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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沈阳陵寝、京师宗社和慈禧安危的提及，倒不全是寻找借口。盖大清标举孝道，当时人又多迷信，早在11月17日（十月二十日），也就是鸭绿江防线被突破24天后，大连湾失守10天后，旅顺口沦陷4天前，奉天陵寝总管联瑞等人已联名呼吁停战议和。理由竟是：“东边为龙脉所在，天下安危，实系于此，现在倭人到处盘踞，任意挖掘坑陷，修台埋雷，元气必伤，根本势将动摇，大局何堪设想？贼氛渐逼渐近，窃虑倭人乘虚占据陵寝重地，上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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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患内忧并起，汉纳根又在军事上无力回天、只会花钱的当口，清廷上下忽然又将希望寄托在著名的儒家基督徒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身上，希望这位对中国文化颇有好感的英国传教士能出奇制胜、逆转危局。李提摩太乃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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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须同英国建立联盟。英国确保中国的完整。中国得在英国与别国交战时帮助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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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应将其陆军、海军、财政及内部管理的改革方面与英国协商。英国将推荐合适的官员赴中国服务，但不反对中国有权雇用其他国家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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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应同意以公开、平等的条件向英国臣民出让在中国修筑并经营铁路、开采并经营煤矿和铁矿及其他矿山以及在中国的口岸城市建立并经营各类工业企业的权利。至于内地的铁路、矿山和工厂，中国将保留在25年之后按合理的市价收回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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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应以友好的精神同意考虑开设新口岸的申请，并考虑任何关于发展商业、调整税收等有利于对外贸易而又无损于中国岁入的建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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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点建议可谓来之太晚。如果清廷能在十年前按这四点行动，又何至于沦落到马关议和的一步呢？正如本书第三章早已指出的那样，没有清晰的国际政治观和战略观，看不清机遇所在，最终不仅自己浪费机遇，更将机遇拱手送给强邻，最终临时抱佛脚，期望发生奇迹。这已与博彩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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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有趣就在于，虽然概率极低，这个奇迹居然部分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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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议和期间，一个头脑简单的日本极端主义分子小山丰太郎，居然在3月24日（二月二十八日）使用一把左轮手枪打伤了返回寓所途中的李鸿章（左眼下颧骨中弹）。这就引发了日本举国震动、全球舆论关注的戏剧性转折。日本外交官们立即意识到：“关于李鸿章之事件，无疑已在欧洲惹起恶感。”[79]“英国公使来外务省，只称此次事件情形甚为可叹，给欧洲恶感甚大。美国公使来本省称，欧美对此抱有甚大恶感。”[80]“如果杀害李鸿章未遂之报告是属实的，整个欧洲则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蔑视的眼光看待我们表面的文明。”[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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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德国大使提醒，日本还注意到最近的一次类似事件：“数月前摩洛哥之讲和使节来马德里，将要乘由王宫送伊之马车时，一个半狂人非现职陆军军官突然举拳殴打使节之面部。此乃对回教徒之最大不敬。因此以至西班牙政府不得不向摩洛哥派出赔罪使节，并大为放宽其所要求之讲和条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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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结合当年的俄国皇太子游日遇刺事件，和不久前刚刚发生的旅顺大屠杀，日本的国际地位尤其可危。对清廷而言，这本是撤使回国、充分展开对日舆论战、外交战的最佳机会，岂料竟一无举动，终于连送上门来的奇迹也无法把握。而日本虚惊一场后，仍不得不谨慎行事，除对李鸿章极尽关心、反复道歉并严惩凶手和渎职官员外，更于3月28日同意中日暂时停战21天，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地区，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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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屯于盛京省之日本军队，自接到停战命令之日起停战，不使之进出连接田庄台、鞍山站、连山关、赛马集、宽甸县、长甸县等地之外。 驻屯于盛京省之清国军队，须远离日本军十日本里（合清国里为八十里）之外，不可接近日本军。[83] 此后，为了抵消李鸿章遇刺的影响，日方又决定将赔款金额减去一亿两，诚可谓19世纪外交史上最昂贵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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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七节 贻害百年的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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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之让步亦到此为止，清廷之怯懦立场更令日本胆壮，日本乃多次摆出停战期一到就要发动直隶平原决战的姿态，对清廷恐吓要挟。清廷则连迁都再战的表态都不敢做出。3月23日澎湖的失守又宣告了海峡两岸的断绝，进一步打击了清廷的抵抗信心。双方在4月17日最终签订的条约，主体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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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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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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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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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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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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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后因为俄国的介入，日本被迫退还了辽东半岛（清廷额外支付赎辽经费三千万两白银），随后甚至暂时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但那与中日之间的博弈已没有任何关系，问题已转向英俄日三方博弈，并最终演变为英俄日美四角博弈，中国则只是列强角力的战场和战后进行国际平衡的饵食罢了。[85]原因即在于，通过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大清国已出局，不再拥有远东战略棋手的资质，转而沦为一个巨大的地缘支点区，等待列强的肆意瓜分。而日本则在将中国推入至少50年无法翻身的深渊后，借势崛起，开始走向远东头等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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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国运，正是从这一年起，形成了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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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日本之所以能达成战胜中国的目标，是其自幕末以降举国努力、持之以恒的结果。而晚清这个战略、战争门外汉，正好当了陪练。若问日本的胜利有何隐患，最大的隐患就在于，日本缺乏明晰的大战略学说，政治指导和军事指导是断裂的，在甲午战争中，此种断裂全靠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之人身力量弥合，这一点在终战指导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连旧陆军遗老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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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伊藤博文决心承担国家安危于一身，要求与闻军国的非常政治，经奏请天皇，特许列席大本营会议。这是由于不明军事作战情况，即无法确定内政、外交方针的原故。……伊藤总理列席大本营会议时，据说从政治、外交的立场进而议论作战，往往与陆军海军幕僚发生激烈辩论。……参照伊藤总理的战争指导方案的结果……政、战两略似已接近珠联璧合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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