴动乎，抑为阴谋新乱事乎，则目下尚难确言也”。而日本已派军舰来朝鲜保护商家与居民，“我国商民居此者亦不在少数，皆人怀忧虑而不自安。”“而目下停泊朝鲜海面之我舰，只小舰一艘，势难东西兼顾。惜全部北洋舰队现皆南巡，何时北归，想中堂必有确悉也。可否电令丁汝昌提督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鲜，停泊此间以保护我臣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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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掌控全局的李鸿章不能不更关注日本的动向。金玉均事件发生后，李鸿章通过长崎理事得到消息，说日本欲“调兵赴韩”，乃于4月8日（三月初三）致函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令其调查消息是否准确。[31]就在李鸿章等待回信期间，袁世凯已派译员往探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的“词意”，得出了“毫无生事端倪”的结论。[32]对此，李鸿章并不放心，他于4月10日（三月初五）致电袁世凯，嘱其注意：“倭之于韩耽视久矣，乘隙窃发，韩应预防。兵行多诈，恐非遣探大鸟能得确音。”[33]直到汪凤藻来电称“调兵事系讹传，似未便不商会便遽动兵”，[34]李鸿章这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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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因金玉均遇刺及戮尸、朴泳孝在日遇刺未遂、朝鲜使馆被搜等事件，日韩矛盾又升级，终致互撤使节。同时，东学党动乱规模也升级。5月8日（四月初四），在小站阅兵的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电报，后者汇报了东学党之乱的状况，并提到朝鲜方面希望在仁川港的中国军舰平远号能够协助运输平叛部队。对此，李鸿章当即指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落实。[35]他自己则忙于校阅北洋海军。日本海军为了获得此次校阅行动的情报，立即派出赤城号炮舰（舰长出羽重远少佐）前往旅顺，申请观摩中国的这次海军大演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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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亲自接见了出羽，相谈甚欢，并给与了方便。之后，“赤城”号不仅尾随北洋舰队，详细观察了演习过程，随员还登上旅顺炮台参观。演习结束后的21日，出羽舰长和一名军官与同时参观演习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等一起接受了李鸿章的款待。23日该舰跟随抵达芝罘时，当地日本领事馆二等领事伊集院彦吉在给外务省并转海军省的报告中提及，“受到了未曾想到的款待，达成了充分观察的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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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李鸿章对日本的警惕性亦非常有限。而日本军方却不满足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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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日本海军已派遣大和号军舰前往仁川。5月18日，原在仁川的军舰大岛号被调往釜山。20日，筑紫号从本土前往仁川。25日，又向仁川增派了通报舰八重山号。[37]由此形成了三艘日舰在仁川的状态。更多日舰也已在来朝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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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日本驻朝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浚致函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指出如东学党之乱失控，朝鲜高层只有两个选择：或被迫进行内政改革；或向中国借兵助剿。杉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极大。“一旦清兵入韩，朝鲜未来形势变化之趋势莫测。”他进而提出两点建议，“为保护我官民及为保持日清两国之均衡，至平定民乱、清军撤退为止，或以保护使馆名义，按旧约出兵；或清军虽入韩，我政府亦不必另下派兵命令。”并建议外务省进行“预先审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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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杉村采取双管齐下的情报策略，对朝鲜朝廷和中国驻朝机构同时进行多方刺探，基本做到了及时、详细地掌握相关动向。很快，平远舰参与朝鲜内战的消息亦为日本方面获悉。5月26日（四月二十二日），日本使馆派译员去朝鲜外署询问平远号为何参与行动。朝鲜官员答以“借送韩兵”。日译员又问有无中国士兵上岸。朝官员给予否定回答。日译员又强调，如有中国士兵上岸，必须按照乙酉年的条约知照日本。袁世凯由此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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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况对政府军的日趋不利，袁世凯建议加强援朝力度。对此，李鸿章认为“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倭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但表示可接济朝鲜正规军一批枪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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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基于对日本情况的错误判断，认为中国如能借这次机会出兵朝鲜，代为镇压东学党之乱，是一次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好机会。所以，他不断敦促朝鲜小朝廷向中国借兵，同时向李鸿章陈情，强调朝鲜方面的借兵请求是“必不可却之举”。因为：（1）如果中国不主动介入，一旦被其他国家抢先，就会严重削弱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2）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中国出兵朝鲜只需对日本进行外交知照即可，并无一方出兵另一方也出兵的规定，不需担心引发连锁反应。（3）日本即便出兵，也不过是百余人规模，前来汉城保护使馆；由于动乱地区远离汉城，日军来汉城反而引发纠纷，甚至将遭到朝鲜和各国的一致反对。潜台词就是日本连百余人规模的出兵都难以落实。[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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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情则全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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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日参谋本部得到了一个情报，三千名清军将从直隶前往朝鲜。5月30日（四月二十六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形成了促使内阁出兵的主流意见。当晚，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在家中，与下属第一局局长寺内正毅、刚从朝鲜考察返回的第二局第一课主任伊地知幸介等人详细讨论了朝鲜形势，并就出兵的运输、通信等细节问题进行了实战化商讨。讨论者中居然还包括了来自海军的大尉松本和。[42]最终决定立即联系海军和民营机构，开始出兵朝鲜的输送准备工作。[43]后来虽然证明了28日的情报是误传，但并未影响日本陆军的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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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寺内等人便开始联络日本邮船会社，落实运输船舶问题。[44]同日，重镇全州被东学党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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