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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44 2. 不合时宜的优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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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46 在农业文明时代,国力和战力主要依赖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数量繁衍都依赖于土地,空间尤其是土地空间的大小直关国家的强弱。所以孙子才说:“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形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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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48 同样的原因令管子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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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50 孟子亦认为:“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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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52 但是,随着工业化、全球化的展开,全世界形成了“完成转型的先发群体”和“未能完成转型的后发群体”两大阵营。在同一阵营之内,空间大小和数量优势仍非常重要,但在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中,则呈现出先发国家虽小却强、后发国家虽大却弱的现象。甲午战争的背景,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转型。当日本在转型工作上走在中国前列,形成了不对称优势后,中国虽大,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但国人陷在农业文明时代的思维定式中,意识不到已经不能从国家的大小上直观的判断国家间强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虚假的优势感。总以为日本“蕞尔小国”、“黑子岛夷”,不足中华上国一击,这就极大地麻痹了国人对日本的警惕,也严重妨碍了理性的对日备战工作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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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54 3. 内倾型国家结构与脱离时代的国际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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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56 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对内习惯于大一统格局,对外安于一超无强的体系,与对等对手(此对等既包括力量对等,更包括文明程度对等)进行交往、交涉的能力严重钝化,无意间形成了一种高度内倾型的国家结构。晚清始终没有也不愿正面1500年以来的国际政治事实,甚至迟迟不愿承认在这世界上还存在对等的外交对手。传统的涉外机构已存在“有礼部和理藩院而无外交部”的重大缺陷,遭到西力东渐的打击后建设的新机构也问题重重,包括总理衙门最初的全称,也不是“总理外国事务衙门”,而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更有意思的是,总理衙门别称“译署”,涉外教育机构叫同文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此类涉外机构的特点是:(1)潜意识里仍不愿直面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现实;(2)只知有国际商务,不知有国际政治;(3)翻译色彩过于浓厚,而缺乏战略和国际政治内涵,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外语+外交礼仪+万国公法+国际商务=外交”的认识,在人才养成上步入严重误区,更意识不到,在多元化的现代格局中,外交对一国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进入了内政服务于外交的新时代。能成为列强者无不是高度的外倾型结构国家,故而以外交部长为第一部长,外交官群体亦深具战略智慧和实战精神。但不幸的是,晚清的身躯虽然进入了这个新时代,头脑却还停留在有内政、无外交的传统格局中,始终无法形成敏锐的外交感,自然难以捕捉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如此势必影响到国家战略的制定。等到八国联军事件后,列强强迫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将该部置于各部之上,实质是让该部充当列强在华权益代理人的不光彩角色,这就进一步扭曲了国人对外交、外交官和外交机构的观感,更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外交转型,实则是一个长时段的讳疾忌医、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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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58 4. 战略能力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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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60 正如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成功及其在二战中的失败所揭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对其国运影响极大,而一国的战略能力又来自于战略家、战略思想、战略著作和战略教育机构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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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62 如上所述,在科学未兴的农业文明时代,实践的意义远大于学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战略家基本上都是生出来、打出来的,而很少是教出来、学出来的。此种战略家的出现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其能否得君行道,亦有很大的偶然性,且难以复制、传承。但是,进入现代之后,如何通过对战略史的研究,提炼战略思想,进而将思想学说化,学说教育化、制度化,就成了决定一国战略能力的关键。何以英美两国能萧规曹随地确立全球霸权?根本原因就在于,英国率先形成了被绝大多数精英认同的战略思想共识,乃至无论内阁如何更迭,外相往往不变,且无论是外交系统还是军事系统、商贸系统,都非常注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而美国更进一步,完成了战略思想的学说化。今日美国聚集了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战略家,这些战略家又几乎都是现代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足令国人沉思。当年的日本虽然达不到美国的程度,却一度接近了英国的程度,所以形成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战略接力,其能战胜中国,横行东亚,甚至一度几乎实现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目标,亦不能视为偶然。但其终于没有形成传统,实际上是尚未完全达到大英帝国的战略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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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64 5. 轻视军事学说和军事条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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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66 军人的任务是打赢现实中的战争,至于对历史中的战争是否了解、能否打赢,并不重要。