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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的考察中，也看到了这种严密的分层，她特别注释了一个英语单词Hierarchy。这种分层，有利于内部的控制和命令从上到下的传达。这样，袍哥形成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下层是小兄弟们，只能服从命令，接受控制；而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可以和“爷”互用）等，承上启下，可称为“中间阶层（Intermediate Class）”（英语为沈宝媛原注）。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好像政治集团中的领袖与其臣属一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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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袍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各个公口相对独立、互不统属，但是有时候若干码头也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袍哥各社之间的控制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各个分社都遵循《海底》，但是版本众多。这种互不统属，也造成了各社之间的互相争斗，冲突和火拼时有发生。当然，各社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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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代，袍哥出现了合并以壮大势力的趋势。1942年10月15日，国民党省执委发公函，“函请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54] 因为当地退伍军人黄初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并于21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函称根据报告，新场“本场哥老，原分仁、义、礼、智各堂口，除部分不肖份子外，大体尚能安分”。可以看出，虽然袍哥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但如果能够“安分”，政府也并不干涉其活动。这个公函表明成立四和兴社的动机是：“一为敌人将攻入四川，我们要团结全川哥老，必要时揭竿而起作游击战，抗日救国；一为四川人非团结不足以驱逐外省人。”这个新组织的最高负责人称“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者“推选”黄初年、黄承年两人分任。据“内幕分析”，该社以黄初年“活动最为激烈”。黄本人曾任廿四军营长，“与各地哥老甚为密切”，其余重要角色如烟贩、土匪“自新”人员等，“主要企图在联络感情扩张力量以作贩运鸦片之勾当”。公函认为这个组织虽然“无政治作用”，但是也担心“若为奸人所利用，则为害非浅”。经费来源除黄初年“私人捐洋数千元”外，凡参加社员每人捐洋十元，共社员二千余人，凑款约三万元。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际，四和兴社举行联欢大会，并迎接剧班演唱川剧十天。这种活动与过去民间组织如会馆、清明会等的唱大戏类似，而袍哥逐渐有取代了它们的角色的趋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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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有若干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退伍军人成为袍哥的首领，当时袍哥大量渗透进入军队，秘密社会和军队的结合，是政府所警惕和担心的。二是这个组织规模极大，联络了四个县的袍哥，达到二千余人。三是地方官的参与，乡一级的最高权威乡长、副乡长都在其中。四是其动机也耐人寻味，首先是打着“爱国抗日”的旗号，宣称是为了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团结一致打游击战。这可以说为其结社活动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另一个动机却是驱逐外省人。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从沿海迁入四川。不仅日本人，外省人也成为他们要驱逐的对象，说明这些袍哥成员有非常强烈的排外心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首领黄初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他人捐十元，他却捐几百倍以上，这也说明经济实力与在袍哥内部的控制力和威望，是成正比的。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雷明远权力的衰落，就是从经济开始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这份文件并不是下达的命令，也不是关于如何整治袍哥的办法，而是以“公函”形式，似乎就是某种情况通报，也没有建议采取任何措施，无非是介绍动向。反映了地方政府与袍哥这个地方豪强的微妙关系。这种袍哥活动的情况描述资料，很可能是基于地方士绅的密报，它们产生的背景非常复杂，经常是因为地方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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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为“忠义号”。[56] 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57] 迁都重庆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地区，国民政府主持举行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给袍哥进入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若想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拜码头，以得到袍哥的支持。[58] 这样，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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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考察袍哥的时候，便感叹于其“社会控制所具有的力量之强大”。她发现“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所以，“社团就负有一统社会制裁的极大作用，甚至法律、政治、宗教、伦理等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都纳入于社团特定的制约意义范围之中了”。[59] 这样的表述，可以给我们重要提示。在沈的考察报告中，当提到袍哥时，她更多是用“社团”来代替，甚至包括她的论文题目。我想她选择用这个词，是有一定考量的。袍哥作为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正式的组织的用语，而更多地是成员自己和社会对这个秘密社会的一种称呼。在官方文献中，更多使用“哥老会”。说到底，这些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因此当沈宝媛力图不带偏见地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时，用“社团”这个十分中性的词汇来指代袍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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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袍哥舵把子范绍增。他亦为川军将领，1939年率八十八军出川抗日，立下赫赫战功，1949年发动反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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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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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团。它从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发展成在四川无处不在、最强大的公开活动的社会组织，并在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地方官也无从实施权力。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暴力团伙，不时扰乱地方安宁。简言之，袍哥一方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却经常成为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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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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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四章 调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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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镇”是一个怡人的好地方，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镇。