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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40 严酷的环境造就了她“外强中干”的性格,沈宝媛猜测她的经历也许改变了她的个性,她不再“懦弱”,而是变得“猛烈”,而且“接近于凶狠”。她脾气很坏,嗓门很大,十年前她的气势,“能压倒她的丈夫”,并借此左右其他袍哥兄弟,她曾经“近乎泼妇的模样,在地上打着滚儿”。所以在袍哥兄弟中,有“疯婆”的称呼,但她并不以此为意,反而沾沾自喜,觉得别人“慑于她的威风”,遇事要由着她的性子来。[19] 沈宝媛发现雷大娘与袍哥弟兄们很接近,虽然她有时候也会给雷明远带来麻烦,但是“有了这样新的助手似的妻室”,对他在江湖上地位的提高,却是有所帮助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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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42 七年以前,一次为了买卖谷草的事,她与张姓街坊——也是一个袍哥兄弟——大吵大闹,她打了那人两个耳光,两人扭打起来,一起掉进了河里,还在浅水处相互撕打着,在水里扑腾,场面真是壮观。为解决他们的纠纷,袍哥因之“大传堂”,即开会判是非曲直,由舵把子调解,才了结争执。在会上,雷明远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由着他的老婆在那里分辩和争吵。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影响下,在风气保守的乡下,这种事情的发生的确是惊世骇俗的,这也充分反映了雷大娘泼辣和胆大的个性。但是袍哥似乎并没有把这场冲突视为大事件,毕竟雷明远是副舵把子,还是要照顾他的面子。这个时候,他在袍哥中还有着相当的声望和地位,所以对雷大娘没有“过分处置”,而且也没有人“敢在背后耻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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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44 虽然在传统的社会,像雷大娘这样的剽悍女人算是一个异数,然而也不能说是闻所未闻。特别是贫穷人家的女人,并没有多少顾忌,传统妇道对她们的约束甚少。例如,在成都街头就可以经常看到这类女性:她们一般来自社会下层,受传统“女德”的约束非常少,有勇气公开和男人交锋。正如傅崇矩所描述的,“贫家恶妇打街骂巷”,她们典型的姿势俗称“茶壶式”,即一只手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下层妇女在街头彼此谩骂甚至打斗的场景也并不罕见,道学先生认为她们是“妇德不修”而大加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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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46 当地报纸经常报道她们的行为,其中一个故事是讲一个叫杨忠的人,他老婆是一个有名的“泼妇”,他嗜好赌博但很怕老婆。有一天,他输光衣服后悄悄溜回家,准备拿床被子作赌注,被老婆抓住了。她马上把他拽到街上,“百般辱骂”,不管他如何求情,还威胁要把他交给警察。直到街首出面调停,让杨忠道歉,她才罢休。当地报纸报道这个故事时评论说,“杨忠行为不正,已失男子之志气,人皆谓罪有应得”。另一则报道说,一名卖布的商贩拒绝按早先议定的价格把布卖给一名裁缝,引起了争吵。裁缝的“泼妇”老婆把商贩的手咬出了血,还朝他扔脏东西。另一个例子更有戏剧性:一位载客的人力车夫不小心碰倒了白姓妇女的儿子,这个小贩的老婆马上跳到街上来,一拳砸向车夫的脸。这一重拳不仅将他击倒在地,还打破了他的左眼球,血流满面。有些下层妇女甚至敢与士兵叫板。一位皮匠的老婆,也是邻里有名的“泼妇”,在与一个士兵发生争吵时,扇了对方一耳光。挨打的士兵把这一事件向其长官报告,长官会同鞋业同业公会会首到作坊解决争端,裁定错在该女。其惩罚是被该长官用一根烟管敲头,另外她被迫挂了一块红布,燃放鞭炮,作为道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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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48 这些故事表明,虽然中国家庭里男人处于控制地位,但也常常有例外。所谓“泼妇”展示了妇女行为的另一面,这与温顺的中国妇女的老套形象完全不同。即使从总体来看,妇女是社会中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在公共场所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她们的文化修养、民间传统、个人性格和经济地位,她们中仍然有一些人敢于藐视那些传统的所谓“妇道”,在公共场所展示力量和勇气,即使因此而背上“泼妇”的恶名。从雷大娘的处境看,这种泼辣便是其最好的保护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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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50 沈宝媛解释道,由于袍哥们“更着重于团体份子间的利益,所以他们所用‘社会制约’的方式也很严格”。