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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湾及澎湖的价值还在于，日后可以用于抵消俄、英两国在远东的影响，并为下一步的扩张奠定基石，其矛头直指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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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想与欧洲列国并驾齐驱争雄于东亚，就必须寻求新物产的产地，增加财源。而吕宋地处东西两洋交通要冲，未来必将成为东洋商业中心。如果我国获得好机会，吕宋亦是我国必须占领之地区。占领台湾不仅是占领吕宋之阶梯，而且从地理来说，台湾与我琉球列岛相连，占领台湾是最合理的。何况从我日本帝国的自卫防御来说，台湾也是必须占有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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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前述构想能够完全实现，日本就将以极低的成本赢得战争，并进而形成北取朝鲜、南略台湾，一举控制两大地缘支点的有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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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本书第十一章所述，实现前述计划的前提是日军必须在8月中旬前取得渤海和黄海的制海权，而这一点恰恰没有做到。日军被迫大幅度修订原作战计划，一方面以第一军驱逐朝鲜境内的清军，进而经鸭绿江向奉天推进；同时以新组建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一举夺取大连湾和旅顺口。而这两个行动的最终目的又在于为直隶平原决战做准备，以待次年春季冰冻期结束后，以大兵团在山海关、滦河间地区登陆，伺机扫荡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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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计划最严重的问题即在于，模糊了战争目的。本来，日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和中国争夺朝鲜半岛。这是一个地缘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的目标设定。但是，经平壤、大东沟两战后，日军基本已经达成了目的，只是未能对中国的陆海军主力进行毁灭性打击，留下了清军日后反扑的可能。同时，也缺乏有效的保障手段，以阻止中国日后发起收复失地的报复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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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大本营应思考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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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争目的究竟是什么？为达成此目的，是否一定要进行直隶平原作战？ 如必须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与之相匹配的战争目的又是什么？此种目的是否现实？ 直隶平原作战会导致何种政治、军事、外交后果？立足此后果再审视军事手段与政治目的之平衡，又该采取何种具体行动？ 这些重要的问题，居然长期未得到大本营内的军事精英们的重视。今天看来，日军参谋精英们的失误，就在于日趋将战争变为纯粹的战斗，既忽略了战场之外的列强动向，也忽视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只有伊藤博文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日军在1895年能够取得直隶平原决战的胜利，也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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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使如此，虽幸而达成其所望，然彼清国必满廷震骇，暴民四起，土崩瓦解，终必形成中外齐声称之谓无政府状态。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竭力避免四方列国之干涉，但列国在各自保护其商民方面，由于最为深切之利害关要，势必导至不得不实施联合干涉，乃属必然也。此岂非自我招致各国之干涉耶！若夫使清国一度陷于无政府境遇，我方待时机成熟，虽欲容彼之请而讲和，而代表彼国担当与我商谈任务之对手，又决不能求之于已土崩瓦解之清廷也。虽然握世界之霸权而为盟主与列国立约割地，采取极端，虽亦非属难事，但苟欲见机而容彼之降，于两国之间恢复和平，以此而为我收战胜之利，则非善于权衡利害，慎重从事不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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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果日军发动直隶平原作战，就会造成一个难解的局面，从而制造出难以驾驭的变数，这有利于劣势方，而不利于优势方。伊藤博文显然认清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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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初由陆军方面拟定的大本营人员名单中，竟没有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但伊藤发挥了他和明治天皇的特殊关系，作为特邀人员，成功挤进大本营，并一再对军事行动进行政治驾驭，对日本最终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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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日军攻克大连湾和旅顺口之后，伊藤不仅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直隶平原作战的质疑，更进而提出了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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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两军均将其必要之守备队留于占领地，将其余兵力或合并另组建一军，或依其他方法，一从当局之所见姑置不论，但一方面则宜渡海进攻威海卫。敌之北洋舰队现在泊于港内，因而大举攻击威海卫既非其时，深入其港口亦不可得。今以陆军袭其背后，以水陆挟击之，此即所谓扼其咽喉之一半，且为剿灭长期挑而不战之敌舰之捷径也。