尤其是在农业文明时代,技术变革周期漫长,科学知识低下,相对于研究,实践具有更重大的实战价值。在这个时代,学者往往带有半祭司的性质,探讨的多是超越性问题。假如让这些人去教军人打仗或教农民种地,则必贻笑大方。此即孔子所谓“君子不器”、“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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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68 进入现代之后,技术变革周期越来越短,科学体系日趋发达,战争行为愈来愈复杂化、专业化。这就必然要拆分出大量独立学科,要求军人掌握越来越多的专业技能,这些技能如在实践中摸索,不仅代价高昂且缓不济急。相对于实践,课堂上学来的知识更有价值,[16]且成本低下、效率极高。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军事教育体系,发展完善的军事学说,进而将学说条令化,以贡献于军事力量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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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70 更何况战争和医学高度相似,不能随便进行活体实验,故而,军事学说就相当于医学理论,战争史则扮演了临床案例的作用。和平时代越长,越需要汲取间接经验。但是,自1500年以来,战争与技术的互动日趋专业化、复杂化、快速化,对现役军人而言,如果同时研究现实中的战争和历史中的战争,往往有“搏二兔不得一兔”的结果。这就要求不仅在军事体系内要建立专业的研究团队,以将具备实战价值的成品提供给战斗者以供参考,更要在军事体系之外,利用现代大学、研究所、智库,广泛利用各种人力资源,扩展战争研究的范畴和力度,从而为战斗者提供充足的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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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72 德军参谋本部革命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澄清了一个事实:现代战争日趋专业化、复杂化,从而造成了管理者和技能专家的分化。如何带领若干军队抵达某个地点,并落实某个既定行动,这是管理者的工作。需要多少师,在何等时间抵达何种地点,以何种形式遂行何种战斗,则是技能专家的工作。一支军队的主官主要发挥管理者的职能,但同时也要精通军事专业,至少要能判断计划的好坏。参谋则主要扮演技能专家的角色,其管理能力可以不够强,但军事专业能力必须足够强,从而与主官形成互补。同样的道理,在军事体系之外,也可以有高度专业的军事事务专家,这种人未必真能带一个营上战场,但至少知道在何等程度下如何合理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新时代,一如学校体系培养出的农学专家可以指导农民种地,[17]系统训练出的军事事务专家,同样具有让职业军人求教战争之道的资质。这就是祛魅时代、后学徒化时代的现代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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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74 因而,现代国家间的军事竞争,绝非单纯的“用什么战斗”的竞争,更牵涉到“如何战斗”的竞争。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制造业与器物创新的竞争,后者则主要是学说竞争与条令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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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76 但不幸的是,清王朝受农业文明时代重实践、轻学说的时代特质的影响,潜意识里跳不出“战争中学战争”的思维限制。当光绪君臣以“将少宿选”为失败理由时,正说明他们在战后仍未认清现代战争的基本逻辑(参阅文末丁治磐关于日美中三国军事能力的评述)。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廷要员,大多不懂军事学说和军事条令相结合的重要性,所以搞了一大堆纯技能性培训机构,而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军事学说体系。这种忽视,造成了清军上下战斗能力的极度低下以至于落伍于自己使用的武器!从这一点上讲,就算清军有了更先进的武器、更充足的财源甚至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精神信仰,最后还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或虽能胜利却必须付出极其惨重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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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78 6. 系统性认知匮乏下的单一因素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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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80 在农业文明时代,技术变革周期缓慢,资源有限,交通、通信能力低下,人类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能力都有限,这就导致事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较低。相对于对事务本身进行高度精密化、系统化的分析,传统精英更注重人的道德和基本素养。但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展开,事务本身的复杂性、专业性空前提高,这就要求新时代的精英必须有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系统性认识,才能把握关键,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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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82 很遗憾,晚清精英深受传统格局的影响,将太多的精力耗费在“人”的问题上,而忽视了“事”的解决。事到临头,则寄希望于某个单一因素能戏剧化地逆转现实败局,无论是李鸿章对武器装备的迷信,还是徐继畬、郭嵩焘、张树声对民主制度的迷信,抑或日后一些学者对工业化、国民教育、经济基础、一神论宗教、文化传统等的迷信,本质上都属于单一因素决定论者,总想找到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金钥匙,而忘记了现实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注定失败的徒劳。在甲午战争前,清廷军事转型和国家转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此种单一因素决定论思维造成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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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84 总而言之,中国的甲午病,其实是时代变迁中不合时宜的农业文明病和天朝惯性病的综合征。如果说近代日本是“不逢其时,恰逢其敌”,晚清却是“虽逢其时,不得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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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86 对此,国人或不免疑惑:我国注重“以史为鉴”的传统长达数千年,李鸿章更是明确喊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的时代强音,主张立足现实,求穷变通久之道。何以晚清不能未雨绸缪,后人迟迟找不到病因、讲不清病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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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29988 这就又回到了本书开篇引论中所涉及的战争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并引出最后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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