这里所说的社会制约,就是由帮规来制约成员的行为。例如前面提到的雷大娘和一个袍哥兄弟的打架事件的解决,就是因为正舵把子的介入,以“劝导方式”而平息。当然,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从外在影响来说,还要受“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社会誉[舆]论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的影响”。雷大娘打架的事情最后得到控制,也是“当时誉[舆]论的一点力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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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52 泼辣的雷大娘在雷明远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形象很像李劼人《死水微澜》中成都近郊石板滩(见地图1)上店铺掌柜娘蔡大嫂(邓幺姑)。蔡大嫂颇有风姿,妩媚撩人,镇上男人因她痴狂,想吃她的豆腐。她和袍哥罗歪嘴有私情,碍于罗歪嘴的威风,其他人也不敢欺辱她。罗歪嘴作为袍哥,有钱有势,下面有小兄弟跑腿。蔡大嫂不喜欢她老实的丈夫蔡傻子,爱慕聪明能干、见多识广的罗歪嘴,爱得大胆而热烈,无所顾忌。这在19世纪末川西平原上的一个小镇上,真可以算是非常异类的了。[24] 如果比较雷明远对待女人私情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说蔡大嫂是幸运的,因为她的情人是一个袍哥,否则,她的结局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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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57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0]
1706832058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五章 佃户“舵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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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60 沈宝媛在调查报告中说:“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这里所说的“社团”,就是袍哥,即是说袍哥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等都是袍哥,便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而控制和掌握这个社团的人,也就是掌舵的人,就是“舵把子”,因为他掌握着这个组织的方向。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望镇”,而是川西平原,甚至整个四川的普遍现象。据1946年吴伧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袍哥之势力异常雄厚,循至任县长者,任参议会议长者,莫不为在帮之袍哥,甚至行政官吏,欲举行一新政,苟不通过袍哥,必至一事无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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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62 这个现象在档案中也反映出来。前面提到过的威远退伍军人黄初年,在1942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下设总务、评理、交际、庶务、文书五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和兴社任要职的,都是正副乡长,如庶务正主任蒋志诚是新义乡乡长,文书正主任杨君禄是新义乡副乡长。国民党执委对地方政府处理袍哥不力非常不满,指出新场即新义乡,是威远县第三区署及新义乡公所所在地,但是区长杨某“置之不理”,正副乡长“均分任该社重要职务”,这样该社势力非常大,“得以为所欲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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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64 沈宝媛的同学白锦娟在考察“望镇”附近九里桥的农民教育情况时(见地图1),也发现袍哥“在公私生活上有绝对的势力”,而且这是“四川农村的普遍的现象”。在九里桥,实际上“这种不公开的组织已经不秘密了”,而且它“早已控制一切社会的活动”。在这里,“最高长官乡长就是舵把子”。其地方上掌权的人,“一种是政府方面的,另一种是哥老会方面的”。而且她指出:“实际的握权者是舵把子社长,管事的及二管事的一切政治命令、税收及罪罚偷盗、争讼及鸦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社会治安归他们维持,假如没有他们的命令,政府任何命令不能通行。”