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29893
1706829894
美国 英国 德国和中欧 苏联 日本[4] 这五个中心就像“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一样，具备支撑全球战略格局的能力。只有在这些地方，“才会得到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工业实力条件、人口和传统条件，它们将使那里的人民能够形成和投射一种两栖力量，那是倘若我们的国家安全要受到严重影响就必定要投射的”。[5]美国的大战略就是要控制五个坚固支撑点中的四个，以孤立、遏制最后一个敌对性支撑点——苏联。甚至于直到今天，美国对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的控制及分布，也还是与乔治·凯南的世界地图若合符节，更足令国人深思。
1706829895
1706829896
相反，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巨大而落后的农业地带，更像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战略包袱。假如美国和苏联争夺中国，首先就会陷入大陆性战争之中，从而有利于苏联发挥其地面重装甲部队优势。其次更要承担起帮助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但如果美国后退一步，立足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进行岛链遏制，就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扬长避短地克制苏联的陆战优势；同时还可以借助日本的固有工业基础，迅速整合出抗苏资源。
1706829897
1706829898
在这里，尽管乔治·凯南不会下围棋，但其显然精通其中的关键棋理：“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在其视野中，中国虽大，可弃；日本虽小，必争。故而，乔治·凯南从一开始就看好日本，早在1947年他就明确指出：
1706829899
1706829900
最终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足以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
1706829901
1706829902
（美国）在中国应停止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并谋求恢复美国对华的超然态度和行动自由。制定对日本的各项政策，以便保证其安全不受苏联的军事侵犯，同样也不受共产党的渗透与控制，并使日本经济潜力再次成为这一地区增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6]
1706829903
1706829904
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1706829905
1706829906
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
1706829907
1706829908
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7]
1706829909
1706829910
作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战略设计。他认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对美国影响不大，美国要做的是强化对中国的封堵，增加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压力，进而间接增加苏联援助中国现代化的负担；当苏联不敢且不愿继续支持中国深度现代化的时刻，也就是中苏分道扬镳的时刻，同样也就是美国伺机介入，对欧亚大棋局重新布子谋局的时刻。[8]形成强固的美日同盟，显然是实现此一战略的重要基石。
1706829911
1706829912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冷战初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不惜巨资展开“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在东端却满足于“马歇尔调停”。当美国军方在1947年建议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力度时，国务院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若对中国给予战略的承诺，将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规划”。[9]
1706829913
1706829914
由此可知，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绝非偶然事件，更非国共内战或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时段历史积淀的产物——日本至少还有强劲的利用价值，而同时期的中国至多被承认有某种利用潜力，甚至被当成一个急于甩给对手的战略包袱。追溯此种落差的起点，正在甲午战争的一胜一败。[10]
1706829915
1706829916
1706829917
1706829918
1706829920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中国的甲午病
1706829921
1706829922
和日本的重大胜利相比，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从此：
1706829923
1706829924
中日关系彻底改观。 台湾的丢失等于被折断了一条大腿；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丢失，等于被扼住了咽喉；巨额赔款则造成了国家的重度瘫痪。从而进一步为日本释放出巨大的扩张空间。 中国在陆权复兴的时代，打了如是一场灾难性败仗，不仅失去近百年来最有利的一个战略机遇期，更沦入持续衰落、全面内乱的持续灾难之中。可谓逆势大惨败。 如果再考虑到中日两国同在东亚，都是发展中农业国家，且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更不能不令后人困惑：何以战争会败得如此之惨？
1706829925
1706829926
立足正文部分的十五局复盘，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六大致败病因：
1706829927
1706829928
1. 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
1706829929
1706829930
无论是对万国公法的迷信，还是对“不自我先开衅”的坚守，乃至对“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的极度自信，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的表现。其实质是理想主义彻底压倒现实主义的表现。
1706829931
1706829932
本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相反，却恰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理想主义的本质是终点哲学，研究的是人们应该向什么方向、什么目标发展以及为什么向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发展。现实主义的本质是起点哲学，研究的是人们处在何种现实之中以及此种现实是如何形成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道德乌托邦，往往自以为卓尔不群，本质却是脱离现实，其认定的方向和目标可能并不正确；或者虽然其本身正确，却永远找不到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坦途大道。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则是精神的懦夫，永远只是在起点上原地踏步，并美其名曰知悉现实，实际上只是迁就现实，而不敢改变现实，甚至不敢深入思考现实。
1706829933
1706829934
因而，真正能推动历史向良善方向前进的，是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和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但晚清精英的主体恰恰奉行的是彻底的道德乌托邦。其原因在于：
1706829935
1706829936
一、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传统中国发展过于成功，从而导致如下两个结果：（a）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均远远超越邻国，从汉字和儒学经典的传播范围就能清晰看出，这个时代的中国属于上位文明，从而形成了浓厚的文化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此种优越感积淀过久，严重削弱了国人在国际政治层面的现实感觉。（b）农业文明时代的在远东形成了“一超无强”的天朝体系，实质是令绝大多数邻近国家追随自己，再与少部分远国保持平和关系，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对抗性、竞争性思维的发展，疏于对抗和联盟关系的思考。
1706829937
1706829938
二、自南宋以降，随着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说的心性学派大盛，外王学派则日趋衰颓。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道德性思维，而逐渐丧失了“霸王道杂之”的智慧。久而久之，“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以道德想象进行思考，你跟他不同就觉得你卑鄙，而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11]
1706829939
1706829940
此种历经数百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很难被几场战争的失败击倒。相反，当国人习惯于此种道德思维路径后，反而更执着于从道德层面思考问题。晚清文人官僚长期沉溺在科举考试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之中，既忘记了中国何以为中国，也从未认清西方何以为西方。[12]李鸿章等具备实战经验的官僚，至少了解中国的现实事务，但无奈对1500年以来的现代世界极度隔膜，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正如本书正文部分揭示的那样，李鸿章等实务派官僚和纯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之间，在道德立场这个问题上，实在是相似大于相异。
1706829941
1706829942
而西洋列强开启的现代世界，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竞争、对抗持久恒常，斗争手段虽屡有变迁，但围绕权力的国家间博弈始终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工业化为这个博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全球化则将这个博弈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人纠缠于道德原则，反而把自己局限在过高的道德标准之中，进退失据。以中日关系而论，中国强势时大谈以德报怨，弱势时迷信万国公法，反而令日本可以在弱势时大谈中日亲善，以行缓兵之策；强势时则开关击敌，踏着中国的身躯步入列强俱乐部。如果说日本是“中国存在”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就是“日本存在”的最大受害国。
[
上一页 ]
[ :1.7068298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