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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一个乡村士绅的堂屋。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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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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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这个调查中，很少用他的名字“雷明远”，而更多地使用“雷大爷”，估计是遵循他家里人和当地人的叫法。一般在四川农村，对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可以叫“大爷”，算是一种尊称；另外，袍哥的首领，一般也称之为“大爷”。我想，人们叫他“大爷”，可能这两种意思都包含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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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沈宝媛的观察，虽然雷明远是袍哥的首领，但他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拘无束，他自己也“无形的受着社会制约的极大影响”，也必须支撑一大家子，履行家庭的义务。其实他九年前才从离成都更近的老家全店搬到“望镇”。父亲雷老汉不苟言笑，母亲雷冯氏和蔼可亲，但已在三年前去世。雷明远有兄弟二人，二弟已经不幸离世，留下妻子守寡，但没有孩子。三弟与三弟妹都是田里劳作的农民。雷明远原配黄氏，现年四十，为他生了两儿一女，长子具龙十六岁，二子洁娃十岁，幼女小玉只有八岁。雷大娘算是他的二房了。由于发妻黄氏与雷大娘曾爆发一次大吵，父亲雷老汉帮着黄氏，雷明远则向着二房。一气之下，雷明远干脆离开老家，带着雷大娘和儿女们搬到“望镇”。而留在全店的原配，并没有和儿女们住在一起，当着徒有其名的大老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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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龙已经长大成人，不爱读书，倒是可以帮忙田间活计了。他性格孤僻，不爱说话，尤其不爱与陌生人谈话，沈说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大人”。据沈的观察，他与生母黄氏的关系也“非常淡漠”，虽然距离不远，但一年中也不过回家几次，基本上就是雷老汉生日、他母亲黄氏的生日，以及过年及过节的时候。父亲毕竟是地方上的一个人物，“望镇”这边时常宴请客人，剩余的酒菜，有时候雷明远就叫具龙拿几样回去给祖父和母亲分享。他回去的时候，却尽量避免碰见老家人，这使得黄氏很是伤感，只好叹息着说：“孩子既然已经给了别人，那就算了罢！”[11] 我估计沈宝媛没有多少机会和具龙进行交流，所以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他的地方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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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沈宝媛似乎和雷大娘很谈得来，所以获知了不少雷家的故事和细节。雷大娘上过小学，虽然孩子不是她亲生，但是把孩子都放在她身边，沈宝媛想是“为了好受她教养的原故”。如果这些孩子将来有出息，自然可以享受到“养儿防老”的好处了。黄氏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人”，恪守妇道，很殷勤地侍奉公公，“温顺善良的”。长期与丈夫分居的生活，也没有改变她的性格。但是据沈宝媛的观察，“望镇”的这个雷大娘和黄氏相比就全然不同，沈描述她并不是很能干，但“近乎‘泼辣’、‘浪荡’与‘凶狠’”，因此很适合于做一个袍哥的老婆。但是，她可能并非天生就是这样，沈宝媛推测：“这种性格的造成，不能不说是由于环境方面的压力之所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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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大娘的童年很不幸，是在“愁苦与病痛中”度过的。父亲是个铁匠，生意不是很好，父母都没有怎么关心她。所以她很少提起过去在娘家的生活。虽然她只念过一段时间小学，但是她经常以此为荣，常常“夸耀曾受过教育”。不过，小学的教育显然对她后来的生活很有影响，比如她很喜欢看小说，“看得极多”，并常常和他人讨论小说的故事，沈宝媛在做调查的时候，也经常和雷大娘闲谈古今的小说，不过沈认为她是“一知半解”。[13] 雷大娘主要看古代小说，诸如《红楼梦》《水浒》等，至于现代小说，那就只限于张恨水等写的故事了。有趣的是，沈把张恨水定义为“无聊文人”，似乎认为雷大娘看张恨水的小说，真是浪费了时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可能是沈宝媛这些忧国忧民的左翼知识分子所不喜欢的。沈有这样的看法，应该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反映了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对张恨水、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偏见。他们万万没有预见到，到了20世纪末叶，张的小说在国内掀起了热潮。我们今天再读张恨水，可以见到儿女情长的后面，其实也有着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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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并不是雷大娘的第一个丈夫。十六年以前，她嫁给了成都一个刘姓裁缝，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就被遗弃了。大女儿在幼年患病去世。没有了男人的依靠，没有了生计，可想而知是怎样的处境。