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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提及日军有夺取旅顺的企图，但因为情报来源和内容均匪夷所思，故而一时不能定论。第二天上奏时，他便完全抛弃了这个情报，转而“据各国探报”，认为“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26]对策则是：“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27]其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到北京、奉天（沈阳）两大政治中心之上，显然没有意识到日军会在辽东半岛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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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八月二十五日），日舰已到烟台、旅顺海面游弋。李鸿章虽督促丁汝昌、龚照玙加紧修船，但答复仍是要到九月中下旬才能修复。[28]清廷的反应是立即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御，[29]足见其并未将旅顺作为防御重点。直到9月29日（九月初一），李鸿章才又根据新情报，电告驻旅顺诸将及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瞭望严守。”[30]这个情报准确得令后人震惊，可是，真正了解战争史的人都知道，战争迷雾无处不在，各种情报频繁涌现，后人当然可以轻易进行正误判断，当事人却不能。实战经验可以提供看穿战争迷雾的判断力，而军事学说的价值则在于可以提供超越人身经验的判断力。而李鸿章、光绪，以及广大清国文武官员，既无现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又无学说支持，也就不免在纷至沓来的情报中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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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0月2日（九月初四），李鸿章就又根据新情报指出：“日决意以兵船护运陆兵二万，或旅顺左右各岛，或山海关一带，上岸滋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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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说的“旅顺左右各岛”，正暴露了李鸿章仍是用鸦片战争中的守口作战思想。将“旅顺左右各岛”与“山海关一带”并列，更说明李鸿章的迷茫。[32]在这个认识误区下，李鸿章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兼顾旅顺、威海卫、山海关、津沽四点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33]殊不知这条警戒线恰好远离了日军实际的进军路线，虽能掩护津沽和山海关，却完全无法对日军在貔子窝到花园口一带的登陆进行预警和拦击。而军事专业素养更差的光绪及其顾问团自然也只有认同此一安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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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军巡防的同时，李鸿章又决定进行陆军增援，以防万一。先是在10月6日，命经锦州增援奉天的程之伟部晋军2 000人折返通州，乘火车至山海关，再经营口、盖平、复州、金州，陆路行军赴旅顺。稍后又命军粮城的徐邦道部5营兵力（马、炮各1营，及3个新募步营）直接从大沽船运大连湾，驻扎于金州附近，并在当地又增募了一个营。值得注意的是，出发前徐邦道对船运一事非常担心，他在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称：“弟于陆路行军，从未稍有疑虑，至海面上，弟实毫无把握……洋面如有丝毫不静，众人皆愿由火车到山海关，不怕赶行几日，较为稳妥。”还特别提到程之伟部就是“由陆路前进”。[35]幸亏李鸿章坚持船运方案，这才在日军进攻金州前将该部及时送到前线。而程之伟部受交通手段的限制，直到日军进攻金州的前一天才抵达复州南方的六十里埠（距金州尚60公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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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九月初九），李鸿章又得到来自英国使臣龚照瑗处的情报：“倭欲登大连湾岸，水路夹攻，图扰各口。”[37]同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38名侍讲、编修联名上书，认为日本此次出兵乃得到法国相助，应联络英德进行反制。[38]可谓彻底脱离现实之空论。岂料尚有御史进言，主张由刘永福统率偏师，自台湾出发，直捣长崎，攻击日本本土，“为釜底抽薪之计”，[39]而全不论相关后勤、组织问题。台湾巡抚邵友濂虽能认识到这个计划“断难得手”，但其对北方战局之建议，亦仅限于干瘪无力的“坚守要害，备足粮械，始议进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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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九月十一日），李鸿章再度从龚照瑗处得到日军将在大连湾附近登陆的消息。