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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环境造就了她“外强中干”的性格，沈宝媛猜测她的经历也许改变了她的个性，她不再“懦弱”，而是变得“猛烈”，而且“接近于凶狠”。她脾气很坏，嗓门很大，十年前她的气势，“能压倒她的丈夫”，并借此左右其他袍哥兄弟，她曾经“近乎泼妇的模样，在地上打着滚儿”。所以在袍哥兄弟中，有“疯婆”的称呼，但她并不以此为意，反而沾沾自喜，觉得别人“慑于她的威风”，遇事要由着她的性子来。[19] 沈宝媛发现雷大娘与袍哥弟兄们很接近，虽然她有时候也会给雷明远带来麻烦，但是“有了这样新的助手似的妻室”，对他在江湖上地位的提高，却是有所帮助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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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以前，一次为了买卖谷草的事，她与张姓街坊——也是一个袍哥兄弟——大吵大闹，她打了那人两个耳光，两人扭打起来，一起掉进了河里，还在浅水处相互撕打着，在水里扑腾，场面真是壮观。为解决他们的纠纷，袍哥因之“大传堂”，即开会判是非曲直，由舵把子调解，才了结争执。在会上，雷明远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由着他的老婆在那里分辩和争吵。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影响下，在风气保守的乡下，这种事情的发生的确是惊世骇俗的，这也充分反映了雷大娘泼辣和胆大的个性。但是袍哥似乎并没有把这场冲突视为大事件，毕竟雷明远是副舵把子，还是要照顾他的面子。这个时候，他在袍哥中还有着相当的声望和地位，所以对雷大娘没有“过分处置”，而且也没有人“敢在背后耻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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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传统的社会，像雷大娘这样的剽悍女人算是一个异数，然而也不能说是闻所未闻。特别是贫穷人家的女人，并没有多少顾忌，传统妇道对她们的约束甚少。例如，在成都街头就可以经常看到这类女性：她们一般来自社会下层，受传统“女德”的约束非常少，有勇气公开和男人交锋。正如傅崇矩所描述的，“贫家恶妇打街骂巷”，她们典型的姿势俗称“茶壶式”，即一只手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下层妇女在街头彼此谩骂甚至打斗的场景也并不罕见，道学先生认为她们是“妇德不修”而大加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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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报纸经常报道她们的行为，其中一个故事是讲一个叫杨忠的人，他老婆是一个有名的“泼妇”，他嗜好赌博但很怕老婆。有一天，他输光衣服后悄悄溜回家，准备拿床被子作赌注，被老婆抓住了。她马上把他拽到街上，“百般辱骂”，不管他如何求情，还威胁要把他交给警察。直到街首出面调停，让杨忠道歉，她才罢休。当地报纸报道这个故事时评论说，“杨忠行为不正，已失男子之志气，人皆谓罪有应得”。另一则报道说，一名卖布的商贩拒绝按早先议定的价格把布卖给一名裁缝，引起了争吵。裁缝的“泼妇”老婆把商贩的手咬出了血，还朝他扔脏东西。另一个例子更有戏剧性：一位载客的人力车夫不小心碰倒了白姓妇女的儿子，这个小贩的老婆马上跳到街上来，一拳砸向车夫的脸。这一重拳不仅将他击倒在地，还打破了他的左眼球，血流满面。有些下层妇女甚至敢与士兵叫板。一位皮匠的老婆，也是邻里有名的“泼妇”，在与一个士兵发生争吵时，扇了对方一耳光。挨打的士兵把这一事件向其长官报告，长官会同鞋业同业公会会首到作坊解决争端，裁定错在该女。其惩罚是被该长官用一根烟管敲头，另外她被迫挂了一块红布，燃放鞭炮，作为道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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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表明，虽然中国家庭里男人处于控制地位，但也常常有例外。所谓“泼妇”展示了妇女行为的另一面，这与温顺的中国妇女的老套形象完全不同。即使从总体来看，妇女是社会中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在公共场所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她们的文化修养、民间传统、个人性格和经济地位，她们中仍然有一些人敢于藐视那些传统的所谓“妇道”，在公共场所展示力量和勇气，即使因此而背上“泼妇”的恶名。从雷大娘的处境看，这种泼辣便是其最好的保护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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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解释道，由于袍哥们“更着重于团体份子间的利益，所以他们所用‘社会制约’的方式也很严格”。这里所说的社会制约，就是由帮规来制约成员的行为。例如前面提到的雷大娘和一个袍哥兄弟的打架事件的解决，就是因为正舵把子的介入，以“劝导方式”而平息。当然，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从外在影响来说，还要受“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社会誉[舆]论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的影响”。