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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四月二十九日），在袁世凯的推动下，朝鲜当局写好了借兵文书，只等前线再败即送出。反之，若战局好转，则不送。[45]同日，杉村浚派书记生郑永宁去拜会袁世凯，郑永宁一面刺探中方情报，一面继续释放误导信息。他试探性地问袁世凯：“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袁世凯居然毫未察觉其中的寓意，竟坦率地告诉对方：“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并反问对方：根据《天津条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郑永宁回答道：“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便以此为依据，草率判定日本不会轻易出兵。[46]李鸿章又轻率地采纳了袁世凯的判断，决定只待朝鲜借兵助剿的正式文书一到，便出兵朝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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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内阁已在2日这天正式决定出兵朝鲜。[48]且日军出兵决策的背后，有清晰的开战计划。当晚，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前往外务省，与外相陆奥宗光、外务次官林董实施进行了密谈。[49]密谈中，川上提出自己的判断：清军出兵规模大致为五千人，日军为获得数量优势，应出动八千人规模的混成旅团，只要能在汉城附近的战斗中获胜，即可迫使清廷议和。如清廷仍继续抵抗，并跨鸭绿江出兵，则增派一个师团的援军，推进到平壤一带，击溃自鸭绿江南下的清军，迫敌求和。对此，陆奥表示认可。林董则将这次晤谈内容总结为：“已不是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取得胜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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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四月三十日）清晨，杉村浚亲自拜访袁世凯，“交谈达三小时之久”。[51]袁世凯告诉杉村，朝鲜政府已于全州陷落后决定向中国请求救兵，只是正式文书还没有到。杉村一面将这个最新情报上报东京，一面打探文书发出情况。[52]其实，就在3日这天，袁世凯终于收到朝鲜官方的正式借兵文书。当晚袁世凯即发电通知李鸿章。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完全没有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来临，反而从他和杉村浚的晤谈中，得出了“（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的结论。同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和日本驻天津领事晤谈后，也得出了“略同”的结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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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五月初一），袁世凯派其书记官蔡绍基通知杉村，朝鲜已正式向清国发出借兵文书。杉村在收到通知后，立即致电陆奥，“清国军队约一千五百人即将自威海卫出发。请速派来日本士兵”。[54]杉村对清军的出发地虽判断错误，但对清军出兵规模的判断则惊人准确。同一天，李鸿章在接到朝鲜的借兵公文后，做出了如下安排：[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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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丁汝昌派军舰济远、扬威赴仁川、汉城护商。 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军练劲旅一千五百名，配齐军装，分坐招商轮船先后进发”。 致电驻日使节汪凤藻，令其将中国出兵事宜告知日本，“以符前约”。 部署完毕后上奏。 6月5日（五月初二），日本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了大本营。大本营是战时才设立的最高指挥机构，说明日本已经准备大打出手。作为最高统帅的天皇批准向朝鲜派遣混成旅团，参谋总长则对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了动员令。[56]陆奥则通知杉村，大鸟圭介将于6月5日下午一时乘坐八重山号驶离横须贺，直航仁川。随同大鸟一起前往仁川的还有300名海军士兵和20名警察。只有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态度相对较温和。大鸟出发前，伊藤指示应与袁世凯进行协商，尽可能和平了结。但陆奥宗光却给大鸟作了如下口头训令：要把在朝鲜取得优势作为主要目的，“向这个方向前进，纵使破坏和平，完全由我负责，所以阁下即使觉得过激，也无须顾虑，而应采取坚决措施。”[57]在朝鲜，杉村再度派郑永宁去清国使馆刺探情报。袁世凯又轻易将出兵规模相告：1 200名清军将于6月6日从山海关出发前往朝鲜牙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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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五月初三），第一批清军910人自塘沽出发。汪凤藻亦于当天将中国出兵的消息通报日方。但汪凤藻旋即得知日本也在讨论“派兵赴韩”的问题，他立即致电李鸿章，询问日本此举是否是和李商洽的结果。李鸿章接到这封电报后，并未上心，仍以为：“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且汉城安静无事，祈与妥商。”[59]李企图靠汪凤藻的口舌之辩阻止日本出兵，并预先认定日本出兵规模有限不足为虑，显现是受到了壬午、甲申两次事件前例的影响。而日方在这天已决定先将大岛旅团中的1 024名士兵、7匹马、13天的口粮、30米的架桥设备运往朝鲜；[60]并通知北京的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和驻天津的领事荒川己次，让二人分别就日本出兵之事知照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又通知汉城的杉村浚，要预先“为三百名海军提供膳宿”，“但你要小心行事，因为还未给中国政府发出派军之通知”。[61]陆奥在出兵训令中，提到出兵规模“除三百名海军外还要增派”，还特别叮嘱杉村，在告知朝鲜方面日本出兵事宜时，不要告诉对方出兵之规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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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汪凤藻刚就中国出兵一事通知了陆奥宗光，[63]第二天小村寿太郎也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日本出兵的通知。[64]其如影随形之迅捷，宛如壬午兵变中清军的后发先至。在朝鲜，杉村浚也致书袁世凯，告知“我国亦派兵来韩”。袁世凯立即派译员前往询问：“派兵何事？何处何时登岸？”杉村浚称系按照日韩壬午条约，前来保护使馆，“无他意，计三四日可到，由仁川下岸，已知照总署”。在这里，杉村故意规避了出兵规模问题，但亮出了日兵将在仁川登陆前来汉城的事实。[65]很快，日本驻天津领事也亲自告知李鸿章：“韩事多警，日本已派兵往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李鸿章说：“汉城、仁、釜各口，现俱安静。中国派兵专勘内地土匪，并不至汉及通商各口，汝国似不必派兵。”对方答以：“兵已派，未言多少。”李鸿章也只好说：“如已派，保护官商，断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倭兵相遇生衅。”对方则避重就轻地回答将转告日本外交部及首相伊藤博文。[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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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五月初五），日方公然就中朝宗藩关系提出质疑，已为下一步彻底驱逐中国势力做外交伏笔。