李鸿章的办法是将原本设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之间的海军警戒线，转移到旅顺口和大连湾之间，[41]仍未意识到日军的登陆范围还要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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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李鸿章电告宋庆：“日欲分兵由大连湾、旅顺、山海关各处登陆”。[42]其注意力亦随之分散到前述各点之上。11日（九月十三日）李鸿章重点关注起山海关的防务。[43]自12日（九月十四日）起，又将主要精力转向鸭绿江方向之防务。而周馥在12日的敌情分析，亦认为：“倭不越海远攻旅湾。”盛宣怀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时距封冻不及两月，倭不越海攻坚，山海关可无碍，还是九连城要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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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九月十五日），清廷不知从何处得到的情报，忽然指示李鸿章：“现闻倭人秘谋，欲于各海岸平时无人之处，为攻克之计。”但对日军的可能登陆地点和登陆方法又彻底判断错误：“所谋者山海关外荒岸、关内小河口地方，又芦台近岸盐滩与山东利津海岸四处，欲乘大雨、大雾日，暗兵偷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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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此一阶段，对问题分析最深刻者，乃李鸿章所依赖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说来讽刺，汉纳根只是个工程技术专家，在德军中亦不过是个没有进过参谋总部的尉级军官，此时却在事实上成了清政府的陆海军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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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纳根看来，清军“平内患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46]应招聘西洋陆战专家为顾问，加紧编练十万新军，在此期间则避免与日军决战（“与倭大战，恐无胜理”），“惟有阻碍倭人，不敢长驱直进，今宋帅一军近扎要隘，十分严守为上，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际此冬令，北地苦寒，转瞬海口封冻，倭虽在韩屯聚粮械，由陆路深入，转运愈难，必须夺一海口以资接济。我军趁此封港期间，只要守住要隘，得兹五六月闲暇，赶紧新练一大军，水陆同时十分筹备，是为至要。”[47]此外，他还意识到，清军堪战之兵太少，广阔的空间虽然可以增加日军的后勤困难，却也稀释了清军的兵力，加重了防御难度。尤其是处在离心线上的两大政治中心——北京和奉天，更令清军顾此失彼。所以，他明确告诉总理衙门的大臣：“我的见解，现在应顾直隶、北京，不能顾奉天了。”对方竟答以：“奉天为根本重地，岂能任其长驱大进？”[48]这就自动选择了处处设防、备多力分的道路。自然也就更不可能看出，汉纳根归根结底仍是个陆军尉官，他虽已意识到日军“必须夺一海口以资接济”，却忽视了两栖登陆的战法，从而只关注从鸭绿江到山海关一线的陆路防御，而完全忽视了日军在冰冻季节前通过登陆战夺取旅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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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0月15日（九月十七日），李鸿章根据来自驻英使馆的消息，才再度意识到“倭欲由大连湾旁登岸，抄袭旅顺”，并将此判断告知总理衙门。[49]就在这一天，日军第一师团已开赴宇品港，依次登船，分三批离港，总计动用运输船30余艘。运输船队先抵达大同江口南侧的渔隐洞集结地，继而在海军军舰的掩护下，前往辽东半岛登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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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9天内，由于日本第一军开始迫近鸭绿江防线，光绪和李鸿章的注意力乃迅速又转移到该方向。当日军于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在花园口登陆时，完全没有遭到抵抗。2天后，清军探马始侦知日军登陆确信。[51]而鸭绿江防线此时亦已被日本第一军突破。奉天、旅顺、山海关三个要点同时告警，清军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则被夹在日本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进退失据。至此，清军不仅失去了却敌于滩头的良机，且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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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花园口登陆后的清军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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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在花园口顺利登陆，但登陆过程却一直持续到11月7日。