雷大娘打架的事情最后得到控制，也是“当时誉[舆]论的一点力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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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辣的雷大娘在雷明远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形象很像李劼人《死水微澜》中成都近郊石板滩（见地图1）上店铺掌柜娘蔡大嫂（邓幺姑）。蔡大嫂颇有风姿，妩媚撩人，镇上男人因她痴狂，想吃她的豆腐。她和袍哥罗歪嘴有私情，碍于罗歪嘴的威风，其他人也不敢欺辱她。罗歪嘴作为袍哥，有钱有势，下面有小兄弟跑腿。蔡大嫂不喜欢她老实的丈夫蔡傻子，爱慕聪明能干、见多识广的罗歪嘴，爱得大胆而热烈，无所顾忌。这在19世纪末川西平原上的一个小镇上，真可以算是非常异类的了。[24] 如果比较雷明远对待女人私情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说蔡大嫂是幸运的，因为她的情人是一个袍哥，否则，她的结局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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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五章 佃户“舵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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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调查报告中说：“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这里所说的“社团”，就是袍哥，即是说袍哥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等都是袍哥，便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而控制和掌握这个社团的人，也就是掌舵的人，就是“舵把子”，因为他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方向。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望镇”，而是川西平原，甚至整个四川的普遍现象。据1946年吴伧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袍哥之势力异常雄厚，循至任县长者，任参议会议长者，莫不为在帮之袍哥，甚至行政官吏，欲举行一新政，苟不通过袍哥，必至一事无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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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在档案中也反映出来。前面提到过的威远退伍军人黄初年，在1942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下设总务、评理、交际、庶务、文书五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和兴社任要职的，都是正副乡长，如庶务正主任蒋志诚是新义乡乡长，文书正主任杨君禄是新义乡副乡长。国民党执委对地方政府处理袍哥不力非常不满，指出新场即新义乡，是威远县第三区署及新义乡公所所在地，但是区长杨某“置之不理”，正副乡长“均分任该社重要职务”，这样该社势力非常大，“得以为所欲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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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同学白锦娟在考察“望镇”附近九里桥的农民教育情况时（见地图1），也发现袍哥“在公私生活上有绝对的势力”，而且这是“四川农村的普遍的现象”。在九里桥，实际上“这种不公开的组织已经不秘密了”，而且它“早已控制一切社会的活动”。在这里，“最高长官乡长就是舵把子”。其地方上掌权的人，“一种是政府方面的，另一种是哥老会方面的”。而且她指出：“实际的握权者是舵把子社长，管事的及二管事的一切政治命令、税收及罪罚偷盗、争讼及鸦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社会治安归他们维持，假如没有他们的命令，政府任何命令不能通行。”[3] 由此可以看到袍哥在地方控制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这并不是在个别地方，而是四川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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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又通称“社会”，其首领“舵把子”是由众兄弟推举出来，所以在袍哥团体里很有权威，有钱有势、神通广大，上能结交官府，下能控制一般百姓。他有权管理众弟兄和负责处理一切内外大小事务。还有“副舵把子”一名，协助正“舵把子”办理会中诸事。还设有“印记”或“文书”，掌管文书及一切公众函件。正如第三章所介绍的，其次则为“二哥”“三哥”“五哥”等。新入袍哥者由九排或十排起，拜师并向刘、关、张宣誓，如有功于社团，则由“拜兄”升为“排六”，经常称之为“闲五”，学习各色杂务。如再有功则升为“五哥”。