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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使如此，虽幸而达成其所望，然彼清国必满廷震骇，暴民四起，土崩瓦解，终必形成中外齐声称之谓无政府状态。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竭力避免四方列国之干涉，但列国在各自保护其商民方面，由于最为深切之利害关要，势必导至不得不实施联合干涉，乃属必然也。此岂非自我招致各国之干涉耶！若夫使清国一度陷于无政府境遇，我方待时机成熟，虽欲容彼之请而讲和，而代表彼国担当与我商谈任务之对手，又决不能求之于已土崩瓦解之清廷也。虽然握世界之霸权而为盟主与列国立约割地，采取极端，虽亦非属难事，但苟欲见机而容彼之降，于两国之间恢复和平，以此而为我收战胜之利，则非善于权衡利害，慎重从事不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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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果日军发动直隶平原作战，就会造成一个难解的局面，从而制造出难以驾驭的变数，这有利于劣势方，而不利于优势方。伊藤博文显然认清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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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初由陆军方面拟定的大本营人员名单中，竟没有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但伊藤发挥了他和明治天皇的特殊关系，作为特邀人员，成功挤进大本营，并一再对军事行动进行政治驾驭，对日本最终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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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日军攻克大连湾和旅顺口之后，伊藤不仅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直隶平原作战的质疑，更进而提出了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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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两军均将其必要之守备队留于占领地，将其余兵力或合并另组建一军，或依其他方法，一从当局之所见姑置不论，但一方面则宜渡海进攻威海卫。敌之北洋舰队现在泊于港内，因而大举攻击威海卫既非其时，深入其港口亦不可得。今以陆军袭其背后，以水陆挟击之，此即所谓扼其咽喉之一半，且为剿灭长期挑而不战之敌舰之捷径也。彼或竟至不能力战而成为我之俘虏，亦未可知。即使未能成为俘虏，犹可由我海陆军轰然击溃之，歼灭其海上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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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务须与此同时夺取台湾。虽有谓占领台湾必更再次招致列国物议之虞者，此不过一己之臆断耳。列国中虽时有垂涎台湾而欲趁机染指者，见我军之占领而抱不快之念，然我既不妨害其通商，又不假以保护其商民之口实，此与我军席卷直隶，使彼陷于无政府境地，招来列国之联合干涉，不可同日而论也。何况持台湾诸岛作为战争之结果必归我所有之论者，晚近于朝野间愈益增多乎！苟欲以割让台湾作为和平条约重要条件之一，我方如不先以兵力将其占领之，则无使彼将其割让之根据，将奈之何？是故非坚信扼渤海之锁钥乃为至要之同时，必须南向获取台湾为大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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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于冰冻季节毕此两役，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进而坚决实行前此之甲案，以水陆连胜之余勇，陷山海关，进迫天津、北京，亦未为晚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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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由于辽东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第二师团停止于广岛，等待新命令。这就意味着日军多出一个师团的兵力可以立即投入新的战斗。而从花园口到旅顺的战斗，已全面暴露了清军抗登陆体系的朽钝不堪，日军只要将同一种战法在高度雷同的两个地区连续使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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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大本营最终采取了伊藤博文的建议，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兵力配属参见本章附录一），在山东荣成湾登陆，攻取威海卫，并全歼北洋海军。回国后的山县有朋虽仍执着于“进兵山海关附近，尽全力陷敌之首都，使彼结城下之盟”，[17]但迫于山海关附近已进入冰冻期，登陆困难，山县也只好转而支持山东作战计划，并指出了此作战的四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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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敌之北洋舰队。即使未至将其消灭，亦可夺得其唯一之根据地，从而将敌舰自渤海湾驱除； 解冻后应于直隶平原整顿陆军作战之各种准备，并使之容易实现； 使陆军于盛京及直隶平原独立进行作战； 将海军运用于中国东南沿海予敌以重大损伤。[18]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不会利用和谈谋求停战。相反，由于没有想到清廷的底牌是边谈边打，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最担心的反而也是和谈导致停战的问题。二人通过研究，乃决定以中方代表的全权手续不全为理由，拒绝和谈，从而确保等到更有利的时机再启动谈判。这样一来，中日双方居然在再打一两仗再停战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暗合。甲午战争的最后一轮军事战，也就在这暗合中，于渤海南北紧锣密鼓地同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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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针锋相对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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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日军在威海卫展开的作战，和辽东作战如出一辙，清军面临的问题仍是抗登陆作战和要塞守备问题。