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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1940年代的四川(虚线部分见地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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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在外,由于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会馆是同籍人士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相当频繁,一年达几十甚至上百次,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4] 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使远离家乡的移民能够互相帮助,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加剧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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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1940年代的川西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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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入川陆路一般取道川北的剑门入川,剑门雄关成为四川的天然屏障,所以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写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诗句。水路交通则依靠长江,由于三峡天险,行船困难,每年不知有多少木船和船夫被吞噬在波涛之中。这个地区盛产稻米,米谷和土产沿长江顺流而下,木船很难逆水回到上游,许多船夫把船卖了,徒步回川(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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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交通的困难,使四川在历史上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有清一代,清政府一般任命总督兼管两个省,但是只有京畿的直隶和四川的总督只负责一个省。这种独立性,也体现在那个著名的说法“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中。辛亥革命后的四川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从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滇、黔、川军便在四川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1917年在成都进行巷战,造成了生命财产极大的损失。1918年,为了避免军阀混战,四川督军熊克武首次提出“各划防区”的主张,开始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1927年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一直到1934年四川基本处于独立状态,直到1935年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四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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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长江边的木船。照片由美国传教士那爱德1910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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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回眸历史——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人镜头中的成都》,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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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是中国内陆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稻的种植在长江上游地区居第一,稻米除供本地食用外还大量出口。由于早在公元前3世纪修筑了都江堰,克服了岷江水患,开辟自流灌溉,因此它在生态上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地区,也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我们常说的四川“天府之国”,其实多是指这一带。[6] 这里虽然谈不上像江南地区那样河道纵横,但也是沟渠交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油菜籽深秋(11月)播种,一到春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黄黄的延伸至天边。过了清明,天气转暖,春天的蒙蒙细雨是川西平原最浪漫的景色,满眼朦胧新绿,竹林和房屋时隐时现。农民戴着大斗笠,穿着蓑衣,赶着水牛,在田里劳作。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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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过的水田,黑色的泥土大块大块地翻了过来,白色的鹭鸶在田里忙着,寻找被犁翻出的尚未自冬眠完全苏醒的各种昆虫和泥鳅。这时,都江堰也开始开闸放水,自流灌溉系统把水直接送到田里,肥沃的田地在水里充分浸泡、发胀,在反复耙过以后,泥土变得又细又软,不久就可以插秧了。川西平原的水田都不大,不规则田埂把田隔成小块,便于人们在上面行走,也便于蓄水。夏天,秧苗长得郁郁葱葱,农事不多,农民得到片刻的喘息。秋天是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田里一片金黄。农民用镰刀割稻,妻子和老人把稻秆扎成捆。孩子们则在田中捡掉下的稻穗。冬天,是休息和节日的季节,人们赶场、赴庙会、过春节,享受劳作之成果(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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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一个少年正在使唤水牛耙田,准备春播。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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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灌溉系统,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量,温和的气候,使这个地区出产丰富,为中国水稻主要产区,稻谷的种植占耕地面积的60%,另外尚生产大量的蔬菜。所产稻米除自给外,还大量外运。[7] 除了稻麦和各种蔬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茶叶、各种水果,另外还盛产麻、菜籽等,养蚕制丝也是主要副业。成都郊区的乡镇,是蔬菜的主要来源。种蔬菜的肥料,也主要取之于从城里运来的大粪和尿水。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曾经描述过,如果从空中看古代的中国城市,就会发现城市被绿色所包围,但是与城市的距离越远,绿色也就越淡。就是说,远离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作物的肥料没有城市近郊那么充足,所以也不那么茂盛和青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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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和北方的农村居住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分散式的,后者是集结式的。农民选择最便于到田间耕作的地点建房,形成了分散的居住模式,即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离的农户。川西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良好的气候环境,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得农民可以随田散居。[9] 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北方,冬季气候严酷,一家一户散居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集中居住的村落是他们抵御严冬的必要保障。同居住模式一样,两个区域的自然村落结构也迥异。聚居的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村庄,有较紧密的村民关系,而村庄之间却比较孤立和内向;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庄(严格地讲,不能称为“村庄”,称“乡村”可能更恰当些),乡民关系则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10] 这些密切的乡际关系网,是川西平原内部商品流通的有利条件。各乡农民均需要靠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导致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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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三三两两地散居在自己的耕地旁边,耕种和管理都十分方便。从外面来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平原上散落着一丛丛的竹林,竹林深处,隐藏着一座座院落,便是典型的川西平原农民的居所,当地人一般都称这些丛林为“林盘”。他们的生活,总是和竹林以及周围的小水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沟渠里的水清凉又干净。农民傍晚下工,就在沟渠里洗锄头,女人在沟渠里洗衣服和洗菜。这些沟渠也是鹅和鸭的世界,它们在水面嬉戏,水里有不少鱼虾,回水之处,还飘有绿色的浮萍,是鸭子的最爱。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回到家里,家家户户屋顶上升起炊烟,和朦朦胧胧的暮色融合一起,构成了一幅田园生活的恬静的、温馨的图景。川西平原的农民,基本不烧煤炭,主要依靠从田里收回来的麦秆和稻秆。而燃烧后的草木灰,是种庄稼的好肥料。他们的灶膛口一般都挂着一把陶质的水壶,火苗子从灶口钻出来,能同时把壶里的水也烧烫,提供了日常的热水(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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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田散居的林盘是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复合型农村聚落形态,既反映了一种生产结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康熙年间绵竹县令陆永箕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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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墟零落旧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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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雨占晴半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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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处青林茅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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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离一坝即比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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