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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正月二十日），威海卫攻守双方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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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正月二十日），清军第三次反攻海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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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正月二十一日），日军接收残余军舰和炮台。镇远、平远、济远、广丙和6艘蚊炮船相继升起日军军旗。[63]唯一的例外是康济号练习舰，伊东祐亨特许该舰挂清军龙旗，并运载丁汝昌等殉国将领的尸体离开威海。[64]威海卫作战至此结束，日军自荣成湾登陆起，总伤亡人数仅558人（死131人，伤427人）。[65]此时，清军的援军仍在原始道路上缓慢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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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正月二十五日），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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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军在辽东战场恢复攻势，连克牛庄（3月4日）、营口（3月7日）、田庄台（3月9日）等要点。日第一军、第二军于田庄台实现会师。而清军一方，被反淮系势力寄予厚望的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其湘军连失要点、死伤惨重，被实战证明远逊于李鸿章及其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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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二月十八日），李鸿章使团离开天津前往日本议和。等待他的是空前苛刻的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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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艰难的谈判与昂贵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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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荫桓与邵友濂在2月4日（正月初十）徘徊神户、进退失据的时刻，清廷已经无意间向日本亮出了底牌：急于停战，急于求和。这种心情甚至被公然写在清廷给日方的照会中：“所请停战一事，乃议成和款第一要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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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自然不会按清廷的意愿行事，陆奥宗光看得清楚：“自实际军事形势及作战方面观之，无条件停战显然于日本甚为不利。”[67]但日本也不便于直接拒绝停战，乃提出清廷无法接受之停战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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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城池堡垒。 清国军队之驻上开各处者，应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 天津、山海关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 停战期限之内军事需费，应由清国支补。[68] 对清廷而言，接受这些条款，等于又输掉了两三个金旅战役。这就等于事实上堵死了停战的大门，使李鸿章处在极其不利的位置上。当李鸿章拿着全权证书抵达日本时，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已有充分信心，彻底挤干清王朝的这个老柠檬。他们给李鸿章送上的终战条件是空前苛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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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 赔偿军费三亿两白银。 增设通商口岸若干。 对清王朝而言，接受这些条款，无异于战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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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台湾，等于是成为一个地缘残疾国。巨额赔款则意味着大伤国本，这就是英国人早就看透的一点：“如果日本真的在短期内就得到这笔巨款，那么，日本对这笔赔款的使用可能会比条约所规定的其他任何变动更多地对工商业立即产生刺激作用……如果真的得到，中国就成为重残废了。”[69]而增设通商口岸，又必然按照利益均沾原则，让列强全部获得好处，从而对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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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清廷稍有些常识，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慢性自杀的条约。既然日本在之前曾拒绝过清廷的议和，此时清廷也理当断然停止和谈。除非日本愿意援引国际惯例，同意停战，清廷至少还能借和谈拖延时间。但日本恰恰是和谈但不停战。马关议和对清廷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羞辱和威压。哪怕只是为了做出抵抗的姿态，也应撤使回国，同时摆出打持久战的姿态，以谋求更合理的停战基线。而最好的姿态就是迁都于内陆，以表示即便京津失守，中国也决不接受前述停战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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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廷更应明确自己的底线，形成如下谈判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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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只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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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中的一个租借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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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都租借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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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一个割让给日本、一个租借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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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都割让给日本。此为底线，决不可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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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清朝的政治环境中，无人敢提出迁都，更没有人敢理性地讨论国家利益的分级，及迫不得已下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反而有官员一面高调主战，一面坚决反对迁都，如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就认为：“乃近闻有恐倭贼深入，劝皇上以迁避者。不知京师形势居高驭下，控制东南，宿卫所环拱，四方所趋凑，金汤巩固，有备无虞；臣非敢以朝廷为孤注，实缘外度贼势，内顾本图，断非小国孤单所能径入，故在京官眷纷纷南徙，臣一家三十余口从不迁移，盖有所恃以无恐也。”[70]同样是这位洪良品，在威海失守后，还幻想着征募沿海民众，直捣日本，反败为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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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廷自身的统治脆弱性和军事能力的过于低下，也削弱了其持久抗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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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还未爆发的1894年7月3日，英国外交官就看透了两个事实：“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他们将导致中国四分五裂（至少暂时如此，直到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并使日本成为远东的第一强国。”“李鸿章的虚名不久将被彻底戳穿。我一直觉得人们对他估计过高。他看上去很伟大仅仅是由于中国现在身居高位者都太懦弱无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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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此23天后，也就是丰岛海战前夕，英国驻天津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在致欧格讷的绝密函件中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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