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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上的乡民因生态、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模式。他们春天和秋天农忙季节在田里劳作，夏天和冬天农闲时，则到当地市场甚至远至省城做小生意。他们赶场的范围有时是很广的，他们的活动加强了农民与集市的联系，推动了农村集市的兴旺。由于普遍实行押租制和货币地租，农民在集市上把产品投入流通，取得货币，以缴纳田租乃至赋税。另外，对那些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其他专业生产的农户来说，农村集市更与他们关系密切。大小集市一般都有规则，如规定场期，一旬之内，有三场、四场乃至五场者；规范场市风气，禁止任何“有坏风俗事端”，而且不许“结盟聚众”以及赌博等活动；设立交易规则，买卖货物由交易者“面议成交”，不许“奸商巨贾”把持行市；划定场市区域，各项货物如米粮、牲畜等分别都有市场；排解交易纠纷，如果发生争执，则“凭众理割”，以免“酿成事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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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市场场期的安排基本都是相互错开的，这样可提高农民的赶场率。[16] 从贸易周期上看以旬三场为主，在经济发达地区场期则较为密集，有旬四场甚至旬五场的。如郫县犀浦场“市以二四七十日”；郫县与崇宁、新繁接壤的马街“市以一三七九日”；郫县与温江接壤的德源场“市以二四六八日”；此外，与温江接壤的何家场、青龙场，与崇宁接壤的新场均是“市以二四六八日”。有的是隔日一集。如郫县的“县市，奇日一集”；处于水陆交通之地的郫县三堰场，“商旅频繁……市以双日”。而“官商遥集，车驰马骤”的崇庆州城场，“其市期一三五七九”。[17] 这说明了这些地区商品交易的频繁和规模，反映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地区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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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调查的“望镇”，非常接近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于中国基层市场的经典研究的所在地（见地图1的“中和场”）。据施坚雅的考察，避免墟市与市集撞期解决了许多小贩的生计。农村中的小贩大多只在一个市集交易范围内活动，他们以市集为据点，到各墟市与农民进行交易，然后回市集将收购来的农产品出售，并补充存货。在成都东南郊区的中和镇交易范围内的小贩，可以有这样的行程：初一逗留在集上交易，初二到黄龙场，初三到石羊场，初四到中和镇，初五到琉璃场，初六到高店子，初七回到中和镇，初八到倒石桥，初九到新店子，初十再回中和镇休息一天；从十一开始，又按这个流程到各地行贩。每十天之内，既不会错过中和镇的三天集期，也可走遍中和镇之下的六个墟市。除小贩外，其他行当诸如江湖郎中、说书先生、算命先生、手工工匠等也多有类似的活动轨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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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集市内一般都设有酒馆和茶社，是农民的聚会之所，“聚会皆以集期”，“持货入市售卖，毕辄三五群饮”。[19] 那些平时因散居而消息闭塞的人们在那里接触各种信息，诸如当地新闻、官府政令、婚丧嫁娶等。百姓在那里交流感情和增广见闻，商人在那里洽谈生意，放贷者在那里商谈放高利贷，媒人在那里撮合婚姻，巫师、道士在那里卜卦算命，民间郎中在那里切脉看病，拳师在那里舞刀弄棍，跑江湖者在那里兜售假药，文人墨客在那里谈天说地，袍哥在那里招贤纳徒、结兄拜弟……真可谓三教九流，无奇不有。集市也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地方。大多数农民在一生中，从孩提到垂老的活动范围不出周围若干集市。他们在那里发蒙和成长，集市上的迎神赛会、庙会、闯江湖者的表演、戏班的剧目、往来客人的谈吐……都塑造着他们的心灵和行为方式。集市可以说是他们接触外界的一扇窗户（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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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有着中国最密集的茶馆。1943年黄裳是这样描述四川茶馆盛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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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我在郊外等车，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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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赶场天的乡村集市。李约瑟于1943—1946年间拍摄。资料来源：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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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川西平原的茶馆及茶馆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中产生的。自然景观与茶馆相映成趣，密不可分，正如一首仿唐诗的民谣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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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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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四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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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台六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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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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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赶场天，乡民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馆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或放松闲聊。他们甚至也在茶馆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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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在农闲之时，他们的许多时间消耗在乡场和城镇中的低等茶馆里。另外，在川西平原，地主无论大小，多住在乡场。乡场能提供的娱乐非常有限，因此茶馆成为他们消磨时光之地。[21] 另外，四川的许多茶馆，其实都是袍哥开办的，而且常常就是袍哥的总部和活动中心。