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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势力在四川的扩张，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从清初反清复明肇始，到辛亥革命风光一时；从清朝被严密查禁的非法团体，到民国时期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从早期边缘人群的秘密活动，到后期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这些都表现了这个组织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政府为摧毁这个组织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直至1949年之后，这个组织才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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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组织的起源，可以说是莫衷一是，各种文本有不同的描述。在清代的文献中，他们这样被描述：“袍哥，即烧香结盟之会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或曰袍几哥，又曰帽顶。”[17] 可见清代袍哥又有“哥老会”“会党”“会匪”“帽顶”等称呼。哥老会的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历来颇有争议，但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说明哥老会与啯噜的某种渊源关系。如啯噜的首领也多称“老帽”“帽顶”，清人和近人也多称两者产生于四川。左宗棠则直截了当地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李榕也指出：“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清末编辑《成都通览》的傅崇矩也认为：袍哥“南路谓之棒客，北路谓之刀客，东路谓之啯匪，省垣亦谓之棒客”。[18] 关于“棒客”这个说法，在沈宝媛的调查中也得到印证。在“望镇”，所谓“棒客”就是浑水袍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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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对他们的起源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沈宝媛的调查报告“附录一”，简短讲述了和上面提到的袍哥与《海底》之“缘起”类似的故事：“袍哥”又叫“汉留”，它的兴起始于郑成功，他“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所以于顺治十八年（1661），“与所部兵将，约会金台山，效法桃园，崇奉圣贤，以汉留为号召，约盟来归者，四千余人，秘密结社，开山立堂，是为袍哥之始”。当时的文件称《金台山实录》，“即当时之组织书，亦为今日汉留之历史教材也”。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攻克台湾，“郑子克琰（应该为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恐先人遗物，被敌攫去，遂将此书用铁匣装妥，沉之海底，故后称社团之组织书为《海底》者本此”。[20] 沈宝媛这里的说法，大致和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的描述是一致的，其实都是沿袭《海底》的故事。说明当时袍哥普遍对自己的起源采纳了类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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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说法的可信性，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文献对袍哥的扩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虽然哥老会组织是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段漫长历史中逐渐发展而来，但显然在19世纪下半叶其成员数和影响力都有极大扩张，这很可能与其经典文献的“发现”（或“创造”），并成为其思想意识和沟通工具有关。袍哥《海底》、“汉留”以及对自己组织之起源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所指出的“被发明的传统”的一个过程。他们利用“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21] 这种“被发明的传统”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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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清朝地方官和官方的文件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袍哥对自己历史的起源完全不同的说法。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的说法是因为各有着不同的目的。官方把袍哥的起源说成是地痞流氓、江湖强盗，除了偏见外，还有着政治的目的，即有利于对这个集团进行打击。而袍哥对自己历史的描述，则是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他们扩大组织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我们现在无法确认官方和袍哥各种描述的可信度，但毫无疑问，两者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都存在人为的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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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真正的袍哥成员来说，精通《海底》成为证明其身份的前提。虽然这个文件的来源和可信度难以判定，但它作为这个组织的经典和媒介，对反清、反满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调查报告的“附录六”关于袍哥的书籍举例中，沈宝媛列出了五种书目，即《汉留海底》，“胡朗秋署 光绪三十三年孟春月出版”；《江湖问答》，“博爱山人校正 仁昌书局代印”；《海湖言词》，同上；《新海底》，同上（上下二册）；《革命宗旨》，同上。[22] 另外，应该提到的是，《海底》有许多版本。我手头目前有三个不同的《海底》版本，但是都不是沈宝媛上面所列。这三个版本是：一，民国廿一年仲春中浣新镌《成都江湖海底全集》；二，成都刘双合刻版《成都江湖海底》，民国廿三年六月重刊；三，李子峰编著《海底》，1940年版。前两本都是本地印行，木刻版。第三本是铅字排印本，达334页，流传最广，篇幅也最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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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间，袍哥一直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争夺地方的控制权，与地方政权的演变共进退。