其中“二哥”的地位最不易获得，要结盟三个把兄弟，一为恩兄，二为“引进”，三为“保举”，即可因功递升为“二哥”，若再立功，就能升为“一排”（大爷）。也有从三哥直接升大爷的，这就要看功劳的大小了。大爷若能力很强，处事公正或有钱有势，则可公举为“舵把子”。他们中间有句俗话说：“龙头大爷，聚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赴汤蹈火兄弟伙。”从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之中不同的级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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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规矩很严格，如果不服从上层管事或破坏社规，便可由管家报告“舵把子”，请其除名，叫做“挂黑牌”。如果罪过大者，则由公众议处，甚至可以暗中枪决，或用他种方法处死。如果兄弟伙发生危险，则由“舵把子”及拜兄出具名片介绍函件，至外地避锋，未了之事仍由“舵把子”予以调停。有时真正动枪动刀，出了人命案子，则必须由“舵把子”出面摆平。兄弟们见是自家大哥出面，往往也就无话可说，许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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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是“望镇社团”——袍哥的副首领。很少有调查者能像沈宝媛有机会对这样的人进行近距离观察。沈宝媛发现，在和雷明远的交谈中，他总是喜欢聊二十年前“带兵与捉匪”的故事。而且每次都讲述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雷总是以“纯英雄的姿态”来描述他过去“英勇的事迹”，特别是他当时作为本地保安队长被“绑客”包围的一段，描述得更是“骇人听闻”。他讲到土匪的行踪、打扮、抢劫的种种细节，皆栩栩如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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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那年，血气方刚的中年雷明远，头脑里都是想出风头的“英雄思想”，周围是一批忠实强悍的弟兄。他那时家境好，那批袍哥兄弟们住在他家“做食客”，他自己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一次因为发生纠纷，竟然杀死了一个“棒客”（即第三章提到的所谓“浑水袍哥”），结果引起了附近的“棒客群起复仇”。这其实就是袍哥不同码头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都是暴力的。一天，他独自在茶馆里喝茶，一二十人围攻过来，举枪向他射击，他赶快跳到一个小坡上，朝天鸣了三枪，向兄弟们报警。那次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一个人在二十几人的追杀下，竟然安然脱逃，而且反败为胜。脱逃的坡上有一个有丈宽的沟，他竟然一跃而过，把敌人甩在后面。他的人马随即倾巢出动，然后是一场血战，反而打死了好几个来势凶猛的对手。甚至几年之后，乡民们还津津乐道地复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那场大战更巩固了他在江湖的地位，从此以后“棒客”们都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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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宝媛的报告，这个乡的乡长就是“成都市附近十三县的舵把子”。而前副乡长雷明远是“全店、望镇的副舵把子”，正舵把子是住在“望镇”的佟念生，其他的兄弟伙就更多了。沈经常想从他那里了解“地方行政的概况”，例如他当副乡长的事情，但是他爱说“他也是社会上的人物”，也就是说，副乡长虽然也有地位，但是他却更强调自己袍哥的身份。沈宝媛还看到“望镇”的袍哥常与“特务（当地缉查）勾结”，利用“陈腐的官僚手段”，干着“违反人民利益，反民主的事项”，而且乡公所经常使用“高压政策”，征收“不合理”的赋税，“抗战时抽买壮丁，贩鸦片，严禁人民有思想、言论、结社，甚而至于阅报之自由，也就是藉着他们的双重身份，发挥优越势力的原故”。[8] 在这里，沈看到袍哥与国民党沆瀣一气，如果我们了解沈所具有的“左倾”思想（详见第十三章），那么她对袍哥的这些批评就不奇怪了。虽然沈宝媛这里没有指出具体的事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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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袍哥舵把子的故事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袍哥舵把子自己的回忆，一是地方文史资料编撰者所写。它们分别提供了两种袍哥形象描述的视角和两种叙事方式，从中我们可看到袍哥的不同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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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县袍哥舵把子蔡兴华的回忆，临江寺袍哥有仁、义、礼、智四堂，各堂表面称兄道弟，实以各自的实力选择堂口，确立势力范围。仁、义两堂被当地人称为“官场袍哥”，加入者皆有钱有势，从字面上看，可能是指与官场有一定联系甚至联系紧密者。而参加礼、智两堂者被称为“腚子袍哥”，大都是无钱无势的下层人。