沈宝媛并没有具体描述她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只是说她“辗转流离市上”，“并沦陷在人间地狱的陷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还指出现在她手上还有“未消失掉的两块绿旗印，便是经历过沦落生涯的明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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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的用词看，显然并不仅仅是指她过着穷困的生活，这里的几种描述，可以给我们一些猜测的空间。首先是她被抛弃后，在成都“辗转流离市上”。这个“市上”到底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可能是指成都的“人市”。虽然所谓“人市”并不是字面上的买卖人的市场，而是自由劳动力市场；但是在这个市场上，也的确存在买卖妇女的现象，如买卖丫鬟、女佣、奶妈、小妾等。[16] 她有可能卖身为奴，要不她的手上就不会有去不掉的两块烙印了，所以沈宝媛才用“沦陷”“人间地狱”“陷阱”“非人的生活”这样的词汇。由于同情她的遭遇，沈甚至不愿意具体描述她的这段生活，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仍能清楚体会到她悲惨的处境。至于她是怎么和雷明远相遇的，调查中没有只言片语，可能雷大娘不愿意向他人透露，也有可能沈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只是说：“此后，厮识了这位雷大爷，便成了她[他]的二妻，带来的那个女孩，改名为淑英，一并成为雷家的孩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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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试图用社会学的语言去解释雷大娘和雷明远的结合：她和那个成都裁缝结婚，是“合乎均衡状态”的，但被遗弃以后，“生活的平衡被扰乱”，就是整个家庭被瓦解了。但后来同雷明远的结合，便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建立了一种新平衡”。同时雷明远也经历过“一种均衡重建的过程”，与发妻分居以及从老家搬到“望镇”，“就是个体与环境交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这过程一直续连至如今，也将呈现于未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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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环境造就了她“外强中干”的性格，沈宝媛猜测她的经历也许改变了她的个性，她不再“懦弱”，而是变得“猛烈”，而且“接近于凶狠”。她脾气很坏，嗓门很大，十年前她的气势，“能压倒她的丈夫”，并借此左右其他袍哥兄弟，她曾经“近乎泼妇的模样，在地上打着滚儿”。所以在袍哥兄弟中，有“疯婆”的称呼，但她并不以此为意，反而沾沾自喜，觉得别人“慑于她的威风”，遇事要由着她的性子来。[19] 沈宝媛发现雷大娘与袍哥弟兄们很接近，虽然她有时候也会给雷明远带来麻烦，但是“有了这样新的助手似的妻室”，对他在江湖上地位的提高，却是有所帮助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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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以前，一次为了买卖谷草的事，她与张姓街坊——也是一个袍哥兄弟——大吵大闹，她打了那人两个耳光，两人扭打起来，一起掉进了河里，还在浅水处相互撕打着，在水里扑腾，场面真是壮观。为解决他们的纠纷，袍哥因之“大传堂”，即开会判是非曲直，由舵把子调解，才了结争执。在会上，雷明远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由着他的老婆在那里分辩和争吵。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影响下，在风气保守的乡下，这种事情的发生的确是惊世骇俗的，这也充分反映了雷大娘泼辣和胆大的个性。但是袍哥似乎并没有把这场冲突视为大事件，毕竟雷明远是副舵把子，还是要照顾他的面子。这个时候，他在袍哥中还有着相当的声望和地位，所以对雷大娘没有“过分处置”，而且也没有人“敢在背后耻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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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传统的社会，像雷大娘这样的剽悍女人算是一个异数，然而也不能说是闻所未闻。特别是贫穷人家的女人，并没有多少顾忌，传统妇道对她们的约束甚少。例如，在成都街头就可以经常看到这类女性：她们一般来自社会下层，受传统“女德”的约束非常少，有勇气公开和男人交锋。正如傅崇矩所描述的，“贫家恶妇打街骂巷”，她们典型的姿势俗称“茶壶式”，即一只手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下层妇女在街头彼此谩骂甚至打斗的场景也并不罕见，道学先生认为她们是“妇德不修”而大加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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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报纸经常报道她们的行为，其中一个故事是讲一个叫杨忠的人，他老婆是一个有名的“泼妇”，他嗜好赌博但很怕老婆。有一天，他输光衣服后悄悄溜回家，准备拿床被子作赌注，被老婆抓住了。她马上把他拽到街上，“百般辱骂”，不管他如何求情，还威胁要把他交给警察。直到街首出面调停，让杨忠道歉，她才罢休。当地报纸报道这个故事时评论说，“杨忠行为不正，已失男子之志气，人皆谓罪有应得”。另一则报道说，一名卖布的商贩拒绝按早先议定的价格把布卖给一名裁缝，引起了争吵。裁缝的“泼妇”老婆把商贩的手咬出了血，还朝他扔脏东西。另一个例子更有戏剧性：一位载客的人力车夫不小心碰倒了白姓妇女的儿子，这个小贩的老婆马上跳到街上来，一拳砸向车夫的脸。这一重拳不仅将他击倒在地，还打破了他的左眼球，血流满面。有些下层妇女甚至敢与士兵叫板。一位皮匠的老婆，也是邻里有名的“泼妇”，在与一个士兵发生争吵时，扇了对方一耳光。挨打的士兵把这一事件向其长官报告，长官会同鞋业同业公会会首到作坊解决争端，裁定错在该女。其惩罚是被该长官用一根烟管敲头，另外她被迫挂了一块红布，燃放鞭炮，作为道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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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表明，虽然中国家庭里男人处于控制地位，但也常常有例外。