其经貔子窝向金州的进军，亦耗时13天。清廷在确知日军登陆后，反应倒堪称迅捷。清廷终于看清了两个关键：（1）旅顺防务是当务之急。（2）从鸭绿江到奉天一线，空间广阔，运用且战且退的战术，可以有效迟滞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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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光绪命宋庆立即增援旅顺。宋庆之行动亦堪称迅捷，他一面留下少部兵力由聂士成率领，牵制日本第一军，一面亲自率领本部3 000人和刘盛休部3 000人增援旅顺。聂士成极其成功地完成了受领的任务，以较少兵力，将大批日军引向天寒地冻的摩天岭，并将后者滞留到旅顺失守。宋、刘所部乃得以迅速和日本第一军脱离接触，并在极短时间内横跨半岛，移动到盖平，继而南下反击金州。[52]这就为清军争取了新的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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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立即抓住机会进一步增援，以求翻盘。就在日军于貔子窝完成攻击集结的11月2日，李鸿章决定调山东烟台一带的章高元部精锐淮军4营，由夏辛酉统率，增援旅顺。[53]3日（十月初六），又派卫汝成部5营新募兵增援旅顺。[54]抵旅顺后，驻白玉山东麓，作为旅顺后路的总预备队。再加上来自金州和大连湾的败兵，总兵力共计14 700人，其中对陆防御者10 600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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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章高元部外调。李鸿章乃于4日（十月初七）转向总理衙门呼吁，请将章高元部8营兵力全部北调增援旅顺。[56]光绪立即意识到：“现在旅顺防务万分吃紧，登州尚非敌锋所指，尽可移缓就急，何得专顾一隅，致蹈贻误。”乃于5日（十月初八）下午下令“即日拔队前往，不准刻延”。但在兵力规模上打了个折扣，仍按原定4营规模抽调，由夏辛酉统领。[57]李鸿章立即安排船运，并期望这支生力军能由登州运往旅顺，直接前往金州南面的南关岭高地驻防。[58]当天晚上光绪进而决定再追加章高元部4营增援旅顺。[59]6日，光绪又命李鸿章饬丁汝昌、刘步蟾率舰队前往貔子窝一带搜寻日军登陆场进行攻击。[60]从而在纸面上形成了章高元部8营精锐部队直接增援旅顺，宋庆部自外围夹击，海军前出攻击的合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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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此时清军能坚守金州及其南部山地防线，与日军长期周旋。就可为增援部队争取时间，从而形成外线兵团扫荡花园口登陆场，进而前后夹击登陆日军的有利态势。岂料，金州竟在一日内失守，大连湾亦随之在次日上午被追击中的日军占领。这就使得清军下一阶段的作战难度骤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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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北洋海军也没有向貔子窝攻击前进，而是在7日夜间撤往威海卫，仅留鱼雷艇部队在旅顺。据丁汝昌汇报，撤离理由是：“湾吃紧，电不通，船坞工匠人等纷纷告去，不日恐有停工之势……现水师在旅亦有三难：一、湾有失，敌必捣旅后路，我师船在口内，不能施展，无以为力；二、敌船来攻，口门窄小，不能整队而出，且‘定’、‘镇’必须候潮，若遇急，冲出不易；三、口外寄泊敌舰过多，夜间来攻，我船尤少快炮，尤难防备。”[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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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章高元部的船队，也因为忌惮日本海军利用大连湾形成新的打击扇面，而迟迟未能落实（“旅口敌船游弋，轮船难运”）。[62]11日（十月十四日），迫于直接增援旅顺的困难，李鸿章转而决定船运章高元部至营口，从陆路走外线会合程之伟部2 000人、刘盛休部3 000人、宋庆部3 000人，一起南下增援旅顺。[63]此计划如能实现，就将组成一个12 000人的大部队，但问题恰在于以当时清军的机动能力，很难实现。其实李鸿章自己最清楚，此举“缓不济急”，只是“舍此并无办法”，[64]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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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十月十六日），宋庆抵达盖平。[65]次日中午，宋庆抵达熊岳。[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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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十月十八日），为旅顺攻坚战输送攻城炮的日军船队抵达大连湾柳树屯。17日（十月二十日）拂晓，在经过10天的休整后，日军离开大连湾向旅顺前进。[67]同一天，攻城炮部队在柳树屯完成登陆，经陆路赶往旅顺前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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