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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43 图3-2 四川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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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45 资料来源:法国考古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914年摄。杜满希编:《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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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47 贺松从1945年起,还以地方名义在竹篙场头私设关卡,要过往客商缴纳“保商费”。凡在竹篙地段交了“保商费”的行商,可不再交税给地方政府,这样过往商人都愿去他手下人那里交“保商费”,致使“专卖局”收入大减。专卖局“对贺松也没办法,只要求他少收些费,少放些人走就算对了”。他还“管仓吃仓,侵吞公粮”。抗战后期到国民党垮台前,地方上的田赋税改征实物,贺以“地方名流”和乡长身份插手田赋管理,将每年收的稻谷加工成大米后上交军粮。收粮时,“在升斗上盘剥农民,加工中又有意降低米的标准,一律打成糙米,还杂以泥沙”。这样每年多出谷“何止数百石”,统归贺所得。这个袍哥首领甚至有能力从地方政府那里截留税收,可见其能量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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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49 甚至对于“上面”来的官员,他也敢于“雁过拔毛”。1945年初,金堂县田赋管理处徐姓科长来竹篙搞土地陈报,在勘查土地过程中敲得很大一笔钱,徐想独吞,未给贺松分成,贺很不满意,命爪牙在徐回县路上将其身上钱财尽数抢走。徐知道这事是贺松所为,向县长告状。但“那时的县长对于贺松这样的地头蛇,又有多少办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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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53 参加袍哥者多为下层,“其组织法,先询其人之身家己事。如身家清、己事明、不为群众遗弃者,即业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均能入会”。他们“或作侦探,破彼方之秘密;或司传达,使各方之联络;或任调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汉留有绝大补益”。[43] 这里官方所列的所谓惊(算命)、培(中医)、飘(行乞)、猜(设赌局)、风(行骗)、火(炼金)、爵(卖假官)、耀(看相)、僧(和尚)、道(道士)、隶(衙吏)、卒(兵)、戏(优伶)、解(卖艺)、幻(巫术)、听(音乐),皆为民间骗术。不可否认袍哥的成员非常复杂,但是官方也是有意把袍哥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盗窃诈骗者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他们对这个集团进行打击。在清代的官方文件中,经常把袍哥与土匪相提并论,干脆称之为“会匪”,显然这种称呼和定义,给了官方镇压的口实。[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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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55 当然,袍哥中也不乏乡绅和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45] 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46] 以至于川省有“一绅、二粮、三袍哥”的说法。到清后期,袍哥除了广泛进入政府和军队外,还吸纳了不少知识界的成员,如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张捷先即是小学校长,他与郫县新场总舵把张达三都是保路同志军首领。江津留日东斌学校学生王稚峨是“县中哥老会掌旗大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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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57 袍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形态:“川省下流会党,千流百派,而大别不过两类。甲类为江湖会,乙类为孝义会。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于是孝义会起而敌之。其初由乡里有籍之民,互相结集,以抵御江湖会之侵扰,既而手滑势急,羽附日杂,其为患遂与江湖会无异。而各会党中又自分两类:一种各有正业,特借入党以联声势而为缓急之恃者;一种别无正业,而专以不法行为为业者。”[48] 可见,当时有川省哥老会分江湖会和孝义会的说法,江湖会出现于前,孝义会产生于后。按照这个说法,江湖会更像袍哥中的“浑水”,或“浑水皮”,或者叫“无正业”者,即有的是以入会为护符,而有的是以入会为生计,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而孝义会则接近袍哥中的“清水”,或“清水皮”,或称“正业”者,他们有正经职业,并不需要以当袍哥来维生。所谓哥老会的“清水皮”与“浑水皮”之别,“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莠不齐,大率藏垢纳污,敢于触法犯禁”。[49] 沈宝媛的报告也提到,清水有比较强的纪律,在政府军队都有关系,并相互依靠;而浑水(沈用的是“混水”),却是以袍哥为职业者,经常干不法的勾当,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雷明远属于清水袍哥,他们有“周密的规则及较正当的作风”。而且这些袍哥成员还在地方担任一定的职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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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59 袍哥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每堂内部各有等级、帮规。李榕曾描述过哥老会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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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61 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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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63 以上所称的“牌”,实即“爷”,即哥老会的等级,由于忌讳四和七——因四字音“事”或“死”,七字音近“截”,均视为不吉——因此袍哥内部只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大爷又称“龙头大爷”“舵把子”等,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二爷一般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三爷则为日常当家者,公口的产业、金钱等,皆由其负责管理,他还主管接待等事。五爷则有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之分,前者负责议事,后者负责行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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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65 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的考察中,也看到了这种严密的分层,她特别注释了一个英语单词Hierarchy。这种分层,有利于内部的控制和命令从上到下的传达。这样,袍哥形成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下层是小兄弟们,只能服从命令,接受控制;而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可以和“爷”互用)等,承上启下,可称为“中间阶层(Intermediate Class)”(英语为沈宝媛原注)。