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袍哥及其活动与茶馆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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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传统秩序仍然维系着地方社会生活的稳定。相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区，这里受日寇侵扰较少，人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但是这种稳定也只是表面上的，农民、农村社会精英和社会组织在这个动荡年代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并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各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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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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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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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1] 这个组织的成员到底分布有多广，在地方人口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虽然众说纷纭，但几乎都倾向于认为袍哥数量非常之大，在成年男性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之高。正如1946年的一篇文章所称：“袍哥在川省的势力，正[真]正庞大得惊人。听说，单以重庆一地而论，至少也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这个组织，三教九流，简直无所不有，尤以工商界及军人为最多。”[2] 1947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四川，几乎三分之二人口“加入这一组织的”。[3] 据1948年的观察，“凡是在社会上稍有一点活动的人差不多都是‘袍哥’，乡村亦不能例外”。[4] 重庆的袍哥大爷范绍增则宣称，袍哥成员要占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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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面的数据都是记者或者文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的猜测，那么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也在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估计，四川男性成年人70%以上是这个组织的成员。[6] 现存的档案资料似乎支持这些说法，以民间艺人为例，据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3人空白，1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这一个案的比例也是在70%之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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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却相反，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袍哥的活动日趋公开。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甚至不少茶馆就是袍哥所开办，他们把茶馆作为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码头无疑。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视某地段为自己的“码头”，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全、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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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四川，既然袍哥在成年男性人口中占如此高的比例，难道还可以称之为秘密会社吗？的确，当所谓秘密已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时候，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秘密会社当然也不成其为秘密会社。袍哥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秘密会社”组织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包括报刊的报道，研究者的报告，社会学的调查等等，仍然称其为秘密社会组织。沈宝媛在其《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开宗明义便称：“本文之作是要剖视我国现存的‘袍哥会社’，分析一个曾经经历兴衰阶段的袍哥领袖人物的生活史，以说明秘密会社在一个社区里的控制作用及其消长兴替。”[8] 沈的老师廖泰初在1940年代在成都郊区所做的袍哥的社会学研究，也有这样的定义：“在四川省活动的众多中国秘密社会里，最突出的是哥老会（兄弟会）。”[9] 更早些时候，1936年沙铁帆所作《四川之哥老会》，也明确称：“该会是社会之秘密团体，参加份子，不限阶级，质量悬殊，其活动情形，各有不同。”[10] 1940年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也称：“哥老会为秘密会党，各种活动，向为政府所严禁。”[11] 不过该文所谓“严禁”，在四川地方上基本上是虚应故事。1946年，即沈宝媛完成其调查报告的同一年，吴伧所发表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说：“‘袍哥’云者，咸兄弟之义，中国秘密结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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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使用资料的缘故，我也仍然使用“秘密会社”这个词，但是更多地使用“袍哥”或“哥老会”这个组织本身的名称。因此，本书把袍哥称为“秘密会社”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限定，特别是1940年代的袍哥，已经算不得一个秘密社会组织，虽然它沿袭了过去的组织结构、仪式、语言（其实以上方面也多少发生了变化）等，但是在意识形态（反满）、政治目的（复明）、行动方式（秘密）等方面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袍哥从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演变成在四川分布最为广泛的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民国时期虽然政府仍然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真正采取严酷的镇压措施。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袍哥在军阀统治和战乱的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这个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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