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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谕旨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说明清廷已开始转向主战。但是，这只能使牙山问题更加严重。如不及时处理就贸然开战，必然导致清军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开局中面对优势日军的攻击。而清廷之所以此时突然主战，除了受外来刺激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光绪受其师翁同龢等清流党人的影响。而翁同龢等人之所以主战，原因竟在于从传统藩镇防范的角度，故意让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和日本相斗，以削弱淮系力量。[29]这一帮毫无军事、国际关系专业知识的文人官僚，自然看不出形势关键，而只能乱支招。李鸿章虽胜于此辈，但也只能算是盲人国度中的独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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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愈感到形势急迫，愈急于仰赖俄国的介入。而俄国也被李鸿章开出的三国会议的条件搞得心痒难耐，急于一展威风。但是，俄国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全部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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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俄国居然认为中日如爆发战争，即便日本初战获胜，最终的胜者还是中国。[30]正是因为这个判断错误，俄国才会乐得参与调停，因为在这个误判的前提下，俄国外交官看到的是中国不敢打一场本来能赢的战争，反而向俄国求助，自然是对俄国有利。相反，如果中日开战，中国战胜，不仅中国在朝鲜的地位更加稳固，俄国还将失去三国会商朝鲜问题的特权。所以，俄国出于此错误判断，竭力阻止中日开战。李鸿章清楚清军的弱点，也觉得俄国介入是帮助中国脱困的关键，所以才形成了中俄合作的基础。但是，正因为这个误判，俄国低估了牙山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出手之际便不免偏离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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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俄国对日本的战略决心判断失误。俄没有料到日本早已确立借联英抗俄崛起的战略方针，更不会想到，日本居然连俄国介入情况下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制定完毕，[31]又如何会畏惧俄国的嘘声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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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俄国既不能及时解决牙山难题，调停又迁延不决，反而让日本得以反过来暗示英国，中俄已结成同盟，需要英日合作对抗，这样局面愈发混乱，清断然撤军的决断迟迟不能做出，宝贵的时间却在不断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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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看不清关键，日本加紧推进战争的时刻，唯一尚能保持清醒大局观，又希望消除战争危机的便只有大英帝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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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英俄之间玩弄的小把戏，虽然让英国外交界不胜其烦，但英国作为19世纪的世界霸主，一贯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自然不会因此而丧失理性。当中英之间客观上利益趋同时，无论中国主观表态如何，英国即便只从自我关照的立场发力也必然客观上惠及中国。但如果中国就是不配合，英国也是徒呼奈何。故而，李鸿章之辈越扣不住关键，英国越着急。而且，和俄国不同，英国自始便清楚：中日如开战，无论海战、陆战，中国均无胜算。[32]而中国被清算出局，显然削弱了英国在远东搞多国制衡的可能性。终于，英国决定越俎代庖，采取大力度行动干涉中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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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六月初一），英外交大臣金伯利在发给英国驻日公使的指示中指出：“让朝鲜独立，必会削弱中日两国对朝鲜的控制和保护的权限，只能为别国的干涉提供更多的机会。在中日共同保证朝鲜领土完整、重建朝鲜政治的前提下开始和平谈判，刻不容缓。两国同时从朝鲜撤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如有必要，撤军可逐渐进行。英国将命令其北京公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协助那里的日本使臣，克服谈判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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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六月初五），英国采取更惊人的举动，公开询问法、俄、德、美四国政府，是否愿与英国一起对中日冲突进行联合调停。除美国外，其余三国均赞同联合调停。本来并未受到邀请的意大利也主动表示愿意参与此次行动，从而形成了英、法、俄、德、意五强联合调停的格局。[34]这一格局之所以能形成，关键在英俄合作之形成。一方面这是英国外交机构的多方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否定了中日俄三方参与朝鲜改革的建议，认为“在这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们卷入朝鲜纠纷，从而取得我们的帮助。”[35]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则强调了日本的威胁：“日本虽然已对我们作和平的保证，但它的行动明白说明它企图排除俄国与中国，从而擅自左右朝鲜的命运。”他认为：“目前已是明确决定我们态度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容忍日本建立独占势力，甚或攫取这个半岛；从显然有惹事企图的日本政策以及其他政治原因上来看，日本无疑是我们在大陆上的怨邻。”[36]只不过喀西尼仍念念不忘三国会议，至7月17日（六月十五日）他仍坚持认为：“中国既已把俄国当作与此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强国，而请俄国居间调停，我认为如果将此和平调停人的任务让给另一强国（尤其是英国），而不令我驻东京公使邀请各外国驻日代表和我国采取一致行动……则我国将犯政治上的错误。”[37]但在吉尔斯和金伯利之间则已达成某种默契，以列强联合调停的形式干涉朝鲜危机。这一默契达成的细节，今日史学家尚缺乏深入探究，但从英国居然能拉拢俄国共同调停这个结果上讲，不能不令人佩服大英帝国的外交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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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调停虽然声势惊人，但在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之前，仍只是虚势，而没有形成实际强制。与此同时，英日修约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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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六月十一日），青木周藏电告陆奥宗光，称第二天英日修约谈判必可签字告捷。闻讯后，早就迫不及待的陆奥顿时“忘记了连日的辛劳”，立即密令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38]第二天他又令小村寿太郎向清政府递交了措辞严厉的第二次绝交书。