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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军放弃大同江东岸的突出阵地，即可释放出至少5 000人用于北部反击。而大岛旅团很难突破大同江防线。师团主力也要到次日上午才能投入战斗。清军至少有整个晚上的时间，可以组织一次针对城北日军的反击。如能夺回玄武门和牡丹台并重创北路日军，则战况立即改观。甚至清军完全不采取行动，只是继续死守剩余阵地，日军也将面临严重的后勤危机。因为日军已经到了粮食断绝、子弹极少（只有炮弹尚属充足）的境地，且日军在大雨中露营野外，其困苦可想而知。清军只要拖下去，即可令日军陷入溃败状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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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清军的后勤境遇同样紧迫。清军的军粮尚充足，但子弹、炮弹只能再应付一天的高强度战斗。[67]也可以说，清军优势在军粮，日军优势在炮弹，但清军有工事可以依托，如能消灭任一股日军，都能缴获相当武器（大岛旅团在进攻时就使用了在成欢之战中缴获的清军火炮）。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检验一支军队的综合素养的时刻，关键即在于要兼具高昂的斗志、灵活的组织和优秀的总指挥。但这三点恰恰清军都没有。叶志超尤其未能尽到总指挥的职能。[68]而大岛旅团在子弹将尽的时候，仍不惜与清军进行大规模白刃战。野津甚至已经做好殉身平壤城下的准备，又明显折射出两军完全不同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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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军虽最终攻克平壤城，却未能形成完密之包围圈。而清军当晚之撤退仍属迅捷。实际上，绝大多数清军都利用师团主力和“朔宁一元山支队”之间的空隙北撤成功。再结合日军当晚击毙了大量马匹、清军多名后勤官员或战死或被俘的事实，可知遭日军伏击者多是顺大路转移的后勤单位和战术素养低下的丰升阿部骑兵。其余战斗单位则基本做到了全师而退。也无怪乎大江志乃夫要说日军的分进合击是“教条主义的模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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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军能集中两到三个师团的兵力对平壤展开外线攻势，并做好充分的后勤保障工作，则必将取得围歼性战果。如果说野津不等第三师团到齐再进攻，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但在仅享有指挥管控优势的情况下，竟敢在上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内，分兵前进，以致互相不能支援，差额部分全靠精神力量弥补。又不能不说是过于蛮勇。所幸者清军水平太差，才让日军侥幸获胜。待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面对苏军和美军这样的高水准敌手时，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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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平壤之战其实是两个各有严重缺陷的低水平棋手的对抗，胜负关键不在于谁的手段更高明，而在于谁的失误更严重。实战中清军的失误无疑超过了日军，这才使后者得以摘取胜利者的桂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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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平壤败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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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平壤的失败立即产生了严重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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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平壤失守后，守军一路溃退，直到鸭绿江才重新稳住阵脚，从而使得日本顺利完成驱逐朝鲜境内清军的任务。战火随之延伸到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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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北洋陆军之精华部队在此战中虽然直接损失并不大，但士气严重受挫，组织更被彻底打乱。北洋陆军之精华单位经此一败，再未恢复元气。清军既不能在平壤取得陆战胜利，此后更难取胜。而清廷内部对这一战的总结，全是不切实际的道德臧否与反淮系力量的落井下石。[70]卫汝贵虽战斗英勇，最终亦难免被斩杀的悲剧结局。叶志超亦遭逮问。无形中更削弱了一线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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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战还间接影响到了海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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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李鸿章急电守备辽南金州的刘盛休，指出“平壤日兵三路渐逼，后路空虚，续调之兵皆远不济急。叶提督屡电，后路安州距平（壤）百七十里，最为紧要”，现仅6营兵力驻守，“殊嫌太单”。故决定调刘盛休部铭军4 000人，火速乘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海运增援，巩固平壤守军的后路。如此“既壮平壤（友军）声援，又断元山（日军）抄袭”。除炮台守兵不动，每营留一哨新兵守营地外，其余全部援朝。“迅速整备，五日内船到即行，当令丁提督海军大队护送前去。”[71]同日，清廷又调九连城驻军马步六营进驻安州，奉天依克唐阿部马步四千余人则进驻九连城。[72]以兵力之逐步前推，掩护平壤后路安全。9月16日，李鸿章又从旅顺守军中抽调2 000人，由宋庆亲自率领入朝赴义州，[73]目的仍是掩护平壤后路，以坚定守军意志，与日军放手一战。如这一连串的部署能实现，即便有日军穿插到平壤和安州之间，清军仍可南北夹击之。日军受后勤限制，实难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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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交通系统的落后，直到平壤失守，前述兵力调度仍未完成。旅顺、大连湾要塞区却先唱起了“空城计”，造成的真空只有让新募兵去填。北洋海军主力亦以护航姿态前出，原定之海军避战策略至此亦等于完全取消。由于通信的时间差，平壤城下发生的事情并未能及时通报李鸿章和光绪。之前奉命增援的刘盛休部铭军已于9月16日抵达大东沟。而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亦正向此方向搜索前进。结果，护航之北洋海军主力乃于次日在大东沟外海域，与日本海军打了一场至今仍聚讼不已的海战。这就是下一章要检讨的大东沟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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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志超军在成欢之战及北撤途中共计损失300余人。左、丰所属部队则多不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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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阅《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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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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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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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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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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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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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第1册，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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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藤井茂太：《両戦役回顧談》（偕行社、昭和十一年），第193—221页。转引自《近代日本戦争史》第一編，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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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七月三一日“发电綴（二）”、“海軍軍令部报告一”《戦史編纂書類四》（13）。转引自《日清戦争の軍事戦略》，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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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八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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