对缺乏系统的军事学说支持的清军而言，想在短时间内从旅顺的失守中吸取教训、超越失败，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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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认为，旅顺失守的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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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募兵过多，训练不足，战斗力低下。 武器不及日军。 守军数量过少。 结论：尚非战阵不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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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析与其对平壤败战的分析如出一辙，只是增加了新募兵的因素，对关键环节全部无视。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还是在竭力从军事本身寻找问题，其余人等之分析总结更不靠谱，竟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汉奸过多：“此次倭船逼攻旅顺，已预知埋藏水雷之所，曲折绕避，竟无一船碰伤；且当前军战酣之际，后营突然火起，遂至军心震扰；凡被贼攻陷之地，无非汉奸导引所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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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分析则只能停在人身道德层面的臧否，不同者仅在于或直接攻讦李鸿章，或通过攻击前敌诸将间接攻击李鸿章。[21]此种攻击在短期内混淆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从长期历史进程中看，反而为李鸿章争得了充足的道德优势。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此种感性、离题的道德批判，又何来日后为李鸿章辩护、翻案之种种矫枉过正？假设当年就人人同情李鸿章身在局中之不易，后人反而更有动力深挖其中成败得失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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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李鸿章毕竟是当时举国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李鸿章的失误其实就是清王朝的最高水平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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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翁同龢之辈更是束手无策。吴大澂被倒李派依为栋梁，最终却使后者极度失望，纷纷弹劾。[22]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日军对威海卫发起攻击后，仍幻想着：“应以兵船奋力攻击，毁其运船，于保全威海有裨。”[23]刘坤一则寄希望于地方团练：“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民团虽不能击其大股，止须昼夜多方扰之，伺便截其粮饷、军火，亦可稍杀贼势，以待援兵。如民团击倭出力，奏免钱粮三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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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环境中，清廷不仅没有正确总结辽东战场的败因，更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下一步会对威海卫展开大规模攻势，反而沉溺在一厢情愿的关外反击作战的幻想中，以为只要稳定住津沽、山海关的防务，再于辽东打上一两个胜仗，即可顺势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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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绪的指示，李鸿章于11月27日（十一月初一）冒雪巡视了津沽地区的防务状况。[25]山东的防务则交给了完全不懂军事的清流派文人官僚李秉衡。日军登陆前夕，整个山东虽在纸面上有3万余人的兵力，但大多是没有战斗力的河防营和新募营。如烟台河防营缺编达五分之二，士兵以长矛为武器，操练时鼓手击鼓，士兵则随鼓点舞动长矛，宛若京剧排练。[26]而在日军即将登陆的荣成湾仅5个河防营1 400名守军，[27]且在日军登陆点未设防。另据目击者回忆，这5个营每营只有战斗兵300余人，且装备的都是老式火枪，其余则为杂役。[28]章高元部8营淮军战斗力最强，可惜已被远调关外。唯一胜于辽东战场的地方，就在于威海卫原有的10营守军基本未经抽调，大致保持着完整的战力。无奈兵力本就不多，丰岛海战后，又增募4营，再加上李秉衡增援的2个营，共计16个营的兵力，其中戴宗骞率6营兵力驻北帮炮台，分统总兵刘超佩（李鸿章的妻侄女婿）率6营兵力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李鸿章的外甥）率4营兵力守刘公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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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2月7日（十一月十一日），清廷才通过驻英使馆首度获得日军将在威海卫登陆的情报：“倭计一在沽南登岸，一在得威海。”[30]龚照瑗的建议是：“威陆要路宜多设旱雷台垒，即旧炮亦得力。”李鸿章的措施是：“饬威海守将于陆路要路筑长墙地沟，添设土炮台；又令大沽守将填筑土炮台，多布旱雷。”[31]本质上如出一辙，基本上还是重复业已被实战证明无效的防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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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第一军在山县有朋的率领下，并未安于防御，而是放弃摩天岭，转走海城一线，向奉天与山海关间攻击，与自旅顺北上的日军合击宋庆部。伊藤博文认为，这与北守南攻的大方针相背，乃再度动用天皇的权威，将山县有朋召回国内，其实是变相撤职。但是，继任者野津道贯仍继续进攻，并于12月13日（十一月十七日）攻克了重镇海城。[32]摩天岭一带之东线清军，与辽东半岛之西线清军联络断绝，辽沈间之电报线亦中断。[33]但随后日军即丧失继续进攻的冲力，而山东作战军则已接近后勤准备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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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廷任命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的全权大臣议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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