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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的考察中,也看到了这种严密的分层,她特别注释了一个英语单词Hierarchy。这种分层,有利于内部的控制和命令从上到下的传达。这样,袍哥形成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下层是小兄弟们,只能服从命令,接受控制;而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可以和“爷”互用)等,承上启下,可称为“中间阶层(Intermediate Class)”(英语为沈宝媛原注)。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好像政治集团中的领袖与其臣属一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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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袍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各个公口相对独立、互不统属,但是有时候若干码头也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袍哥各社之间的控制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各个分社都遵循《海底》,但是版本众多。这种互不统属,也造成了各社之间的互相争斗,冲突和火拼时有发生。当然,各社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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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代,袍哥出现了合并以壮大势力的趋势。1942年10月15日,国民党省执委发公函,“函请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54] 因为当地退伍军人黄初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并于21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函称根据报告,新场“本场哥老,原分仁、义、礼、智各堂口,除部分不肖份子外,大体尚能安分”。可以看出,虽然袍哥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但如果能够“安分”,政府也并不干涉其活动。这个公函表明成立四和兴社的动机是:“一为敌人将攻入四川,我们要团结全川哥老,必要时揭竿而起作游击战,抗日救国;一为四川人非团结不足以驱逐外省人。”这个新组织的最高负责人称“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者“推选”黄初年、黄承年两人分任。据“内幕分析”,该社以黄初年“活动最为激烈”。黄本人曾任廿四军营长,“与各地哥老甚为密切”,其余重要角色如烟贩、土匪“自新”人员等,“主要企图在联络感情扩张力量以作贩运鸦片之勾当”。公函认为这个组织虽然“无政治作用”,但是也担心“若为奸人所利用,则为害非浅”。经费来源除黄初年“私人捐洋数千元”外,凡参加社员每人捐洋十元,共社员二千余人,凑款约三万元。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际,四和兴社举行联欢大会,并迎接剧班演唱川剧十天。这种活动与过去民间组织如会馆、清明会等的唱大戏类似,而袍哥逐渐有取代了它们的角色的趋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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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有若干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退伍军人成为袍哥的首领,当时袍哥大量渗透进入军队,秘密社会和军队的结合,是政府所警惕和担心的。二是这个组织规模极大,联络了四个县的袍哥,达到二千余人。三是地方官的参与,乡一级的最高权威乡长、副乡长都在其中。四是其动机也耐人寻味,首先是打着“爱国抗日”的旗号,宣称是为了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团结一致打游击战。这可以说为其结社活动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另一个动机却是驱逐外省人。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从沿海迁入四川。不仅日本人,外省人也成为他们要驱逐的对象,说明这些袍哥成员有非常强烈的排外心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首领黄初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他人捐十元,他却捐几百倍以上,这也说明经济实力与在袍哥内部的控制力和威望,是成正比的。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雷明远权力的衰落,就是从经济开始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这份文件并不是下达的命令,也不是关于如何整治袍哥的办法,而是以“公函”形式,似乎就是某种情况通报,也没有建议采取任何措施,无非是介绍动向。反映了地方政府与袍哥这个地方豪强的微妙关系。这种袍哥活动的情况描述资料,很可能是基于地方士绅的密报,它们产生的背景非常复杂,经常是因为地方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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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为“忠义号”。[56] 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57] 迁都重庆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地区,国民政府主持举行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给袍哥进入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若想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拜码头,以得到袍哥的支持。[58] 这样,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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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考察袍哥的时候,便感叹于其“社会控制所具有的力量之强大”。她发现“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所以,“社团就负有一统社会制裁的极大作用,甚至法律、政治、宗教、伦理等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都纳入于社团特定的制约意义范围之中了”。[59] 这样的表述,可以给我们重要提示。在沈的考察报告中,当提到袍哥时,她更多是用“社团”来代替,甚至包括她的论文题目。我想她选择用这个词,是有一定考量的。袍哥作为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正式的组织的用语,而更多地是成员自己和社会对这个秘密社会的一种称呼。在官方文献中,更多使用“哥老会”。说到底,这些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因此当沈宝媛力图不带偏见地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时,用“社团”这个十分中性的词汇来指代袍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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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袍哥舵把子范绍增。他亦为川军将领,1939年率八十八军出川抗日,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发动反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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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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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团。它从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发展成在四川无处不在、最强大的公开活动的社会组织,并在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地方官也无从实施权力。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暴力团伙,不时扰乱地方安宁。简言之,袍哥一方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却经常成为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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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四章 调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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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镇”是一个怡人的好地方,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镇。