所谓“泼妇”展示了妇女行为的另一面，这与温顺的中国妇女的老套形象完全不同。即使从总体来看，妇女是社会中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在公共场所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她们的文化修养、民间传统、个人性格和经济地位，她们中仍然有一些人敢于藐视那些传统的所谓“妇道”，在公共场所展示力量和勇气，即使因此而背上“泼妇”的恶名。从雷大娘的处境看，这种泼辣便是其最好的保护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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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解释道，由于袍哥们“更着重于团体份子间的利益，所以他们所用‘社会制约’的方式也很严格”。这里所说的社会制约，就是由帮规来制约成员的行为。例如前面提到的雷大娘和一个袍哥兄弟的打架事件的解决，就是因为正舵把子的介入，以“劝导方式”而平息。当然，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从外在影响来说，还要受“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社会誉[舆]论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的影响”。雷大娘打架的事情最后得到控制，也是“当时誉[舆]论的一点力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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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辣的雷大娘在雷明远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形象很像李劼人《死水微澜》中成都近郊石板滩（见地图1）上店铺掌柜娘蔡大嫂（邓幺姑）。蔡大嫂颇有风姿，妩媚撩人，镇上男人因她痴狂，想吃她的豆腐。她和袍哥罗歪嘴有私情，碍于罗歪嘴的威风，其他人也不敢欺辱她。罗歪嘴作为袍哥，有钱有势，下面有小兄弟跑腿。蔡大嫂不喜欢她老实的丈夫蔡傻子，爱慕聪明能干、见多识广的罗歪嘴，爱得大胆而热烈，无所顾忌。这在19世纪末川西平原上的一个小镇上，真可以算是非常异类的了。[24] 如果比较雷明远对待女人私情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说蔡大嫂是幸运的，因为她的情人是一个袍哥，否则，她的结局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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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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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五章 佃户“舵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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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调查报告中说：“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这里所说的“社团”，就是袍哥，即是说袍哥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等都是袍哥，便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而控制和掌握这个社团的人，也就是掌舵的人，就是“舵把子”，因为他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方向。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望镇”，而是川西平原，甚至整个四川的普遍现象。据1946年吴伧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袍哥之势力异常雄厚，循至任县长者，任参议会议长者，莫不为在帮之袍哥，甚至行政官吏，欲举行一新政，苟不通过袍哥，必至一事无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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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在档案中也反映出来。前面提到过的威远退伍军人黄初年，在1942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下设总务、评理、交际、庶务、文书五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和兴社任要职的，都是正副乡长，如庶务正主任蒋志诚是新义乡乡长，文书正主任杨君禄是新义乡副乡长。国民党执委对地方政府处理袍哥不力非常不满，指出新场即新义乡，是威远县第三区署及新义乡公所所在地，但是区长杨某“置之不理”，正副乡长“均分任该社重要职务”，这样该社势力非常大，“得以为所欲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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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同学白锦娟在考察“望镇”附近九里桥的农民教育情况时（见地图1），也发现袍哥“在公私生活上有绝对的势力”，而且这是“四川农村的普遍的现象”。在九里桥，实际上“这种不公开的组织已经不秘密了”，而且它“早已控制一切社会的活动”。在这里，“最高长官乡长就是舵把子”。其地方上掌权的人，“一种是政府方面的，另一种是哥老会方面的”。而且她指出：“实际的握权者是舵把子社长，管事的及二管事的一切政治命令、税收及罪罚偷盗、争讼及鸦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社会治安归他们维持，假如没有他们的命令，政府任何命令不能通行。”[3] 由此可以看到袍哥在地方控制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这并不是在个别地方，而是四川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