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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移牙山之军于仁川，同时海陆大举，控制仁川港，断日军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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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选方案甚多，但具备可行性的却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开战的决心已定，如中国向朝鲜大举增兵，日本必以此为借口，称中国破坏和平，堵住调停者之口，同时抢在中国逆转一线军力对比之前，抢先控制汉城、击灭牙山孤军。[15]而中国虽占有地理位置优势，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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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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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兵力输送，镇压东学党动乱的兵力分三批赴朝，依次为：第一批910人，第二批1 055人，第三批500人。高升号事件运兵亦分三批，依次为：爱仁号（7月21日下午开）运输1 150人，飞鲸号（7月22日傍晚开）运输700人，高升号（7月23日早晨开）运输1 116人。规模最大的大东沟运兵，也不过一次运送四千陆军，但已需出动整个北洋海军主力护航，终因此引发大东沟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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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牙山口的卸载能力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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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叶志超汇报，停轮后“须换民驳船，水路七十里至白石浦，再起旱十里至牙山县”。[16]而现地可用驳船只有30艘。[17]所以清军的兵力输送总是分批进行，就是受到了这个卸载量的限制。即便清军一次出动大船队运输，仍难以迅速登陆。在运输叶志超部赴韩时已暴露此问题，由于缺乏驳船，第二批部队抵达时，第一批部队的卸载仍未完成，只好在海上等待近两天才得以上岸。后续运兵时，李鸿章已意识到：“牙口驳船甚少，轮船队伍须分日前往，以免拥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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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清军很难迅速逆转一线兵力对比，而日军一旦发现第一批清军出发后，就会抢先开战。这就提醒我们，当年清军最具可行性的选择就是方案一：撤回牙山孤军，日不撤，我亦撤。且中国单方面撤军，必可得到英国的全力支持。此后，如日本也撤军，即等于将此次危机消除。如日本不撤军，中国再厚集大军，伺机而动，仍是旗鼓相当的对垒。中国没有弱棋的拖累，又有了更长的准备时间，也就获得了更大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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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围绕消除强点的竞争则陷入僵持。如果中国出动海军使仁川港瘫痪，必然导致战争提前爆发，不利于陆军的准备。则以非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就成了最佳选择。6月23日前后，英国驻朝鲜领事提出了仁川港中立化的建议。据杉村浚回忆，由于俄国公使韦贝（Karl Ivanovich Weber）“强烈反对”，“以致未能达成协议而散会。从此，仁川中立问题再也没有提起，这全仗俄国公使的力量”。此外，杉村浚还提及，韦贝在中日之间貌似调停者，实则态度暧昧，甚至暗中催促日本开战。他私下对杉村说：“清国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其军队守卫力量很强，绝不可轻视。贵国如要对清开战，应该从速；如果迟延开战，踌躇不决，清国军备便愈益整顿。目前清国政府对外伪装希望和平，暗中却在加紧军备。”[19]如杉村浚所言属实，且韦贝之言行系俄国政府之授意，则更可看出俄国外交部门之机谋深远：既要从李鸿章那里和平获得朝鲜权益，但又保留中日冲突以坐收渔利的可能。归根结底，这里展示的本质仍在于，中日对立愈尖锐，俄国获利可能愈大。此为英俄两国之最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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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既缺乏预作最坏打算的准备，便意识不到争取仁川中立的重要性。袁世凯也很快丧失了坚持的动力。如此重要的一个行动即就此烟消云散，再无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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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虽然日本陆军早已明确了尽早开战的调子，大鸟圭介在7月初也意识到“早日开战对我有利”。[20]但是，面对英国牵头的列强调停，日本政府终究不敢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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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双方围绕弱点的角力以及强化己方强点的努力就成了决胜的关键。而牙山孤军的处理正居于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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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失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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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处理6月危机的关键有二：一为英日修约谈判之进程，一为牙山孤军之处理。