同时，这个组织与地方精英、保甲、团练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川西平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由于移民的流动性，宗族的权力不如中国南方那么强大。国家通过精英间接行使权力来对乡村进行控制。[24] 从清代到民国，县以下的地区控制是通过保甲制来实施的，十家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一保之内，守望相助，成为地方控制中强有力的手段。[25] 据嘉庆十八年（1813）《巴县团首牌团条例》，各场镇还设立梆锣并木架一座、高脚牌一面，牌上书写“严拿匪徒”四字，造上方下圆青岗木棍四根，上写“专拿匪徒”四字，插立木架之上，“以壮威势”。还要求各家制青岗木棍一二根，“以备捕贼防身”。若有“匪徒入境”，立即“鸣锣击梆”，各牌头一闻锣声“即率牌众，各持木棍齐集，协力擒拿”。道光三十年（1850）巴县又制订《编查保甲条规》，规定每牌头对所管十户凡有无产业，其亲属、奴仆、雇工人数，有无职役，田地若干，现住房屋系自业、当业、佃业，以及父母、伯叔、兄弟、妻妾、子女、子侄、孙子等是何名氏，共有男几丁、女几口，“逐款察明，按照牌册格眼，备细填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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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牌头、甲长、团首等都由有一定地位的人担任，如规定牌头“必须素无过犯，才过九家者，方可充当”。团首“不拘绅士粮户”，但必须选择“品行端方，为人公道；素为一方敬服者”。保甲制实由地方精英实施，任职者由地方保举。除保正外，还有场约、乡约等名目，与保正会同办理乡民诉讼，办差徭公事等。他们一般由乡绅推荐，官方给照，“以平民充之”。[27] 其实，保正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非但无薪俸，而且处于地方、乡村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当政府强加额外征收或民众因歉收无力缴纳赋税时，保正职责便更难执行，他们在国家权力和地方利益之间进退两难。不过，虽然担任保正这类维持地方秩序的职务有种种难处，但毕竟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因此捞到一些好处，所以有不少小绅还是乐于出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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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衍生于保甲，因此与保甲在编制、职能等方面有相似和重合。但也有不同。团练的规模较保甲有所扩大，如成都附近新都县之团练分为：牌（头目为牌首）、甲（甲长）、团（团正）、场（总监正）。其中最后一项“场”就是保甲制所没有的。团练的编制力求与乡村社会既存的组织规制相一致。如成都县全县分为二十四里，复为三十四保。井研县的基本单位是镇，在光绪年间全县先分为17镇，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团保混合。团练与保甲的另一个不同在于，保甲由官办，大权在中央，各地保甲运作的每一个环节，由地方官掌握。而团练则由官绅合办，办团士绅虽经中央简派，但其组织规模及运作机制则基本上由士绅决定。他们往往在一个村庄或城镇建立自己的办公场所——团练局，表面上由官总其权，绅董其事，但是实际上多由士绅操纵团练大权，官权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28] 1935年，四川实行新县制，保甲也重新编制，根据1945年四川第五次编查保甲的概况，“望镇”所属的成都县，共有14个乡镇，分为255保，2511甲（图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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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渐炽是在嘉庆以后，到咸丰、同治年间，势力迅速蔓延，川省“匪徒无虑数十百股”，而且均有“匪首”，他们大多是“无知妇孺、会匪、饥民，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这里提到的“会匪”，即是哥老会。如果是“大兵进剿”，他们则“不耐一战，弃械狂奔，混入居民”。[30] 哥老会经常“开山”纳徒，据晚清四川省咨议局关于解散会党的议案中称：“会党之增加党类，必在开山结盟时，开山一次，新入会者辄数十百人，如是不已，会党安得不多？其开山必在深宵僻地，又有衙蠹为之牒蒙，盖似不易察。然每开山，少者人以百计，多以千计，来程至数百千里。”在集会之前，“大约皆藉期会或生辰燕会为名，发布红柬，遣人邀请”。[31] 这是对袍哥势力扩张的一个生动描述，反映了官府对他们无可奈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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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龙泉驿小乡镇上的消防队。他们穿着制服，精神抖擞、自信满满，和我们过去印象中的小乡镇相去甚远。照片由美国《生活》（Life）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Carl Mydans）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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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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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哥老会在四川已形成网络，据四川总督岑春煊禀请查灭四川会党码头的奏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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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四川会党之风甲于天下，而拉搕抢劫之匪即出于会党之中。一朝犯案，悬赏通缉，又恃有当公之会党包庇调停，羽翼遍川，实难惩治。擒其渠者，而小者又大，犁木未坏，弯树重生，诛不胜诛，良可浩叹。查川省会党以西南为最，东北次之，各属乡场市镇……各有码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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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势力甚至渗入到清兵勇之中，王闿运《湘军志》称：“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者。”左宗棠也承认，“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其治军也，贵勇而贱谋，喜用众而不能用寡。其偏裨专取猛士，不尽责以纪律。惟临阵则法在必行。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33] 可见，哥老会真是无孔不入，“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入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34] 它如此广泛的社会背景，为它能长盛不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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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乱给了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扩大势力和影响以极好的机会。