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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是中国内陆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稻的种植在长江上游地区居第一，稻米除供本地食用外还大量出口。由于早在公元前3世纪修筑了都江堰，克服了岷江水患，开辟自流灌溉，因此它在生态上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地区，也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我们常说的四川“天府之国”，其实多是指这一带。[6] 这里虽然谈不上像江南地区那样河道纵横，但也是沟渠交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油菜籽深秋（11月）播种，一到春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黄黄的延伸至天边。过了清明，天气转暖，春天的蒙蒙细雨是川西平原最浪漫的景色，满眼朦胧新绿，竹林和房屋时隐时现。农民戴着大斗笠，穿着蓑衣，赶着水牛，在田里劳作。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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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过的水田，黑色的泥土大块大块地翻了过来，白色的鹭鸶在田里忙着，寻找被犁翻出的尚未自冬眠完全苏醒的各种昆虫和泥鳅。这时，都江堰也开始开闸放水，自流灌溉系统把水直接送到田里，肥沃的田地在水里充分浸泡、发胀，在反复耙过以后，泥土变得又细又软，不久就可以插秧了。川西平原的水田都不大，不规则田埂把田隔成小块，便于人们在上面行走，也便于蓄水。夏天，秧苗长得郁郁葱葱，农事不多，农民得到片刻的喘息。秋天是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田里一片金黄。农民用镰刀割稻，妻子和老人把稻秆扎成捆。孩子们则在田中捡掉下的稻穗。冬天，是休息和节日的季节，人们赶场、赴庙会、过春节，享受劳作之成果（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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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一个少年正在使唤水牛耙田，准备春播。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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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灌溉系统，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量，温和的气候，使这个地区出产丰富，为中国水稻主要产区，稻谷的种植占耕地面积的60%，另外尚生产大量的蔬菜。所产稻米除自给外，还大量外运。[7] 除了稻麦和各种蔬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茶叶、各种水果，另外还盛产麻、菜籽等，养蚕制丝也是主要副业。成都郊区的乡镇，是蔬菜的主要来源。种蔬菜的肥料，也主要取之于从城里运来的大粪和尿水。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曾经描述过，如果从空中看古代的中国城市，就会发现城市被绿色所包围，但是与城市的距离越远，绿色也就越淡。就是说，远离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作物的肥料没有城市近郊那么充足，所以也不那么茂盛和青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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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和北方的农村居住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分散式的，后者是集结式的。农民选择最便于到田间耕作的地点建房，形成了分散的居住模式，即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离的农户。川西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良好的气候环境，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得农民可以随田散居。[9] 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北方，冬季气候严酷，一家一户散居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集中居住的村落是他们抵御严冬的必要保障。同居住模式一样，两个区域的自然村落结构也迥异。聚居的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村庄，有较紧密的村民关系，而村庄之间却比较孤立和内向；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庄（严格地讲，不能称为“村庄”，称“乡村”可能更恰当些），乡民关系则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10] 这些密切的乡际关系网，是川西平原内部商品流通的有利条件。各乡农民均需要靠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导致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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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三三两两地散居在自己的耕地旁边，耕种和管理都十分方便。从外面来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平原上散落着一丛丛的竹林，竹林深处，隐藏着一座座院落，便是典型的川西平原农民的居所，当地人一般都称这些丛林为“林盘”。他们的生活，总是和竹林以及周围的小水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沟渠里的水清凉又干净。农民傍晚下工，就在沟渠里洗锄头，女人在沟渠里洗衣服和洗菜。这些沟渠也是鹅和鸭的世界，它们在水面嬉戏，水里有不少鱼虾，回水之处，还飘有绿色的浮萍，是鸭子的最爱。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回到家里，家家户户屋顶上升起炊烟，和朦朦胧胧的暮色融合一起，构成了一幅田园生活的恬静的、温馨的图景。川西平原的农民，基本不烧煤炭，主要依靠从田里收回来的麦秆和稻秆。而燃烧后的草木灰，是种庄稼的好肥料。他们的灶膛口一般都挂着一把陶质的水壶，火苗子从灶口钻出来，能同时把壶里的水也烧烫，提供了日常的热水（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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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田散居的林盘是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复合型农村聚落形态，既反映了一种生产结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康熙年间绵竹县令陆永箕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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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墟零落旧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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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雨占晴半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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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处青林茅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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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离一坝即比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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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上的院落。