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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一计划相比，本计划的缺陷在于卫汝贵部的进入平壤的时间被大大延后。叶志超军到平壤后仍是孤军。但如能落实，仍可暂时消除叶志超军在牙山的孤危地位。岂料，这一点又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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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方案：由于叶志超不敢走海路北撤，李鸿章在7月20日（六月十八日）又提出新计划，进一步增援叶志超：“将来若和议不成，北有平壤大队，南有叶军，合力前进，牵制得势”。[31]这就彻底改变了原计划，形成了南北夹击汉城的部署。这个态势貌似壮观，实则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清军根本不具备抢在日军大举增兵之前启动此一南北夹击计划的机动力和后勤保障力。在卫汝贵部改经大东沟陆路进军后，更是如此。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修改，深层原因如丰岛海战一章所论，仍是因为对调停保有幻想的结果，以为此种格局能够震慑住日军。而光绪和他身边的文人官僚只懂纸上谈兵，对此种大而无当的布局竟颇为受用，毫无置疑便任由李鸿章放手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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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方案：放手去做的结果就是，在南线相继爆发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北线之进军速度亦大受延误，叶志超军安危未卜。从7月30日到8月4日的6天，可以说是清军最危险的时刻。李鸿章一时亦不免“深悔（卫汝贵军）不走大同（江）”。[32]光绪却全不看现实态势，竟于8月2日（七月初二）突生幻想，令李鸿章督促“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虏功，勿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是为至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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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方案：事实证明，前述计划完全不切实际。所幸者，日军亦为后勤、运输问题所苦，才使得北路清军得以在8月4日（七月初四）控制平壤，叶志超军亦侥幸安全北撤。至此，和的可能已不复存在，清军在平壤亦已站稳脚跟，李鸿章乃立足实战，对原计划再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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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内战经验的重臣，李鸿章对后勤困难和清军的组织缺陷有深刻认识，故而他主张先在平壤站稳脚跟，再徐图进取。关键在于户部多拨经费，加紧招募训练新兵，以新募兵防守要塞区，腾出原驻防之精锐部队入朝，再抽调外省精兵前来增援。如此层层外推，待平壤能集中三万大军，后路、侧翼稳固后，再南下攻击汉城。海军则尽量避免与日军形成舰队决战，而是在渤海内外巡逻往返，“作猛虎在山之势”。此即他日后反复解释的“保船制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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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势相同。……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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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庶进退裕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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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计划，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等平壤一线将领的意见高度一致：“我战兵总要有二万余人，守口各兵须万余人，俾军无后顾之忧，将有必克之志，庶大功可成。”对此，李鸿章自然是深表认同：“所称地势敌情，尚为明确，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券。现卫、马、左、丰到齐仅万四千五百人；况因沿途雨水阻滞，卫军后起步队四营、马队五营未到，马军续调一千亦尚未到，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将来若进逼王京，必如诸将所请，添足三万人，步步稳慎，乃可图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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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光绪却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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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方案：当光绪得知叶志超军安然抵达平壤的消息后，立即在8月22日（七月二十二日）严令李鸿章：“平壤前敌各军，到者计及万余。倭人闻我进兵，亦屡有派兵北赴平壤之信。自应迅图进剿，先发制人。况各军到彼休息亦已月余，后路未到之兵亦应陆续全到，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致彼汉城之守亦固，各处险隘布置益周，进剿更为棘手。著李鸿章电饬各军统将，克期进发，直指汉城，沿途探听敌踪所在，或关隘据守之处，奋力攻剿，倘敢退缩逗留，即以军法从事。并将进兵情形，迅速电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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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又对海军方略进行了详细指示：“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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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指示的实质在于，光绪业已接受了李鸿章“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的海军策略，但却彻底否定了李鸿章的陆战构想，仍幻想着平壤清军能趁日军立足未稳之际，驱敌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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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又要求李鸿章迅速与平壤各将制定好进攻计划，上奏中枢。[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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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七月二十五日），又委任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相机进剿”。[40]之所以有这个任命，是因为光绪轻信了叶志超战后谎话连篇的战报，认为此人能孤军奋战、以少胜多，所以期待他能统合各军，创造奇迹。岂料叶志超较其他各将更为稳健，竟认为“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41]光绪也只有“览奏殊深疑闷”，转而又要求李鸿章“不可以全军重任付之叶志超一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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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鸿章再度展现了充分的耐心和策略，他利用前线和中枢信息沟通不畅的技术限制，尽量拖延对汉城的攻击，同时加紧招募新军。如此拖延到9月中旬，终于还是日军抢先对平壤发起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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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日本之战争指导机构与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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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甲午战前日本之制度安排，陆军参谋总长即战时之陆海军总参谋长，故而自1885年甲申政变以来，日本陆军参谋总部便开始着手准备对华战争计划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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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长期准备的基础上，参谋总部才能够于5月底、6月初迅速制定完毕出兵方案和后续作战指导。随着大本营的成立，陆军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成为辅佐天皇指导战争的陆海军总参谋长。由于炽仁亲王的任职有很大的象征性，故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才是实际的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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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安排之优点在于可于战争指导层面实现陆海军之高度统一指挥，并由高度职业化的军人集团指导战争，缺点则在于：（1）因日本宪法之先天缺陷，陆海军直接向天皇负责，与内阁呈平行关系，军方乃视内阁仅为平时之治理机构，竟将内阁总理大臣摒弃于战时大本营之外。好在伊藤博文发挥其与明治天皇之个人关系，特许进入大本营，并始终施加了有效的影响，从而避免了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的脱节。（2）当时日本陆军高层普遍忽视海军及后勤问题，无形中影响到战争计划之落实。川上操六甚至曾放言：“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哉。”[43]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就曾因此调侃陆军：“没想到陆军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工兵部队。”他随之质问：既然陆军的工兵部队可以将桥梁从九州架设到对马岛，再从对马岛架设到朝鲜半岛，难道还不强大吗？经此一问，川上操六才意识到海上交通的问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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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最终形成的战争计划，是紧密围绕制海权的得失展开的。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海军前出扫荡敌之海军，力争获得渤黄海的制海权。陆军则无论海战结果如何，都要率先输送第五师团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强化国内陆海军要点之守备，并做好出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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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作战则视海战结果，分为三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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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案：充分掌握制海权时，应逐次向渤海湾口输送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进行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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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案：如海战结果未能控制渤海之制海权，但尚可使敌海军亦不能控制我之近海时，则应尽量输送陆军进入朝鲜，歼灭朝鲜境内之敌军，达到控制朝鲜之目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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