虽然靠近城市，但完全是一派乡村田园的景色。它离省城不远，到城里办事，当天就可以打来回。节日期间，去成都看街头演戏、参加庙会等，也并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财力。如果要去城里做小买卖、找工作，也非常方便。这里“绿树成荫，小溪天成，风景绝佳”。川西平原人烟稠密，在清末就达到每平方公里370多人了。[1] 在抗战爆发前，成都人口已经达到近50万，由于战争内迁，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成都人口已有70多万。[2] 因靠近成都，这个小镇“已渐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不过道路还是典型的乡村土路，“两条高低不平的小路”也只能是供“鸡公车来往的通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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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盛夏，稻田里郁郁葱葱，稻子已经开始结穗了，田里的水仍然在缓缓地灌溉。到处是一片青翠，地里有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等到秋天，农民就要收割稻子了，“农田的主人们又用劳动者的欢笑来收获自己血汗的结晶”。[4] 农家居住的茅屋就在离田不远的地方，农民可以随时照看他们的作物。也可以在做饭之前，到地里去扯几把新鲜的蔬菜。像川西平原许许多多的农户一样，他们的门口，还有一头乌黑的水牛，在沟里洗澡，要不就在田里打滚，周身都糊满了泥，这样可以抵御夏天的烈日（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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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生活截然不同，乡村的生活是寂静的。夏天的夜晚，各种昆虫唱着歌，稻田里的青蛙呱呱欢叫着，外面凉悠悠的，清新的空气吹入屋内，在这种环境中入睡，是城里人无法享受到的。当天蒙蒙亮的时候，公鸡打鸣此起彼伏，呼唤人们早起。夏天的川西平原，并不忙碌，稻米还没有成熟，农民可以比较悠闲地照顾稻田，或者打理菜园。在清晨，农夫扛着锄头缓缓地走在田埂上，眺望一望无际的稻田开始由绿泛黄，该是多么心旷神怡！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便享受着从都江堰流过来的、源自岷江上游大雪山的清澈的江水，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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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川西平原的灌溉水渠、水牛和牧童。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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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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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乡村，看起来平和、安详，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国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小地方息息相关。1911年12月8日，骚乱的清兵洗劫成都，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运送赃物的士兵。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乔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匹运载。这时，袍哥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5] 革命之后，政权频繁更迭，特别是军阀混战时期，连省城成都都成为战场，乡村更是没有宁日。1920年代，这里土匪横行，而袍哥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维持地方安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是在1926年，沈宝媛来到“望镇”的近20年前，当“匪盗大肆骚扰”的时候，袍哥平息了盗匪，从而成为“地方上英勇人物”。真是时势造英雄，在平息这场骚乱后，“胜利者成为望镇秘密会社的首领人物”，其中之一便是本书的主角——雷明远大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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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是这样描述对雷的第一印象的：“在夏天，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也可以看见他戴着墨光眼镜，手拿着一把折扇，穿着黑绸短衫、黑裤，背后系着一顶草帽，匆忙的向店上走去。”这个打扮，就是今天中国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国民党特务”的典型模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沈宝媛来到“望镇”的时候，雷的势力已经走向衰落，所以他每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理他的烟店。在另一个场合，沈描写他是“黑褐色的脸，电烫过的头发长长的披在衣服上，颈上领扣散着，衣冠不整的拿着一个篮子”。[7] 在当时的农村，烫头发的男人是少之又少，可见雷还是很另类的。她意识到，要了解袍哥情况，一定要认识这位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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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沈宝媛这个时候要接近雷明远，恰逢其时。如果雷的权力还如日中天，恐怕是不屑于去花时间理会一个大学生的。但现在他已经很清闲，有时间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回忆往昔的事迹。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最喜欢回忆过去的辉煌，而且有与别人分享的愿望。在沈宝媛下乡的一个星期之后，她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的妻子雷大娘，不久，雷明远本人又到燕京办事处，替她女儿报名参加补习班，“拜托了老师以后，就很急忙的走了”。虽然时间短暂，但开始了沈与雷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后由于女儿上补习班的事情，他们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很快就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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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有一院草房，离办事处很近，沈宝媛有许多机会登门拜访。从大门进去，左边是牛棚，右边是织机房，中间是他们的住屋。走进屋内，可以首先看到典型的川西平原的堂屋——正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乡民送的；正中是神位，上面还有祝贺的寿匾，周围有四五面镇邪的小旗（图4-2）。屋内的摆设表明屋主是信奉佛教的。堂屋的左右两边是卧室，里面床柜都是古式，红的漆，圆的桌，老的镜。来了客人，先请坐上堂屋，泡盖碗茶，如果是男客的话，还要送水烟袋，然后才开始拉家常，“颇有旧世纪的遗风”。主客无拘无束地谈笑，农村风味，土色土香，显示老乡的朴实本色，甚至令沈宝媛这样“陌生的客人”都有了“无限的安心与亲切之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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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沈宝媛对首次见面会有怎样的结果，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大学生，和“一个特殊人物”交谈，能谈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信息，是完全未知的。雷明远是当地袍哥的大佬，久经风霜，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经历多了，每天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会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持怎样的态度呢？其实，由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和影响，中国社会对于有知识的人自来都是很尊重的，坊间流传许多“大老粗”出身的军阀礼待知识分子的故事，便是明证。沈和雷的交往，也证实了这一点。对沈来说，雷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是新经验的尝试”。第一次交谈，虽然主人很亲切，但毕竟彼此不熟，客人揣摩着“主人不露锋芒的大声言笑”，心里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疑惧”。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彼此加深了解，“日子久了，才渐安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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