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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在19世纪80年代，撞角便已经是一种颇令人怀疑的武器，其对战舰的意义聊胜于无，就如后世战列舰上常见的鱼雷管。而且，撞角是一种对友军更为可怕的武器。仅英国海军便先后有七艘战舰命丧友舰撞角之下，日本海军日后也吃尽苦头。鱼雷更是长期只能当特攻武器使用（详见本书第十五局），在海战中真正发挥效用还要等到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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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Naval ordnance and gunnery：Volume 1，naval ordnance。Washington，D.C：bureau of naval personnel，1955，第四章，第五、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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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J.R. 黑尔：“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册，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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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J.R. 黑尔：“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册，第390-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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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J.R. 黑尔：“陆军、海军与战争艺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2册，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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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朱利安·科贝特：《海上战略若干原则》，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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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埃里克·罗布森：“武装力量与战争艺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册，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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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埃里克·罗布森：“武装力量与战争艺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册，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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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无线电技术能够实时传送语音与数据之前，海军战术指挥的主要途径是灯号与旗语，一旦战列线被切割开来，也便意味着两舰之间的通信途径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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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財圑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一，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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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航空武器诞生之前，“飞行”《flying）—词往往形容“快速机动”，如近代陆军中的骑炮兵便往往被称为“飞行炮兵”（flying artillery）。一战后，随着真正的飞行部队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为了避免产生歧义，这个概念被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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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实际上，日军在此战中就自己演示了这两种机动。由于信号传递的错误，第一游击队在击沉超勇、扬威后，一度陷人机动混乱，和本队形成了重叠布阵，严重影响了第一游击队的射界。坪井航三决定开足马力超过本队，岂料，居于内圈的本队忽然“向右方变更方向四度左右，因此无论用多大速度，为了达到这一点，必得浪费时间”。无奈之下，坪井航三只好放慢速度，以达到尾随本队的效果，后来干脆以救援赤城、比叙、西京丸为名，再度转向，与本队反向行驶，这才迅速重新形成夹击北洋海军的态势。参见《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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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自大东沟海战结束的那一刻起，西方海军人士和相关学者就开始用the 1st flying squadron翻译第一游击队。蔡尔康在翻译英方关于大东沟海战的资料时以“飞军”直译flying squadron，（《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60-61页）较为贴切，但仍失之过于文学化，不是严谨专业的军事翻译。后人转为日本汉字之字面含义所蒙蔽，从未深人探究其“字同意不同”之实质。120年来，循循相因于“第一游击队”的抄录转述中，竟无人讲清其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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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利萨岛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外漫长岛群的最西端。距离这一海岸线上大部分主要港口的距离都比较短。在利萨岛的东北部与西部各有一个比较大的海湾，可供舰队临时驻泊。同时，岛上还有一条淡水河。利萨岛东西长九英里，南北宽四英里，面积约101平方公里，人口4 200余人。如果意大利舰队试图对达尔马提亚海岸进行近距离封锁的话，那么便应以该岛为锚地。而如果意大利舰队试图夺取一个进军达尔马提亚的前进基地以点燃那里的斯拉夫独立运动的话，那么，利萨岛依然是其首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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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Lond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96，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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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Lond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96，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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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Lond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96，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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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横队对舰队的编队机动能力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故在进入战场之前，舰队一般排成单列或多列纵队（或称鱼贯阵）。