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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有着中国最密集的茶馆。1943年黄裳是这样描述四川茶馆盛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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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我在郊外等车，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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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赶场天的乡村集市。李约瑟于1943—1946年间拍摄。资料来源：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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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川西平原的茶馆及茶馆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中产生的。自然景观与茶馆相映成趣，密不可分，正如一首仿唐诗的民谣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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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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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四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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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台六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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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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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赶场天，乡民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馆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或放松闲聊。他们甚至也在茶馆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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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在农闲之时，他们的许多时间消耗在乡场和城镇中的低等茶馆里。另外，在川西平原，地主无论大小，多住在乡场。乡场能提供的娱乐非常有限，因此茶馆成为他们消磨时光之地。[21] 另外，四川的许多茶馆，其实都是袍哥开办的，而且常常就是袍哥的总部和活动中心。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袍哥及其活动与茶馆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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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传统秩序仍然维系着地方社会生活的稳定。相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区，这里受日寇侵扰较少，人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但是这种稳定也只是表面上的，农民、农村社会精英和社会组织在这个动荡年代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并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各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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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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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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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1] 这个组织的成员到底分布有多广，在地方人口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虽然众说纷纭，但几乎都倾向于认为袍哥数量非常之大，在成年男性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之高。正如1946年的一篇文章所称：“袍哥在川省的势力，正[真]正庞大得惊人。听说，单以重庆一地而论，至少也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这个组织，三教九流，简直无所不有，尤以工商界及军人为最多。”[2] 1947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四川，几乎三分之二人口“加入这一组织的”。[3] 据1948年的观察，“凡是在社会上稍有一点活动的人差不多都是‘袍哥’，乡村亦不能例外”。[4] 重庆的袍哥大爷范绍增则宣称，袍哥成员要占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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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面的数据都是记者或者文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的猜测，那么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也在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估计，四川男性成年人70%以上是这个组织的成员。[6] 现存的档案资料似乎支持这些说法，以民间艺人为例，据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3人空白，1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这一个案的比例也是在70%之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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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却相反，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袍哥的活动日趋公开。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甚至不少茶馆就是袍哥所开办，他们把茶馆作为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码头无疑。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视某地段为自己的“码头”，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全、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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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四川，既然袍哥在成年男性人口中占如此高的比例，难道还可以称之为秘密会社吗？的确，当所谓秘密已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时候，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秘密会社当然也不成其为秘密会社。袍哥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秘密会社”组织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包括报刊的报道，研究者的报告，社会学的调查等等，仍然称其为秘密社会组织。沈宝媛在其《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开宗明义便称：“本文之作是要剖视我国现存的‘袍哥会社’，分析一个曾经经历兴衰阶段的袍哥领袖人物的生活史，以说明秘密会社在一个社区里的控制作用及其消长兴替。”[8] 沈的老师廖泰初在1940年代在成都郊区所做的袍哥的社会学研究，也有这样的定义：“在四川省活动的众多中国秘密社会里，最突出的是哥老会（兄弟会）。”[9] 更早些时候，1936年沙铁帆所作《四川之哥老会》，也明确称：“该会是社会之秘密团体，参加份子，不限阶级，质量悬殊，其活动情形，各有不同。”[10] 1940年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也称：“哥老会为秘密会党，各种活动，向为政府所严禁。”[11] 不过该文所谓“严禁”，在四川地方上基本上是虚应故事。1946年，即沈宝媛完成其调查报告的同一年，吴伧所发表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说：“‘袍哥’云者，咸兄弟之义，中国秘密结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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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使用资料的缘故，我也仍然使用“秘密会社”这个词，但是更多地使用“袍哥”或“哥老会”这个组织本身的名称。因此，本书把袍哥称为“秘密会社”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限定，特别是1940年代的袍哥，已经算不得一个秘密社会组织，虽然它沿袭了过去的组织结构、仪式、语言（其实以上方面也多少发生了变化）等，但是在意识形态（反满）、政治目的（复明）、行动方式（秘密）等方面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袍哥从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演变成在四川分布最为广泛的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民国时期虽然政府仍然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真正采取严酷的镇压措施。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袍哥在军阀统治和战乱的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这个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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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数众多，四川袍哥势力和影响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以1946年重庆第一届参议员的选举为例，参加竞选者，“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均为袍界人物领袖”。而不是袍哥的候选人，觉得获选机会渺茫，为了竞选成功，“大肆活动，临时要求参加袍界组织”。曾有某人平时“自命清高，看不起袍哥”。但是此时“以千万元之代价，要想入门拜某堂社，请求支持其竞选”，但是数次被拒绝，被拒的理由是“袍界不为利诱”和“袍哥不为人所利用”。后来经过各方面的“恳请”，才答应协助，而且并不要金钱，说是“袍哥们都是够朋友有骨气的，以利诱之，反而要遭拒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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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袍哥本来是“下层民众的一种无形的组织”，但是其在四川的势力之大，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中等阶层的各色人等，为了适应环境也乐于参加，中上等人为增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也有人不惜与‘袍哥’相周旋”。[14] 所以有人指出，袍哥“是民间的中间份子，有领袖的威信与领导作用，只要好好利用，不让他沦入普通帮会之路，是非常有力量的群众组织”。据说立法院院长孙科都称“袍哥是一个有力的民众集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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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试图探讨四川袍哥壮大的原因，发现“袍哥之所以具有坚强的团结力量，数百年而不绝，其原因乃是一个‘义’字”。袍哥最重要的信条是不奸淫，尤其是对自己弟兄的妻女，“如犯有此种罪行，往往格杀不论”。另外，袍哥也不允许掳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有人说这还不是最基本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四川连年内战，强梁载道，民生不宁。如果不是用团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实在使大家都没有法子活下去”。例如一个普通人被欺侮，要到法院去打官司，非但弄不清法律，而且是既费时又费钱。可是如果采取“吃讲茶”的办法，请出“大哥”来评理，“无论天大的事情，‘大哥’都有一言立决的力量，从没看到过‘不服上诉’”的情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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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国时期关于袍哥的各种民间记载，固然反映了袍哥保护弱小的事实，但是也有着明显的理想化的色彩，因为袍哥毕竟是一个包括三教九流的复杂团体，后面也将讨论到，它分为清水和浑水，后者也时常从事包括抢劫等非法活动。对袍哥的这种复杂性，本书将力图进行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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