[67]同日下午6时，第一批清军抵达牙山海口，准备登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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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五月初六）上午五时半，日军赴朝先遣队开始登船。10点14分，登船结束，和歌浦丸出港。12日下午2时抵达仁川。[69]而乘八重山返回的大鸟，已于9日下午3时许抵达仁川港。松岛和千代田已先于八重山入港。经大鸟和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协商，“决定为护卫公使馆，自各舰抽调炮队炮四门及枪队共420名登陆进京”。[70]总理衙门直到此时才开始让李鸿章、袁世凯调查日军“队数目及抵韩情形”。[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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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凌晨4时，大鸟一行不顾朝鲜官方的抗议，开赴汉城。枪队300余人由陆路出发，炮队则乘小型汽艇走水路到龙山登陆。凌晨5时，大鸟率领参事官等随从自陆路出发。[72]下午7时30分，大鸟及420名海军士兵、20名警察，携带4门野战炮，抵达汉城。[73]大岛旅团的剩余部队3 102人及相关物资则分乘九艘运输船，在吉野号的护卫下，于10日、11日陆续出发。[74]12日黄昏，发布了第五师团剩余部队的动员令，紧急雇役了3 500名负责运输的夫役。并针对朝鲜的地形，将野炮编组改为山炮编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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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五月初九），李鸿章从税务司渠道的情报证实，日本已雇船14艘运兵来仁川，前一天袁世凯也得到了日军将续派八千士兵赴朝鲜的情报。至此李鸿章才意识到“日调兵过多，自非意在护馆”。[76]可惜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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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得失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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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一阶段的对抗，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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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兵规模及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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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天津条约》虽规定双方出兵前需通知对方，但却没有规定通报内容。日本此次出兵即扣住此点，在出兵规模上做足文章，充分达成了后发先至的效果。整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重保密，对出兵规模尤其注重隐蔽。据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Hitrawo）6月8日的汇报称，当大鸟乘八重山号返回朝鲜之际，“（日本）内务大臣即下令严谨报纸登载任何有关朝鲜事件及军事活动或军事准备的消息。某些报纸因违反禁令而被迫停刊。”[77]陆奥在6月5日以电报形式发给杉村及日驻仁川总领事能势的训令中，特别提到要对三百水兵和大鸟一起赴汉城的内容要秘而不宣。[78]在6月6日发给杉村的电文中又明确提到：“为二十名警察提供膳宿，还要为三百名海军提供膳宿。但你要小心行事，因为还未给中国政府发出派军之通知。”[79]后续电文中，陆奥又叮嘱杉村，在和朝鲜商务督办交涉时可以告诉对方，日本按照《济物浦条约》正向汉城派出军队，“但不要告诉他派军之数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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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袁世凯在6月3日便已经将中国出兵的消息告知日方，又在6月5日泄露了出兵规模。而中国第一批赴朝部队要到6日下午6时才出发，汪凤藻即在当天将中国出兵的消息通报日方。而日方是在6月7日通知中方，大鸟及先遣队早已在两天前出发，大批陆军则自9日起陆续西行。清军虽然先出发、先抵达，却毕竟人数有限，且敌情不明。截至6月12日，清军抵达朝鲜者仅1 965人。而数日后抵达的日军则多达四千人。此后在6月25日清军虽又增派五百人，但也不过2 465人的规模，连壬午年的出兵规模尚未达到，亦不及日军首轮出兵人数。而日军的规模在6月底已增加到八千人，[81]且目的明确：击败清军，控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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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敌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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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恰为西太后之60寿辰，清廷上下均忙于庆贺活动。李鸿章既一贯主张“不可衅自我开”，更不会在此种时刻挑起中日冲突。故而，其出兵朝鲜的基本判断恰在于不会引发中日冲突。受袁世凯的影响，李鸿章事先判断日本至多出兵数百人，但实际上遭遇的却是八千日军。相反，日军预判中方出兵五千人，实则仅遇到2 465名清军。此消彼长之间，日军已获得压倒性的一线军力优势。且日军尚有后续动员、出兵预案，中国则无。等于是对中国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战术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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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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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因为是赴朝平叛，又想当然地认定日本不会出兵，且顾虑刺激列强，故刻意选择远离汉城而接近战地的牙山登陆。日本则一开始便本着驱逐中国在朝势力、取而代之的想法而来，所以一出手便抢占了仁川和汉城，同时逐步强化对釜山和元山的控制。至6月中旬，除平壤外，朝鲜几乎所有的要点城市都被日军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出兵的过程中，日方不仅注重陆军力量的输送，也非常注重海军力量的集中。当日本内阁决定出兵的6月2日，日本海军的舰艇因执行不同任务，仍散布在自本土到南洋的广阔水域内，且有大量军舰仍在维修状态。但日本迅速进行了兵力集中，截至6月9日，日军已有松岛、千代田、大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舰在仁川，而清军则只有济远、平远、扬威三舰，且相继避退往牙山海面。[82]可知日军已形成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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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上述差异，归根结底，仍在于中国是在用壬午、甲申模式来处理甲午年的危机；日本却是利用中方的此种自大心态和思维定式，乘虚而入，“鬼手”连发，从而使得入朝清军一开始就陷入了孤立无援、强敌在侧、要点尽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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