若舰队采取横队，则须在发现敌方舰队后进行相对复杂的队形转换，纵队则无此问题。在利萨海战中，有情报之利的奥地利舰队出现在意大利舰队主力的视野中时，已经排成著名的三个V形编队。而在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则在缺乏预警的情况下遭遇日本舰队，从发现到交火仅历时一个多小时，可以说，若北洋水师变阵不出问题才真是出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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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利萨岛海战的战场相对狭窄，如果奥军舰队以纵队进入战场，则由27艘战舰组成的舰列将长达10公里以上，极可能出现前队交战而后队仍然位于战场之外的情况，而分开编组则可能分散奥军有限的铁甲舰并将置大量脆弱的木质战舰于危险之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奥军的目的在于保护利萨岛，即将舰队嵌入意军舰队与其登陆场之间。从这场海战在时间上的短促也可看出，奥军并无意进行一场舰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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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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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目前华语著作中，对利萨海战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首推马幼垣：《奥意利萨海战及其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布阵的影响》。马幼垣：《靖海澄疆》，第23—32页。该文最大的问题即在于完全脱离当时之海战环境，结论全落在对双方指挥官之道德臧否上，反而看不出北洋海军借鉴利萨模式的失误真相所在。此外，陈悦在分析大东沟海战时，用机动战术形容切割战列线战术，尚属贴切。但他将机动战术和乱战战术画等号，进而将“光荣的6月1日”、特拉法尔加、利萨三场海战都解释成“乱战战术”的胜利，再进而将大东沟海战之北洋海军的行动也解释为乱战构想，从而得出北洋海军运用的是19世纪最先进的战术的结论。可谓既未看清大东沟的真相，也未看清“光荣的6月1日”等三场海战的真相。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逻辑链条断裂，只能说是先入为主之见过强，一定要证明横队正确，终令农业专家自己也“不辨菽麦”，自然不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参阅陈悦：《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一文。及同氏所著《沉没的甲午》第160—166页，《甲午海战》第113—116页。）相比之下，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甲午海战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许华等军内学者对大东沟海战的战术分析，展示了军人学者在军事学上的优势，较之陈悦的研究更具实战意识，不足则在于脱离了当时中日两国海军的具体舰船技术环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结论的可信性。却很少有人指出，双方之观点表面上针锋相对，实则很有互补性，恰可在更深层次求汇合，得出第三种更精准的结论。这就是以学术争鸣得思想进步的奇妙之处，但如陷于意气之争，那就只能两败俱伤、内耗不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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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近十余年来，在国内研究圈子内，陈悦及其海军史研究会成员立足19世纪舰船技术还原，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海战的研究贡献甚大，再考虑到其民间社团的身份和学术体系外的无资源处境，则其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均足国人致敬，更足令学界那些素餐尸位之辈汗颜。但该研究会的主流观点仍坚持认为，北洋海军在9月17日的战术队型是正确的（参阅陈悦：《甲午海战》，第113—116页），只能说是：（1）感情压倒理性的结果；（2）虽懂海军技术惜乎不懂海军战术。盖其对北洋海军感情过深，又要以纯技术分析回击国内外以讹传讹、循循相因之前期研究错误，反而始终无法深入探究这场海战和这支海军的深层问题，甚为可惜。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跳出国人传统战争观念的束缚。潜意识里总认为装备与人的责任可以分离，行为与人的责任不可分离。实则不然。从合的角度讲，武器的研发、选择、使用，难道不是人的责任？从离的角度讲，在武器固定的前提下，人的能力固然受到很大的硬性限制。在军事教育固定的情况下，难道战法的选择可以不受限制？换言之，军舰本身的缺陷也好，军事教育及学说体系的缺失也罢，对具体进行海战的人而言，都是战场之外的盘外因素，牵涉到一时代之制度，更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文明特性在工业化时代的错位。除非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化的感情倾向，否则，任何结论都不能抹杀北洋海军官兵之忠勇，但如一味回护，则不仅阻碍战史研究之深层展开，更易于激发情感反弹。当年鼓吹“炮管晒裤”者，已激发今日国人之感情反弹，所以才能形成今日一味拔高北洋海军之新主流。但如不能超而跃之，早晚必将引发新一轮感情反弹。如此在感情立场上弹来弹去，将永无真正的理性、深入、系统、致用之战史研究。而就后人之研究而言，不懂技术者固不能治海军史，但如说不懂军事者反而能治海军史，岂非更不合常识？陈悦及海研会的几位主力战将，日后能否做出真正跨时代的海军史研究，关键即在于其能否突破自身知识结构和立场偏见之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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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沈治河：“从利萨海战看黄海海战的战术指挥”；沈治河、刘峰：“‘锲形队接敌’实战分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队形”，丁一平等编：《喋血沉思：海军专家论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第383、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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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沈治河：“从利萨海战看黄海海战的战术指挥”；沈治河、刘峰：“‘锲形队接敌’实战分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队形”，丁一平等编：《喋血沉思：海军专家论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第383、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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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国内学者中，倪乐雄教授算是较少几位在分析大东沟海战时能意识到T字头战术优势者，但却认为：“舰队的速度是衡量一支海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唯独黄海海战，这一重要指标可以忽略不计。……‘舰艏对敌’的作战原则不需速度，对方运动再快，我方只需舰首对着日舰侧舷原地转圈就行。”（倪乐雄：“北洋舰队战斗队形与战术火力再探讨——‘夹缝雁行阵’：最糟糕与最合理的怪异组合”，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第113页。）显然同样犯了以单舰替代编队的认知错误。其中最为费解之处即“原地转圈”。如果这是对“内圈平行同向机动”的不准确表述，则显然忽视了：在多舰编成横队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此种机动达成其文中预期的目标。如“原地转圈”指的不是“内圈平行同向机动”，则犯了将军舰想象成坦克的错误。盖坦克可以就地转向，外围运动的敌坦克无论速度再快，我方只需转动炮塔或原地转动车身，即可维持正面对敌。但军舰转向必须在航行中进行，不然何来最小转弯半径？只有被打坏的军舰才会原地打转，此时已和活靶子无异。何况这一战并非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而是10舰对10舰的舰队战斗，如正文所述，在多舰对抗的情况下，就算中国海军的军舰掌握了“原地转圈”的技术，也无法避免日军抢占T字一横的位置，更无法时刻保持所有军舰均能发扬舰首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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