彼或竟至不能力战而成为我之俘虏，亦未可知。即使未能成为俘虏，犹可由我海陆军轰然击溃之，歼灭其海上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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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务须与此同时夺取台湾。虽有谓占领台湾必更再次招致列国物议之虞者，此不过一己之臆断耳。列国中虽时有垂涎台湾而欲趁机染指者，见我军之占领而抱不快之念，然我既不妨害其通商，又不假以保护其商民之口实，此与我军席卷直隶，使彼陷于无政府境地，招来列国之联合干涉，不可同日而论也。何况持台湾诸岛作为战争之结果必归我所有之论者，晚近于朝野间愈益增多乎！苟欲以割让台湾作为和平条约重要条件之一，我方如不先以兵力将其占领之，则无使彼将其割让之根据，将奈之何？是故非坚信扼渤海之锁钥乃为至要之同时，必须南向获取台湾为大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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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于冰冻季节毕此两役，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进而坚决实行前此之甲案，以水陆连胜之余勇，陷山海关，进迫天津、北京，亦未为晚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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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由于辽东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第二师团停止于广岛，等待新命令。这就意味着日军多出一个师团的兵力可以立即投入新的战斗。而从花园口到旅顺的战斗，已全面暴露了清军抗登陆体系的朽钝不堪，日军只要将同一种战法在高度雷同的两个地区连续使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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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大本营最终采取了伊藤博文的建议，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兵力配属参见本章附录一），在山东荣成湾登陆，攻取威海卫，并全歼北洋海军。回国后的山县有朋虽仍执着于“进兵山海关附近，尽全力陷敌之首都，使彼结城下之盟”，[17]但迫于山海关附近已进入冰冻期，登陆困难，山县也只好转而支持山东作战计划，并指出了此作战的四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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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敌之北洋舰队。即使未至将其消灭，亦可夺得其唯一之根据地，从而将敌舰自渤海湾驱除； 解冻后应于直隶平原整顿陆军作战之各种准备，并使之容易实现； 使陆军于盛京及直隶平原独立进行作战； 将海军运用于中国东南沿海予敌以重大损伤。[18]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不会利用和谈谋求停战。相反，由于没有想到清廷的底牌是边谈边打，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最担心的反而也是和谈导致停战的问题。二人通过研究，乃决定以中方代表的全权手续不全为理由，拒绝和谈，从而确保等到更有利的时机再启动谈判。这样一来，中日双方居然在再打一两仗再停战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暗合。甲午战争的最后一轮军事战，也就在这暗合中，于渤海南北紧锣密鼓地同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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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针锋相对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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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日军在威海卫展开的作战，和辽东作战如出一辙，清军面临的问题仍是抗登陆作战和要塞守备问题。对缺乏系统的军事学说支持的清军而言，想在短时间内从旅顺的失守中吸取教训、超越失败，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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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认为，旅顺失守的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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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募兵过多，训练不足，战斗力低下。 武器不及日军。 守军数量过少。 结论：尚非战阵不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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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析与其对平壤败战的分析如出一辙，只是增加了新募兵的因素，对关键环节全部无视。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还是在竭力从军事本身寻找问题，其余人等之分析总结更不靠谱，竟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汉奸过多：“此次倭船逼攻旅顺，已预知埋藏水雷之所，曲折绕避，竟无一船碰伤；且当前军战酣之际，后营突然火起，遂至军心震扰；凡被贼攻陷之地，无非汉奸导引所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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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分析则只能停在人身道德层面的臧否，不同者仅在于或直接攻讦李鸿章，或通过攻击前敌诸将间接攻击李鸿章。[21]此种攻击在短期内混淆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从长期历史进程中看，反而为李鸿章争得了充足的道德优势。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此种感性、离题的道德批判，又何来日后为李鸿章辩护、翻案之种种矫枉过正？假设当年就人人同情李鸿章身在局中之不易，后人反而更有动力深挖其中成败得失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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