[3] 由此可以看到袍哥在地方控制方面,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这并不是在个别地方,而是四川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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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66 袍哥又通称“社会”,其首领“舵把子”是由众兄弟推举出来,所以在袍哥团体里很有权威,有钱有势、神通广大,上能结交官府,下能控制一般百姓。他有权管理众弟兄和负责处理一切内外大小事务。还有“副舵把子”一名,协助正“舵把子”办理会中诸事。还设有“印记”或“文书”,掌管文书及一切公众函件。正如第三章所介绍的,其次则为“二哥”“三哥”“五哥”等。新入袍哥者由九排或十排起,拜师并向刘、关、张宣誓,如有功于社团,则由“拜兄”升为“排六”,经常称之为“闲五”,学习各色杂务。如再有功则升为“五哥”。其中“二哥”的地位最不易获得,要结盟三个把兄弟,一为恩兄,二为“引进”,三为“保举”,即可因功递升为“二哥”,若再立功,就能升为“一排”(大爷)。也有从三哥直接升大爷的,这就要看功劳的大小了。大爷若能力很强,处事公正或有钱有势,则可公举为“舵把子”。他们中间有句俗话说:“龙头大爷,聚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赴汤蹈火兄弟伙。”从中便可以看出他们之中不同的级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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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68 他们中规矩很严格,如果不服从上层管事或破坏社规,便可由管家报告“舵把子”,请其除名,叫做“挂黑牌”。如果罪过大者,则由公众议处,甚至可以暗中枪决,或用他种方法处死。如果兄弟伙发生危险,则由“舵把子”及拜兄出具名片介绍函件,至外地避锋,未了之事仍由“舵把子”予以调停。有时真正动枪动刀,出了人命案子,则必须由“舵把子”出面摆平。兄弟们见是自家大哥出面,往往也就无话可说,许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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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70 雷明远是“望镇社团”——袍哥的副首领。很少有调查者能像沈宝媛有机会对这样的人进行近距离观察。沈宝媛发现,在和雷明远的交谈中,他总是喜欢聊二十年前“带兵与捉匪”的故事。而且每次都讲述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雷总是以“纯英雄的姿态”来描述他过去“英勇的事迹”,特别是他当时作为本地保安队长被“绑客”包围的一段,描述得更是“骇人听闻”。他讲到土匪的行踪、打扮、抢劫的种种细节,皆栩栩如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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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72 抗战爆发那年,血气方刚的中年雷明远,头脑里都是想出风头的“英雄思想”,周围是一批忠实强悍的弟兄。他那时家境好,那批袍哥兄弟们住在他家“做食客”,他自己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一次因为发生纠纷,竟然杀死了一个“棒客”(即第三章提到的所谓“浑水袍哥”),结果引起了附近的“棒客群起复仇”。这其实就是袍哥不同码头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都是暴力的。一天,他独自在茶馆里喝茶,一二十人围攻过来,举枪向他射击,他赶快跳到一个小坡上,朝天鸣了三枪,向兄弟们报警。那次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一个人在二十几人的追杀下,竟然安然脱逃,而且反败为胜。脱逃的坡上有一个有丈宽的沟,他竟然一跃而过,把敌人甩在后面。他的人马随即倾巢出动,然后是一场血战,反而打死了好几个来势凶猛的对手。甚至几年之后,乡民们还津津乐道地复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那场大战更巩固了他在江湖的地位,从此以后“棒客”们都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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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74 据沈宝媛的报告,这个乡的乡长就是“成都市附近十三县的舵把子”。而前副乡长雷明远是“全店、望镇的副舵把子”,正舵把子是住在“望镇”的佟念生,其他的兄弟伙就更多了。沈经常想从他那里了解“地方行政的概况”,例如他当副乡长的事情,但是他爱说“他也是社会上的人物”,也就是说,副乡长虽然也有地位,但是他却更强调自己袍哥的身份。沈宝媛还看到“望镇”的袍哥常与“特务(当地缉查)勾结”,利用“陈腐的官僚手段”,干着“违反人民利益,反民主的事项”,而且乡公所经常使用“高压政策”,征收“不合理”的赋税,“抗战时抽买壮丁,贩鸦片,严禁人民有思想、言论、结社,甚而至于阅报之自由,也就是藉着他们的双重身份,发挥优越势力的原故”。