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好像政治集团中的领袖与其臣属一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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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67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袍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各个公口相对独立、互不统属,但是有时候若干码头也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袍哥各社之间的控制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各个分社都遵循《海底》,但是版本众多。这种互不统属,也造成了各社之间的互相争斗,冲突和火拼时有发生。当然,各社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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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69 在1940年代,袍哥出现了合并以壮大势力的趋势。1942年10月15日,国民党省执委发公函,“函请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54] 因为当地退伍军人黄初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并于21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函称根据报告,新场“本场哥老,原分仁、义、礼、智各堂口,除部分不肖份子外,大体尚能安分”。可以看出,虽然袍哥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但如果能够“安分”,政府也并不干涉其活动。这个公函表明成立四和兴社的动机是:“一为敌人将攻入四川,我们要团结全川哥老,必要时揭竿而起作游击战,抗日救国;一为四川人非团结不足以驱逐外省人。”这个新组织的最高负责人称“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者“推选”黄初年、黄承年两人分任。据“内幕分析”,该社以黄初年“活动最为激烈”。黄本人曾任廿四军营长,“与各地哥老甚为密切”,其余重要角色如烟贩、土匪“自新”人员等,“主要企图在联络感情扩张力量以作贩运鸦片之勾当”。公函认为这个组织虽然“无政治作用”,但是也担心“若为奸人所利用,则为害非浅”。经费来源除黄初年“私人捐洋数千元”外,凡参加社员每人捐洋十元,共社员二千余人,凑款约三万元。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际,四和兴社举行联欢大会,并迎接剧班演唱川剧十天。这种活动与过去民间组织如会馆、清明会等的唱大戏类似,而袍哥逐渐有取代了它们的角色的趋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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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71 这份资料有若干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退伍军人成为袍哥的首领,当时袍哥大量渗透进入军队,秘密社会和军队的结合,是政府所警惕和担心的。二是这个组织规模极大,联络了四个县的袍哥,达到二千余人。三是地方官的参与,乡一级的最高权威乡长、副乡长都在其中。四是其动机也耐人寻味,首先是打着“爱国抗日”的旗号,宣称是为了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团结一致打游击战。这可以说为其结社活动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另一个动机却是驱逐外省人。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从沿海迁入四川。不仅日本人,外省人也成为他们要驱逐的对象,说明这些袍哥成员有非常强烈的排外心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首领黄初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他人捐十元,他却捐几百倍以上,这也说明经济实力与在袍哥内部的控制力和威望,是成正比的。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雷明远权力的衰落,就是从经济开始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这份文件并不是下达的命令,也不是关于如何整治袍哥的办法,而是以“公函”形式,似乎就是某种情况通报,也没有建议采取任何措施,无非是介绍动向。反映了地方政府与袍哥这个地方豪强的微妙关系。这种袍哥活动的情况描述资料,很可能是基于地方士绅的密报,它们产生的背景非常复杂,经常是因为地方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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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73 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为“忠义号”。[56] 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57] 迁都重庆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地区,国民政府主持举行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给袍哥进入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若想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拜码头,以得到袍哥的支持。[58] 这样,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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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75 沈宝媛在考察袍哥的时候,便感叹于其“社会控制所具有的力量之强大”。她发现“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所以,“社团就负有一统社会制裁的极大作用,甚至法律、政治、宗教、伦理等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都纳入于社团特定的制约意义范围之中了”。[59] 这样的表述,可以给我们重要提示。在沈的考察报告中,当提到袍哥时,她更多是用“社团”来代替,甚至包括她的论文题目。我想她选择用这个词,是有一定考量的。袍哥作为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正式的组织的用语,而更多地是成员自己和社会对这个秘密社会的一种称呼。在官方文献中,更多使用“哥老会”。说到底,这些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因此当沈宝媛力图不带偏见地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时,用“社团”这个十分中性的词汇来指代袍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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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80 图3-3 袍哥舵把子范绍增。他亦为川军将领,1939年率八十八军出川抗日,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发动反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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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82 资料来源: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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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84 当然,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团。它从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发展成在四川无处不在、最强大的公开活动的社会组织,并在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地方官也无从实施权力。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暴力团伙,不时扰乱地方安宁。简言之,袍哥一方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却经常成为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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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1989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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