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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可以说是那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偌大的中国，类似的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不是这里，就在那方；不在乡村，就在城市。虽然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现代化运动也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从新文化运动（1910—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1920—1930年代）到新生活运动（1930—1940年代），中国的乡村似乎发生了剧变，但有时候，又让人感觉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12] 也就是说，社会还带着旧日的惯性，川西平原的乡村中，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还生活在过去。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穷乡僻壤，而是省城的郊区，被地方精英称之为“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在相对“开化”的地方尚会发生如此惨剧，那么在穷乡僻壤，情况是多么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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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作家秦牧便写过一篇题为《私刑·人市·血的赏玩》的文章，抨击私刑的普遍存在，指出“中国民间的私刑真多”。他举例说，有的地方在捉到通奸的男女后，把两人绑在一起，装入竹笼，和石头一起沉到河底。这种惩罚和雷明远的枪杀，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在某些偏僻地方，甚至还有吃仇敌心肝之风俗。秦牧幼年时，曾亲眼看见乡民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下酒。他还讲了其他一些例子，有的地方捉到深夜在菜园偷菜的人，便割断其脚筋，使之终身残废。其实偷菜的多是饿极了的穷人，但是遭窃的也是穷人，承受不了损失，不得不下狠手。在北方的妓院，惩罚犯事的女孩时，用所谓“雨打梨花”的刑罚，即把猫放进稚妓的裤裆里，束住裤管，然后鞭打，让猫儿抓破稚妓的周身皮肉。秦牧质问道：“奇怪的是这些惨事，连某些善良的乡下人眼里也视为当然。”把活人沉江、割断贼的脚筋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很少村落有人挺身反对”，人们对“这种毫无法治精神的野蛮作风”，竟然如此认可。他对那些“滥施私刑的恶人”非常反感，指出以为“适当的私刑”合理的人是愚昧的，法律对私刑不加干涉是荒谬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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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对私刑无能为力，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法和帮规仍然可以在地方社会中畅通无阻。吕思勉便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经常说“社会制裁，而非法律制裁”。这里有许多原因，如政治不稳定，政府软弱无力，无法执行法律；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风俗差异甚多，实行统一的法律有困难，因此造成“法律之为用微，而习惯之为用广”，习惯法非常流行；还有“社会上的恶势力”的存在，他们热衷于实行“家法处置”，等等。[14] 作为秘密社会组织的袍哥，家法帮规的处置更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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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经常扮演法律的角色，甚至取代法律。家族也在社会治安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在一般的情况下，并不干涉家族行使家法，这样就造成了私刑的普遍化。[15] 这种家法和国法共存的现象，也是受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的影响。从先秦开始，就有着乡里制度，隋唐以后，推行保甲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制度有种种变化，在清代达于完备，并一直到民国时期都仍然存在。保甲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地方精英，建立了一种有相当自治性的地方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精英，特别是乡绅，享有相当的特权。而这些乡绅，有宗族作为后盾，掌握一定的族权，因此有权威执行家法。一个宗族总是有族产、祠堂、族规、族学、族训等，这些东西既可以凝聚族人，也可以规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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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家法是有国法做支撑的，两者相互依赖，都支持父权专制。一个国，皇帝就是家长；一个族，族长就是家长；一个家，父亲就是家长。这些人对他们属下的成员，有着惩罚之权，甚至生杀大权。从雷明远杀女的例子看，这其实就是家法和帮规的实施，但看不到宗族的影子。[16] 这和川西平原宗族不发达有关，清初移民入川，整个宗族的迁徙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造成宗族控制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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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杀女的悲剧发生6年以后，才被进入这个袍哥家庭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沈宝媛（图1-5）记录下来。她来到成都西北郊区的“望镇”，和雷家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记录了所了解的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并于次年4月完成一篇2万多字的社会调查《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图1-3、图1-4）。这篇调查报告共46页，外加2页的摘要。论文用燕京大学专用稿纸，每页576字，中缝都有“燕京大学毕业论文”的字样，从中缝折叠，其实一页就有点像古书装订的甲乙两页。正文共43页，共约2.4万字。最后3页是附录，1000多字，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袍哥”与“海底”之缘起；二，“袍哥”之定义与别名；三，袍哥令集举例；四，“袍哥”对内禁条“十条三要”须为“袍哥”所遵守者；五，“袍哥”隐语举例；六，“袍哥”书籍举例。最珍贵者，是她对这个袍哥家庭的描述和日常生活细节、经济状况、所面临矛盾的记录，以及这个袍哥及其家庭富有传奇性的故事。附录部分的资料目前虽不难找到，但仍然有相当的价值，因为袍哥并不是有着统一领导的组织机构，而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秘密社团，虽然他们都把《海底》作为组织的“圣经”，但内部的规章、仪式和语言千差万别。从这个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望镇”袍哥直接相关的内部文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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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沈宝媛毕业论文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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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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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沈宝媛毕业论文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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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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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她，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悲惨的故事，就像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悲剧一样。沈宝媛无比悲愤地写道，河水“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这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这个“旧礼教”，就是传统的伦理和宗法。现代汉语中，用“可怜虫”这个词带有蔑视的意思。但我理解，沈称这个悲剧的主角是“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是因她作为事件的记录者，看到在旧礼教的束缚下，这对情侣就像蝼蚁一样地被随意杀死了。淑清“就是当时乡村的一种保守的社会制度，一种闭塞的习俗，一种流言暗示之控制下的牺牲品”。令人悲哀的是，有势力的父亲不但不是她的保护伞，而恰恰是置她于死地的人。父亲是当地袍哥的首领，是“威望阶级”，但袍哥“对于女人的贞操又看得那么严肃”，所以，“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形之下，她遂被杀死了”。[18] 而且永远都没有人能为她主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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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杀女，似乎是要巩固他在地方的声誉，不惜把女儿作为祭品。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从乡下迷信的观点来看，女儿的死，应该是给他带来了霉运。后来雷家的衰败，旁人或许会说，这就是雷明远的报应。重提这个悲剧，把它揭露给今天的读者，已经是这个故事发生的70多年以后了。我们要想知道，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发现事件发生的地域、社会、文化和人群，并进入秘密社会袍哥的内部，考察这个组织的结构、信仰和家庭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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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青年沈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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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沈宝媛之女张维萍女士提供，使用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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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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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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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是中国内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见地图2、地图3）。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个地区很少能够找到真正自古以来便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多是清初移民的后代。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争、社会混乱，从明正德四年（1509）爆发大规模民变起，社会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明末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起义，更是战乱不止。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五次入川，并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之后便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有大西军余部抗清，有残余明军抗清，有三藩之乱（1673—1681）等。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才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局面。长时期的战争使上游人口丧失十分严重，以致达到清初“丁户稀若晨星”的局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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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移民和生产的发展，人口增长，地方社区开始恢复，“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四野”。到雍正时，“蜀中元气既复，民数日增”。[2] 移入之民大多有创业精神，能吃苦耐劳，大量移民定居并逐渐转化为土著，构成川西社会的主体，促进了川西社会经济的重建。众多移民入川，致使土著被湮没在移民的茫茫大海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少见，因而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其实，除两湖外，其他省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大量移民入川聚落而居，滋生繁衍，在异乡重组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四川的许多乡场，便是由移民所建，一些城镇也因移民而兴盛。[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