但从蔡的表述看，他们也并非就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因为“当地有钱有势的老爷”对这些袍哥也是“无可奈何”。有趣的是，他把参加袍哥和袍哥活动叫“玩袍哥”。这倒是透露了那个时候参加袍哥并不是那么严重或者严肃的事情——这与清朝不同，那时袍哥以推翻满洲统治为宗旨，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参加袍哥活动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民国时期他们并不以政府和统治阶级为敌，而更多的是一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社会控制集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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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蔡的回忆，1927—1928年间由于各堂倾轧，有的袍哥乘乱当了土匪，“打着扶危济贫招牌，到处打家劫舍，奸淫乱盗，无恶不作，实则更加导致了百姓的不幸和灾难”。蔡提到的这个时代，是四川最混乱的时期。四川从护国战争之后，就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由于川军、滇军、黔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四川仍然是军阀割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前夕。[10] 当局势不稳定时，袍哥在地方治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按照其本人口述，蔡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出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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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蔡兴华被推为礼号大爷，但他自称是“无可奈何的充当了大爷”。这个回忆录中并没有讲述他早期的活动，究竟何德何能而被推举并不清楚。他回忆了上任后振兴礼号袍哥。当时临江寺袍哥各堂之间争斗激烈，礼号处于衰落之中。上任伊始，他把精力放在整顿组织上，特别是一些重要位置的人员任用。如“红旗大管束”是统管一切者，不但能力强，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口齿清楚”，如在迎宾司仪等事上都要做得“干净利落，丝丝扣扣，才显出管事功底”，这在袍哥语言中叫“行市”或“宰口”，“否则降低威信而影响社会活动”。其次他抓紧发展组织，无论三教九流、下层贫民（他称之为“巾巾片片”者，应该是穿着破烂者的意思），都拉拢吸收进来，包括船工，卖小吃、卖针头线脑的小货郎，耍蛇的、打莲花闹的街头卖唱者，铁、木、石、剃、扇匠，轿夫、长短工、叫花子、吹鼓手、和尚以及不得志的中下层军政人员等，人数发展到近千名，一度成为临江寺“最活跃的袍哥之一”。他竭力争取当地实力人物和各堂大爷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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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说法，仁号大爷洪锡麟，“是国民党右派的忠实走狗，以为有后台撑腰就可为非作歹”。但是只要察觉他们“有意识地对我个别兄弟进行人身侵犯时，就一声令出，迅速聚集数十甚至数百兄弟向对方复仇”。特别是那些“船帮兄弟，个个拿着桨和脚棒，凶神恶煞地冲到肇事处”，把对方“吓得三魂不知二魂”，即使“仁号大爷在场也无可奈何”。他宣称，若是本堂兄弟“无故抢了附近百姓东西”，打伤了人，他亲自登门赔礼，如数送还或赔偿财物。他说：“至今临江群众中仍流传着有着‘腚子袍哥’复仇的轶闻。”但没有说明是怎样的“轶闻”。这里，作者暗示礼号袍哥是仁号的对头，而仁号则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于是，和这样的袍哥作斗争，就有了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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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口述回忆中，蔡特别强调了他“对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这里所谓的“进步人士”，他并没有说明身份，应该指的就是共产党，后来他提到因私放“共匪”被软禁一个月，证明了这点。他列举了支持和帮助的几个方面。首先是“支持进步人士加入袍哥”，显然就是让共产党人加入袍哥。南山游击队领导人等都是袍哥成员，与蔡成为好朋友。蔡的弟弟蔡兴福、儿子蔡成月相继加入了共产党。在游击队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下，在1945年的乡镇长的竞选中，有袍哥身份的蔡兴福当选为临江书院小学校长兼副镇长，“既提高了本堂的社会地位，又为进步人士活动提供了条件”。他还为“进步人士”提供联络手段。袍哥历来以“投片”、拜码头为联络方式。投片有两种：一种直接投片，上面写明办什么事；另一种间接投片，用白矾写字，以清水浸泡就显出，看后毁掉。礼号堂使用的是第一种。把“投片联络”提供给“进步人士”使用，使他们能够利用袍哥的力量得到保护，因为持投片者就被视为自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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