人们散居在田野和丘陵，而不是聚居在村庄里。李约瑟（Joseph Needham）于1943—1946年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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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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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描述了这种空间与人和谐的互动方式。林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居住环境，竹林中往往还有一口井，提供人们的饮用水。边缘还种植有其他作物，如水果、蔬菜等，为农家生产生活提供了多种原材料与农副产品。鸡在竹林里到处觅食，鸭子和鹅在林盘周围的稻田或沟渠里漫游，如果有生人接近，狗便“汪汪”地叫了起来。农民们甚至也和自己过世的亲人永不分离。在竹林的边缘，人们可以看到土坟堆，似乎阴间的亲人仍然每天关注着人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酸甜苦辣。每逢忌日或者清明节，他们祭祀祖先和亲人也非常方便。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坟前香烟缭绕，摆放着各种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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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都离不开竹子，林盘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的供应地。除了盖茅草房顶的架子，竹子必不可少外，还有吃饭的筷子，蒸饭的蒸笼，院墙的篱笆，挑担的扁担，遮雨的斗笠，睡觉的席子，以及许许多多的家具，都是竹子做的。春天来临，竹林到处是从土里冒出来的竹笋，挖出来自己吃不完，则送到市场上去卖。农民平日很少有现金，如果要去赶场，便从竹林里砍几株竹子，挑到市场卖了，也就有了一点小钱，可以买点油盐，甚至割一块猪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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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农民多住土墙茅屋，只有家境非常好的人家才有经济实力建砖瓦房。所谓“茅屋”，其实并不是用茅草，而多是用麦秆或者稻谷秆做屋顶。墙则是用田里的泥做的土砖砌成，做这种砖的方法是：先在田里放水把泥泡软，然后反复耕犁，使泥逐渐细腻，然后把水抽干，让泥里的水继续挥发，渐至半干，又用碾子在上面反复滚压，让泥土越来越紧实。当干湿合适时，就可以拉砖了。如果泥土太干，拉不动；如果泥土太湿，拉出的砖容易变形。先把地表土按需要的砖的大小切出来，拉砖要三位男劳力，一位掌握锋利的平铲，两位在前面拉系在铲上的绳子，一起用力，一大块砖就拉出来了。然后在田里晾晒，砖干硬以后，就可以盖房了。这种茅屋冬暖夏凉，材料完全用田里所产，由于劳动力都是靠亲戚和乡亲们提供帮助，因而花费不多。这种拉砖和盖房的活动，也是地方社区联系和增进亲情的活动。乡邻来帮助，主人提供饭食，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互相依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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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和沈宝媛同时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同学白锦娟，对离“望镇”只有几里远的九里桥的一个农家院子有这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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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太婆的家就是离场三里的小路上，四周都是稻田，茂竹夹着篱笆做的栏墙的一所孤立的宅院。宅的方向在洞子口的东南，大门朝南，院内有北东西三面房子共计十一二间，北房三间通连，东头另有间耳房，是东房三间通连，南头也另有一个单间，东头的北耳房是厨房，南头的单间是佛堂。西房是四间面积的一大间，用做堆积谷麦农具的。东北角和厨房都有小门通一小院，小院是用一道流经的河与田野为界。小院沿河边竖立栏栅，开一个弓形的门，从门可以下水，沿岸露出干净的洗衣石，小院内有竹林，并有一排猪圈，养了八只猪。猪圈南有一大间草房是厕所，粪坑在中间。街门的两旁都盖草棚。两边草棚是水牛的居室。东边草棚堆积着些将田里拔下来带枝的毛豆、胡豆或萝卜青菜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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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川西平原上典型的居住形式和条件，不但宽敞，而且各种功能的房间一应齐全，有猪圈，有水牛棚，有储藏室。环境优越，周围是竹林、稻田，小河就在家门口，取水用水方便。如果我们以为“傅太婆”家不是地主也是富农，那就错了，这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独自拉扯几个孩子的衰败的自耕农家庭而已，而且已经是“完全的佃户地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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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属于川西经济区，是长江上游人口最稠密、开发最早、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这一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稻谷输出，此外各种经济作物也很发达。水陆路交通方便，重要的大路和驿路皆由此辐射而出。平原上场镇密度很大，大约相隔8到10公里即有一场镇，也即是说，乡村至场镇平均还不到5公里。成都是川西平原上的中心城市，是贸易系统的中心，下面有地区城市、地方城镇、乡镇，下延至墟市。农民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依赖于集市。农民把农产与手工业结合起来，进行多种经营，提供丰富的产品。集市是沟通地方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是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赶场者出售其多余或剩余的产品，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用品，这属于农民之间“以有易无”的形式。集市既可作为输出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日常生活品销售的终点。集市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从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乡村商品流通网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