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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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貌似铁板钉钉的签字居然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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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签字前夕，忽然从朝鲜传来消息，说日本要求朝鲜政府解雇聘用的英国海军教官，同时日本还在仁川公共居留地架设电线，侵犯了公共居留地的中立。英国即以此谴责日本，暂缓签约。[39]当这个消息在15日传回日本后，陆奥宗光如坠深渊。这两天就成了陆奥宗光最心急如焚的两天，但终于没有成为扭转棋局的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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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奥唯恐修约大业“功亏一篑”，千方百计要与英国妥协。[40]而英国在听了青木的反复解释和道歉后，终于在16日（六月十四日）结束了英日双方历时二十多年的修约谈判，签订了新约。此即《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其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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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签字日期5年后生效； 那时将完全废除治外法权，同时日本全面开放内地，允许英人有居住、旅行和营业的权力（但无土地所有权）； 以互相平等原则确立最惠国待遇； 新约有效期为12年。[41]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条约签字仪式上祝贺说：“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42]从英国的立场上，这句话可谓极富深意。其潜台词即在于委婉劝告日本适可而止——既然日本已从此谈判中获利极大，朝鲜问题当略作让步，不必再追求“打败清帝国之大军”。如此，英国既能避免远东形势动荡，又可在长线上布局，扶植日本抗俄，显然最符合英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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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日本而言，这却成了战争的发令枪。英国既然牌已出手，日本便再无忌惮了。日本的扩张向来是有缝必入、锱铢必较，又怎么会听英国绅士的适可而止论呢？就在签约的第二天，日本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华开战。7月19日（六月十七日），青木给政府的报告中仍急不可耐地说：“好容易千方百计地等待斗大的鱼一网打尽，而枪声尚未发，深为叹息！深为叹息！”[43]正说明日本追求的是既要修约成功，又要“打败清帝国之大军”。这却是英国始料不及的了。也可以说，英国在驾驭日本这个问题上犯了过于自大、一厢情愿的错误。单纯从当时的英日关系来看，这个错误对英国的危害并不大，但中国夹在中间，就不免先沦为此种错误判断之牺牲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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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看不清形势的关键所在，李鸿章过于依赖俄国，光绪等人则又过早放弃了对调停的依赖。早在7月初，光绪就已经开始做和战两手准备。受日本行为的刺激，光绪在小村寿太郎递交第二次绝交书的7月14日，发密谕给李鸿章，令他筹备大批陆军到中朝边境待机，同时筹办沿海各口防务，并迅速备齐所需军火、器械、粮饷。[44]两天后，也就是英日签约的当天，李鸿章又接上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禀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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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份上谕辞藻堂皇、气壮山河，实则无视现实、算路短浅，等于是选了一个最不利的开战时机，客观上在敌方期望的时间点上做出了敌方梦寐以求的举动。岂料，就在光绪表态“朝廷一意主战”的同一天，西太后也发出懿旨：主战，但不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46]有了西太后的支持，光绪顿时底气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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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甲午战争的爆发便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只不过日本是有备而来、处心积虑，中国却是激于愤怒贸然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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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英、俄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仍在做最后的调停努力。为了终止战争危机，英国又抛出了强有力的新建议：“在商讨朝鲜改革之前，由中日两国共同占领朝鲜，双方都撤出汉城和仁川，日本占据汉城以南地区，中国占领以北地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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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六月十六日），总理衙门表示愿意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日，俄国驻汉城代办韦贝也向吉尔斯发出了近乎绝望的电报：“友好的调停已告失败。日本军队业已占领各城门；开始戒严，物资缺乏，人心惶惶，百姓四处逃亡。国王与居民只在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如再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行将破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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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调停最接近成功的一刻。如果按照英国的建议，在英国的监控、主持和俄国的默认、旁观下，中国单方面自牙山撤军，则日本精心策划的开战方案就将落空。日本再挑起战争，就很难得到英、俄的谅解，而中国却可以重整军备，与日本再开新局、重新对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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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巧合的是，大致也就在此前十天内，李鸿章、袁世凯、叶志超和聂士成终于看清了局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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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接到前述两份谕旨的25日，他还乐观地以为日本“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49]但到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他便不能不承认：“日廷谓不先与中国开衅，自未可信。”[50]同一天，他终于意识到，“叶、聂久驻牙非计”，命袁世凯和聂士成、叶志超迅速拿出解决方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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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六月初三），袁世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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