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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1940年代的四川（虚线部分见地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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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在外，由于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会馆是同籍人士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相当频繁，一年达几十甚至上百次，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4] 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使远离家乡的移民能够互相帮助，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加剧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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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1940年代的川西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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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入川陆路一般取道川北的剑门入川，剑门雄关成为四川的天然屏障，所以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写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诗句。水路交通则依靠长江，由于三峡天险，行船困难，每年不知有多少木船和船夫被吞噬在波涛之中。这个地区盛产稻米，米谷和土产沿长江顺流而下，木船很难逆水回到上游，许多船夫把船卖了，徒步回川（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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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交通的困难，使四川在历史上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有清一代，清政府一般任命总督兼管两个省，但是只有京畿的直隶和四川的总督只负责一个省。这种独立性，也体现在那个著名的说法“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中。辛亥革命后的四川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从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滇、黔、川军便在四川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1917年在成都进行巷战，造成了生命财产极大的损失。1918年，为了避免军阀混战，四川督军熊克武首次提出“各划防区”的主张，开始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1927年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一直到1934年四川基本处于独立状态，直到1935年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四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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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长江边的木船。照片由美国传教士那爱德1910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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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回眸历史——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人镜头中的成都》，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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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是中国内陆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稻的种植在长江上游地区居第一，稻米除供本地食用外还大量出口。由于早在公元前3世纪修筑了都江堰，克服了岷江水患，开辟自流灌溉，因此它在生态上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地区，也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我们常说的四川“天府之国”，其实多是指这一带。[6] 这里虽然谈不上像江南地区那样河道纵横，但也是沟渠交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油菜籽深秋（11月）播种，一到春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黄黄的延伸至天边。过了清明，天气转暖，春天的蒙蒙细雨是川西平原最浪漫的景色，满眼朦胧新绿，竹林和房屋时隐时现。农民戴着大斗笠，穿着蓑衣，赶着水牛，在田里劳作。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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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过的水田，黑色的泥土大块大块地翻了过来，白色的鹭鸶在田里忙着，寻找被犁翻出的尚未自冬眠完全苏醒的各种昆虫和泥鳅。这时，都江堰也开始开闸放水，自流灌溉系统把水直接送到田里，肥沃的田地在水里充分浸泡、发胀，在反复耙过以后，泥土变得又细又软，不久就可以插秧了。川西平原的水田都不大，不规则田埂把田隔成小块，便于人们在上面行走，也便于蓄水。夏天，秧苗长得郁郁葱葱，农事不多，农民得到片刻的喘息。秋天是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田里一片金黄。农民用镰刀割稻，妻子和老人把稻秆扎成捆。孩子们则在田中捡掉下的稻穗。冬天，是休息和节日的季节，人们赶场、赴庙会、过春节，享受劳作之成果（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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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一个少年正在使唤水牛耙田，准备春播。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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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灌溉系统，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量，温和的气候，使这个地区出产丰富，为中国水稻主要产区，稻谷的种植占耕地面积的60%，另外尚生产大量的蔬菜。所产稻米除自给外，还大量外运。[7] 除了稻麦和各种蔬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茶叶、各种水果，另外还盛产麻、菜籽等，养蚕制丝也是主要副业。成都郊区的乡镇，是蔬菜的主要来源。种蔬菜的肥料，也主要取之于从城里运来的大粪和尿水。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曾经描述过，如果从空中看古代的中国城市，就会发现城市被绿色所包围，但是与城市的距离越远，绿色也就越淡。就是说，远离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作物的肥料没有城市近郊那么充足，所以也不那么茂盛和青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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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和北方的农村居住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分散式的，后者是集结式的。农民选择最便于到田间耕作的地点建房，形成了分散的居住模式，即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离的农户。川西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良好的气候环境，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得农民可以随田散居。[9] 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北方，冬季气候严酷，一家一户散居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集中居住的村落是他们抵御严冬的必要保障。同居住模式一样，两个区域的自然村落结构也迥异。聚居的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村庄，有较紧密的村民关系，而村庄之间却比较孤立和内向；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庄（严格地讲，不能称为“村庄”，称“乡村”可能更恰当些），乡民关系则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10] 这些密切的乡际关系网，是川西平原内部商品流通的有利条件。各乡农民均需要靠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导致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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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三三两两地散居在自己的耕地旁边，耕种和管理都十分方便。从外面来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平原上散落着一丛丛的竹林，竹林深处，隐藏着一座座院落，便是典型的川西平原农民的居所，当地人一般都称这些丛林为“林盘”。他们的生活，总是和竹林以及周围的小水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沟渠里的水清凉又干净。农民傍晚下工，就在沟渠里洗锄头，女人在沟渠里洗衣服和洗菜。这些沟渠也是鹅和鸭的世界，它们在水面嬉戏，水里有不少鱼虾，回水之处，还飘有绿色的浮萍，是鸭子的最爱。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回到家里，家家户户屋顶上升起炊烟，和朦朦胧胧的暮色融合一起，构成了一幅田园生活的恬静的、温馨的图景。川西平原的农民，基本不烧煤炭，主要依靠从田里收回来的麦秆和稻秆。而燃烧后的草木灰，是种庄稼的好肥料。他们的灶膛口一般都挂着一把陶质的水壶，火苗子从灶口钻出来，能同时把壶里的水也烧烫，提供了日常的热水（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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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田散居的林盘是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复合型农村聚落形态，既反映了一种生产结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康熙年间绵竹县令陆永箕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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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墟零落旧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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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雨占晴半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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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处青林茅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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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离一坝即比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