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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所周知，自1870年以来，天津的无赖阶层只是由于畏惧总督从外省带来的军队才不闹事。最近从这些军队中抽掉约20 000人去朝鲜，实力已大为削弱，以致觉得必须下令在河南和山东征募30 000新兵保证天津的安全。我认为，这里无赖阶层的组织，比中国其他任何港口都要完善。因此，这里可以在比其他地方更短的时间内组织一次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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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中国，反朝廷的情绪似乎非常强烈，以致中国人的任何严重挫折都可能导致遍及整个帝国的叛乱。在任何此类运动中，天津当然不可能落后。可以说，我在这里经常听到中国人使用敌视朝廷的语言。就在前几天，一个外国人告诉我：在北洋水师学堂里讨论取胜机会时，一个中国人说：“我希望我们战败，那样会有一件可喜的事——朝廷寿终正寝。”[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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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失败，各种对朝廷的不满更是甚嚣尘上，连很多体系内的人士也毫不示弱。就在张荫桓、邵友濂抵达广岛的当天，宝士德拜见了天津代理海关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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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道台在场的是罗丰禄的弟弟罗希禄。这位官员突然插言道：“好，我希望不久会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对于我所表示的惊讶，他回答说：“皇上的权力太大了。”……我想，话说到这份儿上最好是别往下说了，于是便提前告辞。在我看来，道台和我这个英国领事对皇帝的权力说长道短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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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很有意义，它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中国官员这样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它似乎表明如果北京当局对地方官员的惩罚超过一定的限度，总督就准备给予抵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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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林西报》3月14日的一篇报道，虽不免有夸张嫌疑，但多少也揭示了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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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部署在战场上的最好的军队就像一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一样被入侵者打得丢盔弃甲，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满洲地区；另一方面，我惊讶地从二月二十一日发布的上谕中得知，在满洲的中国部队虽然不能抵挡日本军队的挺进，但却不得不与帝国那一部分的严重叛敌相抗争。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海城和海城附近地区的战事，而没有注意到偶尔传到我们这里的报导说在海城以北的地方发生了骚乱，中国当局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去恢复秩序。现在从吉林将军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得知事态严重，有可能爆发可怕的武装起事。形势令人十分恐慌，甚至一度想把所有的中国部队撤退到山海关内，放弃满洲地区，任凭起事者和日本入侵者在那里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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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分布的地区很广，长城的张家口到黑龙江都有。叛乱分子都是从直隶、山东和山西下关东的非法垦荒者。他们对蒙古人和满洲人表现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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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政府的说法，他们都是叛乱的邪教，即秘密会社。但叛乱分子却自称是天理道，也就是天的保卫者。中国政府费尽心机不让人们知道这些会社汇集起义的消息，害怕叛乱会蔓延到毗邻省份。幸运的是，虽然政府不得不派出大量军队去对抗日本人，但还能够招募部队来进攻叛乱分子。进行了多次战斗，战果各不相同。但当日本人攻占海城时，事态发展到了一个紧急状态，因为日本人已将将军的部队赶到了西面，这样他的后方和侧翼受到了起义者的威胁。本来他是要陷入困境的，但这时叛乱头领内部发生了严重争吵。一个头领手下有四千人，反正到中国部队一边，参加了吉林将军长顺的部队。……如不是叛乱头目内部发生纷争，那末对中国政府来说，叛乱将是难以对付的，尤其是在中国政府需要作出艰巨努力来对抗日本军队的时候。[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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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光绪在战后的检讨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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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进逼辽沈，南则宜犯畿疆，皆意中事。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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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沈阳陵寝、京师宗社和慈禧安危的提及，倒不全是寻找借口。盖大清标举孝道，当时人又多迷信，早在11月17日（十月二十日），也就是鸭绿江防线被突破24天后，大连湾失守10天后，旅顺口沦陷4天前，奉天陵寝总管联瑞等人已联名呼吁停战议和。理由竟是：“东边为龙脉所在，天下安危，实系于此，现在倭人到处盘踞，任意挖掘坑陷，修台埋雷，元气必伤，根本势将动摇，大局何堪设想？贼氛渐逼渐近，窃虑倭人乘虚占据陵寝重地，上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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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患内忧并起，汉纳根又在军事上无力回天、只会花钱的当口，清廷上下忽然又将希望寄托在著名的儒家基督徒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身上，希望这位对中国文化颇有好感的英国传教士能出奇制胜、逆转危局。李提摩太乃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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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须同英国建立联盟。英国确保中国的完整。中国得在英国与别国交战时帮助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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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应将其陆军、海军、财政及内部管理的改革方面与英国协商。英国将推荐合适的官员赴中国服务，但不反对中国有权雇用其他国家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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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应同意以公开、平等的条件向英国臣民出让在中国修筑并经营铁路、开采并经营煤矿和铁矿及其他矿山以及在中国的口岸城市建立并经营各类工业企业的权利。至于内地的铁路、矿山和工厂，中国将保留在25年之后按合理的市价收回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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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应以友好的精神同意考虑开设新口岸的申请，并考虑任何关于发展商业、调整税收等有利于对外贸易而又无损于中国岁入的建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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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点建议可谓来之太晚。如果清廷能在十年前按这四点行动，又何至于沦落到马关议和的一步呢？正如本书第三章早已指出的那样，没有清晰的国际政治观和战略观，看不清机遇所在，最终不仅自己浪费机遇，更将机遇拱手送给强邻，最终临时抱佛脚，期望发生奇迹。这已与博彩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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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有趣就在于，虽然概率极低，这个奇迹居然部分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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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议和期间，一个头脑简单的日本极端主义分子小山丰太郎，居然在3月24日（二月二十八日）使用一把左轮手枪打伤了返回寓所途中的李鸿章（左眼下颧骨中弹）。这就引发了日本举国震动、全球舆论关注的戏剧性转折。日本外交官们立即意识到：“关于李鸿章之事件，无疑已在欧洲惹起恶感。”[79]“英国公使来外务省，只称此次事件情形甚为可叹，给欧洲恶感甚大。美国公使来本省称，欧美对此抱有甚大恶感。”[80]“如果杀害李鸿章未遂之报告是属实的，整个欧洲则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蔑视的眼光看待我们表面的文明。”[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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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德国大使提醒，日本还注意到最近的一次类似事件：“数月前摩洛哥之讲和使节来马德里，将要乘由王宫送伊之马车时，一个半狂人非现职陆军军官突然举拳殴打使节之面部。此乃对回教徒之最大不敬。因此以至西班牙政府不得不向摩洛哥派出赔罪使节，并大为放宽其所要求之讲和条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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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结合当年的俄国皇太子游日遇刺事件，和不久前刚刚发生的旅顺大屠杀，日本的国际地位尤其可危。对清廷而言，这本是撤使回国、充分展开对日舆论战、外交战的最佳机会，岂料竟一无举动，终于连送上门来的奇迹也无法把握。而日本虚惊一场后，仍不得不谨慎行事，除对李鸿章极尽关心、反复道歉并严惩凶手和渎职官员外，更于3月28日同意中日暂时停战21天，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地区，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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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屯于盛京省之日本军队，自接到停战命令之日起停战，不使之进出连接田庄台、鞍山站、连山关、赛马集、宽甸县、长甸县等地之外。 驻屯于盛京省之清国军队，须远离日本军十日本里（合清国里为八十里）之外，不可接近日本军。[83] 此后，为了抵消李鸿章遇刺的影响，日方又决定将赔款金额减去一亿两，诚可谓19世纪外交史上最昂贵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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