虽然袍哥在清代即被禁止，但他们在像茶馆、烟馆、饭馆以及戏园等公共场所都很活跃。颁布于清末的《清查窝赌、窝盗、烧香结盟、传习邪教规则》规定，警察可以盘查“烟茶酒馆及戏场会场人众处所，如有三五成群，气象凶恶、行止张皇、衣服奇怪者，巡兵即须秘密尾随其后，听其言论，迹其所至。如有烧香结盟端倪，即禀知本管官先事防范，待时掩捕”。这个描述也反映了地方政府是怎样辨别秘密社会成员的。[35] 辛亥革命中袍哥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合作，得以公开活动，但革命后又成为非法组织。不过，尽管有政府的控制和打击，他们的势力继续扩大。在川西平原，袍哥控制了地方社会，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经常开办茶铺、酒馆、旅店以作为其活动的“公口”，这些地方亦成为地方社区非官方的权力中心。有些袍哥也从事非法交易，诸如鸦片、黄金、武器走私，收保护费、窝赌等更是他们获利的常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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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袍哥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最有势力的秘密社会力量。据刘师亮统计，哥老会从嘉庆中到清末约百年时间内，在各省共开山堂36个，川省即占16个。所以说“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当辛亥革命爆发，“及保路事起，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如果再将礼义两堂加在一起，这个规模将更大。还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店，靡不设有公口，招待往来者，日不暇给”，所以民间甚至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的说法。[36] 这里提到的所谓“腰店”，也有称“幺店”的，即乡场上的杂货铺、茶馆，或者小酒馆、饭店等，人们也经常以“幺店子”（或“腰店子”）来称那些非常小的乡场。川西平原上由于人们散居，不容易见面，这些腰店经常便成为地方上的社交中心，人们空闲时总会去那些地方打发时间。本书的主人公雷明远，就是平日都在“望镇”上的腰店里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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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7] 辛亥革命前，他们在郫县新场商讨反清事，“大会在新场乡下野寺中整整举行了一夜，巡风望哨达数十里之遥，真有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许多鸦片烟瘾的老大哥，呵欠流泪，危坐终宵，不敢擅离香堂”。[38] 清末，袍哥许多山堂都参加了反清斗争，如参加保路运动的哥老会头目即号称十二统领。[39] 辛亥革命后，袍哥也一度可以公开活动。但是民初四川局势稳定后，当局开始禁止袍哥活动，袍哥依靠严格的组织结构和群体力量，渗透到底层社会。他们部分填补了过去士绅在地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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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川省政局不稳，兵匪盛行，秩序混乱，地方需要袍哥来维持秩序，组建民团，发展武装，控制地方，保境安民。四川由于军阀混战，防区不断变化，权力经常转移，各属官员频繁更迭，降低了其地方管理的能力，萎缩了其权力施展的范围，致使对底层失控。加之税捐种类繁多，征收困难，地方官不得不承认袍哥势力，一些袍哥大爷凭借众兄弟伙的力量，顺理成章地出任团总的职务。当时人对此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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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府的命令不能直接达到人民。人民的心目中，只有某区长、某大爷（哥老会头目的称呼——原注）。文人作县长的，多不敢下乡，因为他们没兵力，常常受到团阀的侮辱。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亲眼见有几个穷光杆（哥老会份子——原注），到现在不及十年，都积资至三四十万，拥枪一二千枝，出门随从手枪及手提机关枪弁多至五六十人，对于老百姓则操生杀予夺之权。当局何尝不知道，因为筹款的时候，必得依赖他们。所以也不敢得罪他们，任他们自由地干，反正受害的是人民，对军阀的本身是无碍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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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到民国，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控制的若干变化。首先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开始的从保甲到团练的转移。在民国时期，团练的首领多由袍哥担任。其次是袍哥参与税收。传统社会中地方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收税，各地的捐税经常不是由县衙直接征收，而是通过乡绅这个“中介”进行，乡绅是县衙能够按时收足捐税的保证。每岁秋初，县令邀城乡绅粮至官府，讨论捐税征收办法。地方捐税往往先由乡绅垫付，再由乡绅向乡民收取垫付部分。乡绅之所以乐于垫付，是因为一方面可向政权表忠心，在地方显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捞到许多实际的好处。在1930—1940年代，许多地方的这类“乡绅”，实际上被袍哥所取代（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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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望镇”附近的金堂县（见地图1），袍哥首领贺松在1940年代低额承包屠宰、市场各税，从中渔利。当时每天宰猪不少，市场上米粮、棉花成交额也颇可观，每年可收一定数量的屠宰税和秤斗捐，贺低额承包了这些捐税，然后用招标方式高价转包，获利巨大，除“给码头、学校部分外，余全部落入贺的私囊”。并且“私设关卡，勒索过往客商”。竹篙是地区交通要道，经营布匹、棉花、白糖、油米、烟酒生意的商旅假道于此，当时政府在竹篙设有收税机关，如食糖专卖分局等，派员专门征收糖税。[41]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一个被政府禁止（至少在理论上）的组织，他们居然可以通过包税的办法，帮助地方完税，并从中渔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民之间的中介。而且贺松所得到的利益，还要分给“码头、学校部分”。这里作者没有给出具体信息，但是至少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有部分收益用于地方公益。这份资料也证明，对于像贺松这样的袍哥首领，地方官也必须依靠，对其所作所为经常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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