虽然靠近城市,但完全是一派乡村田园的景色。它离省城不远,到城里办事,当天就可以打来回。节日期间,去成都看街头演戏、参加庙会等,也并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财力。如果要去城里做小买卖、找工作,也非常方便。这里“绿树成荫,小溪天成,风景绝佳”。川西平原人烟稠密,在清末就达到每平方公里370多人了。[1] 在抗战爆发前,成都人口已经达到近50万,由于战争内迁,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成都人口已有70多万。[2] 因靠近成都,这个小镇“已渐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不过道路还是典型的乡村土路,“两条高低不平的小路”也只能是供“鸡公车来往的通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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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盛夏,稻田里郁郁葱葱,稻子已经开始结穗了,田里的水仍然在缓缓地灌溉。到处是一片青翠,地里有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等到秋天,农民就要收割稻子了,“农田的主人们又用劳动者的欢笑来收获自己血汗的结晶”。[4] 农家居住的茅屋就在离田不远的地方,农民可以随时照看他们的作物。也可以在做饭之前,到地里去扯几把新鲜的蔬菜。像川西平原许许多多的农户一样,他们的门口,还有一头乌黑的水牛,在沟里洗澡,要不就在田里打滚,周身都糊满了泥,这样可以抵御夏天的烈日(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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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生活截然不同,乡村的生活是寂静的。夏天的夜晚,各种昆虫唱着歌,稻田里的青蛙呱呱欢叫着,外面凉悠悠的,清新的空气吹入屋内,在这种环境中入睡,是城里人无法享受到的。当天蒙蒙亮的时候,公鸡打鸣此起彼伏,呼唤人们早起。夏天的川西平原,并不忙碌,稻米还没有成熟,农民可以比较悠闲地照顾稻田,或者打理菜园。在清晨,农夫扛着锄头缓缓地走在田埂上,眺望一望无际的稻田开始由绿泛黄,该是多么心旷神怡!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便享受着从都江堰流过来的、源自岷江上游大雪山的清澈的江水,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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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川西平原的灌溉水渠、水牛和牧童。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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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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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乡村,看起来平和、安详,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国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小地方息息相关。1911年12月8日,骚乱的清兵洗劫成都,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运送赃物的士兵。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乔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匹运载。这时,袍哥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5] 革命之后,政权频繁更迭,特别是军阀混战时期,连省城成都都成为战场,乡村更是没有宁日。1920年代,这里土匪横行,而袍哥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维持地方安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是在1926年,沈宝媛来到“望镇”的近20年前,当“匪盗大肆骚扰”的时候,袍哥平息了盗匪,从而成为“地方上英勇人物”。真是时势造英雄,在平息这场骚乱后,“胜利者成为望镇秘密会社的首领人物”,其中之一便是本书的主角——雷明远大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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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是这样描述对雷的第一印象的:“在夏天,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也可以看见他戴着墨光眼镜,手拿着一把折扇,穿着黑绸短衫、黑裤,背后系着一顶草帽,匆忙的向店上走去。”这个打扮,就是今天中国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国民党特务”的典型模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沈宝媛来到“望镇”的时候,雷的势力已经走向衰落,所以他每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理他的烟店。在另一个场合,沈描写他是“黑褐色的脸,电烫过的头发长长的披在衣服上,颈上领扣散着,衣冠不整的拿着一个篮子”。[7] 在当时的农村,烫头发的男人是少之又少,可见雷还是很另类的。她意识到,要了解袍哥情况,一定要认识这位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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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沈宝媛这个时候要接近雷明远,恰逢其时。如果雷的权力还如日中天,恐怕是不屑于去花时间理会一个大学生的。但现在他已经很清闲,有时间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回忆往昔的事迹。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最喜欢回忆过去的辉煌,而且有与别人分享的愿望。在沈宝媛下乡的一个星期之后,她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的妻子雷大娘,不久,雷明远本人又到燕京办事处,替她女儿报名参加补习班,“拜托了老师以后,就很急忙的走了”。虽然时间短暂,但开始了沈与雷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后由于女儿上补习班的事情,他们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很快就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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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有一院草房,离办事处很近,沈宝媛有许多机会登门拜访。从大门进去,左边是牛棚,右边是织机房,中间是他们的住屋。走进屋内,可以首先看到典型的川西平原的堂屋——正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乡民送的;正中是神位,上面还有祝贺的寿匾,周围有四五面镇邪的小旗(图4-2)。屋内的摆设表明屋主是信奉佛教的。堂屋的左右两边是卧室,里面床柜都是古式,红的漆,圆的桌,老的镜。来了客人,先请坐上堂屋,泡盖碗茶,如果是男客的话,还要送水烟袋,然后才开始拉家常,“颇有旧世纪的遗风”。主客无拘无束地谈笑,农村风味,土色土香,显示老乡的朴实本色,甚至令沈宝媛这样“陌生的客人”都有了“无限的安心与亲切之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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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沈宝媛对首次见面会有怎样的结果,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大学生,和“一个特殊人物”交谈,能谈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信息,是完全未知的。雷明远是当地袍哥的大佬,久经风霜,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经历多了,每天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会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持怎样的态度呢?其实,由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和影响,中国社会对于有知识的人自来都是很尊重的,坊间流传许多“大老粗”出身的军阀礼待知识分子的故事,便是明证。沈和雷的交往,也证实了这一点。对沈来说,雷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是新经验的尝试”。第一次交谈,虽然主人很亲切,但毕竟彼此不熟,客人揣摩着“主人不露锋芒的大声言笑”,心里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疑惧”。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彼此加深了解,“日子久了,才渐安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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