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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战结果却出乎意料，在5日的夜袭中，日军参与夜袭的10艘鱼雷艇仅损失两艘，却取得重创定远、使之搁浅的重大战果。次日的第二次夜袭中，4艘鱼雷艇无一损失，却取得击沉来远、威远、宝筏的战果。另据伊东祐亨事后回忆，当时射向镇远的鱼雷被冻在发射管中，未能成功发射，从而使该舰躲过一劫。[90]否则清军损失将更惨重。第三鱼雷艇队所属六号鱼雷艇的鱼雷主任上崎辰次郎，于事后引咎自杀，其切腹之武士刀为日本鱼雷学校所收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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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次夜袭中，日本鱼雷艇队堪称战果辉煌，与清军恰形成鲜明对比。差距不仅在于战斗意志，更在于战术创新能力。此次作战的本质在于，通过发挥精神力量，形成特殊战法，从而弥补武器之技术缺陷，使得该武器威力得以超常发挥。这一胜利开启了旧日本海军特攻作战的模式。日俄战争中的沉船堵口、驱逐舰夜袭，太平洋战争中的神风特攻，皆源自于此。幻想通过这种战术层面的创新弥补国力、战力的巨大差距，固然是错误，但在运用恰当的情况下，却不能否认其威力。如仅从战术学的角度，日军在威海卫的胜利，实值得反复分析。而反观清军一方，战前一再强调鱼雷和鱼雷艇的引进，战时又多次强调对敌方鱼雷艇的恐惧，但事到临头，既未能有效防敌，又没有发挥自身装备的威力，不能不说是战术素养低下的结果，而此种战术素养的低下又是长期忽视军事学说和军事教育体系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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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征用船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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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海軍》Ⅱ，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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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1册，第23—24、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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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德·哈特：《战略论》，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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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德·哈特：《战略论》，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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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60），《中日战争》，第3册，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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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鸿章全集》，第25册，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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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52），《中日战争》，第3册，第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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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52），《中日战争》，第3册，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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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实，在金州失守的当天（11月6日，十月初九），清廷便通过美国方面探寻有无重新调停的可能。在旅顺失守前两天（11月19日，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个人又派洋员德璀琳赴日进行和谈试探。但毕竟都不是清廷派出正式使节进行的正规议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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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权即派，战必自停，失此隆冬可乘之机，明春更难为力。”《翁同龢日记》，甲午十一月十三日条。《中日战争》，第4册，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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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75），《中日战争》，第3册，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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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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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213—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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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塚明著，于时化译：《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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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机密日清战争》（摘译），“伊藤总理大臣提出应进攻威海卫并攻略台湾之方略”，《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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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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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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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机密日清战争》（摘译），《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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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机密日清战争》（摘译），《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131—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