前者是日本的弱点、调停的关键，后者是中国的弱点、军事对抗的关键。于是，中日这一段时间的对抗实质，既是双方利用对方弱点加以攻击的竞争，又是消除各自弱点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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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立场上讲，外交上要密切关注英日谈判之进程，力争将修约谈判与朝鲜危机捆绑解决。军事上则要尽快撤回牙山孤军，以重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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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立场上讲，外交上要尽快结束修约谈判，军事上则尽快利用业已形成的优势对清军进行逐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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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俄欲介入朝鲜局势，也无外乎扣住这两个弱点发力，以扮演局外制衡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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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中日还是英俄，在博弈中能否比其他棋手棋高一着，前提即在于能否看出关键所在，其次则看形成决策的能力与落实决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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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自始至终都能扣住关键的只有日本。首先，日本对自己的弱点非常清醒。其次，中国的弱点是日本一手制造的，更不会看不清楚。所以，面对英国的外交介入，日本高层立感束手束脚。此时稍微应对不当，就会将前一阶段的成果尽付东流。故而，日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借口，拖延撤军。等于是勉强维持棋局的继续，以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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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伊藤博文终于在读秒声中找到了可以将棋局继续下去的“妙手”：由日本向清廷建议，在日中共同平息叛乱之后，再共同指导朝鲜进行内政改革。这个构想既避免了刺激英国，又使得中国的宗主权遭到彻底动摇。日本自信清廷不会答应，届时日本即可将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后者头上。对此构想，陆奥宗光给与了极高评价。[21]但是，客观地讲，这个妙手只能保证日军继续赖在朝鲜不走，却不能阻止清军离开朝鲜，更无法阻止清军走了之后以更大规模卷土重来。但是，清廷上下，看不清日本的真实意图，未能坚定战争决心，自然不会有抽回拳头再打出的构想。清廷又一贯好虚名、要面子，更不甘心在日军未撤时先撤军。日本则乐得清军维持现状，一面在外交场合糊弄清廷，一面加紧结束英日修约谈判，同时还没忘记紧锣密鼓地推进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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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廷之所以贻误事机，又不是哪一两个人的一时失误，而是上下多个层次的集体判断失误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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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初来之际，袁世凯还以为日本出兵是为了平定东学党暴动，所以袁世凯告诉叶志超和朝鲜政府，“欲速退倭兵，惟有速图剿匪”。这依然是在壬午—甲申模式中打转，以为只要消除了乱源，日本自然退缩。要到6月18日（五月十五日），袁世凯才明白日本另有所图，此次对日交涉“恐非口舌所能争”，故向李鸿章建议，“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22]但是，李鸿章却坚持认为，“倭廷欲以重兵胁议韩善后，并非与我图战”。[23]总理衙门直到6月22日（五月十九日）仍想当然地认为，日军的出兵借口在于韩国不能讨平乱党、维持治安。他们甚至不相信东学党真的已和政府军和解，仍一厢情愿地认为：“为今之计，宜饬袁世凯不必促倭退兵，惟在催韩剿匪，并饬叶、聂相机助剿，但能将贼事办有切实头绪，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24]倒是身在一线的叶志超此时已意识到：“倭兵进退，不关剿匪与否。”[25]袁世凯、李鸿章也相继觉察到日本的来者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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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廷起到清醒剂作用的是小村在6月22日递交的第一次绝交书，日方表示，即便有违中国意愿，日本在未达到目的前绝不从朝鲜撤军。两天后，朝鲜代表闵泳骏面见袁世凯，希望中国能“派重兵”来朝。[26]在这两相刺激之下，次日军机处便传旨给李鸿章：“此次朝鲜匪乱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稍涉疏虞。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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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仅看这份谕旨，似乎清廷所关注之重心仍在剿匪。实则不然。观同日发给李鸿章的四百里密谕，即可知清廷之真意乃在于以剿匪为名调兵，实则以日为敌：“……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自主，朝鲜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着。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助剿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著详酌办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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