[8] 在这里,沈看到袍哥与国民党沆瀣一气,如果我们了解沈所具有的“左倾”思想(详见第十三章),那么她对袍哥的这些批评就不奇怪了。虽然沈宝媛这里没有指出具体的事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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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78 下面袍哥舵把子的故事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袍哥舵把子自己的回忆,一是地方文史资料编撰者所写。它们分别提供了两种袍哥形象描述的视角和两种叙事方式,从中我们可看到袍哥的不同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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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80 根据开县袍哥舵把子蔡兴华的回忆,临江寺袍哥有仁、义、礼、智四堂,各堂表面称兄道弟,实以各自的实力选择堂口,确立势力范围。仁、义两堂被当地人称为“官场袍哥”,加入者皆有钱有势,从字面上看,可能是指与官场有一定联系甚至联系紧密者。而参加礼、智两堂者被称为“腚子袍哥”,大都是无钱无势的下层人。但从蔡的表述看,他们也并非就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因为“当地有钱有势的老爷”对这些袍哥也是“无可奈何”。有趣的是,他把参加袍哥和袍哥活动叫“玩袍哥”。这倒是透露了那个时候参加袍哥并不是那么严重或者严肃的事情——这与清朝不同,那时袍哥以推翻满洲统治为宗旨,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参加袍哥活动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民国时期他们并不以政府和统治阶级为敌,而更多的是一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社会控制集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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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82 根据蔡的回忆,1927—1928年间由于各堂倾轧,有的袍哥乘乱当了土匪,“打着扶危济贫招牌,到处打家劫舍,奸淫乱盗,无恶不作,实则更加导致了百姓的不幸和灾难”。蔡提到的这个时代,是四川最混乱的时期。四川从护国战争之后,就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由于川军、滇军、黔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四川仍然是军阀割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前夕。[10] 当局势不稳定时,袍哥在地方治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按照其本人口述,蔡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出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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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84 1932年,蔡兴华被推为礼号大爷,但他自称是“无可奈何的充当了大爷”。这个回忆录中并没有讲述他早期的活动,究竟何德何能而被推举并不清楚。他回忆了上任后振兴礼号袍哥。当时临江寺袍哥各堂之间争斗激烈,礼号处于衰落之中。上任伊始,他把精力放在整顿组织上,特别是一些重要位置的人员任用。如“红旗大管束”是统管一切者,不但能力强,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口齿清楚”,如在迎宾司仪等事上都要做得“干净利落,丝丝扣扣,才显出管事功底”,这在袍哥语言中叫“行市”或“宰口”,“否则降低威信而影响社会活动”。其次他抓紧发展组织,无论三教九流、下层贫民(他称之为“巾巾片片”者,应该是穿着破烂者的意思),都拉拢吸收进来,包括船工,卖小吃、卖针头线脑的小货郎,耍蛇的、打莲花闹的街头卖唱者,铁、木、石、剃、扇匠,轿夫、长短工、叫花子、吹鼓手、和尚以及不得志的中下层军政人员等,人数发展到近千名,一度成为临江寺“最活跃的袍哥之一”。他竭力争取当地实力人物和各堂大爷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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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86 按照他的说法,仁号大爷洪锡麟,“是国民党右派的忠实走狗,以为有后台撑腰就可为非作歹”。但是只要察觉他们“有意识地对我个别兄弟进行人身侵犯时,就一声令出,迅速聚集数十甚至数百兄弟向对方复仇”。特别是那些“船帮兄弟,个个拿着桨和脚棒,凶神恶煞地冲到肇事处”,把对方“吓得三魂不知二魂”,即使“仁号大爷在场也无可奈何”。他宣称,若是本堂兄弟“无故抢了附近百姓东西”,打伤了人,他亲自登门赔礼,如数送还或赔偿财物。他说:“至今临江群众中仍流传着有着‘腚子袍哥’复仇的轶闻。”但没有说明是怎样的“轶闻”。这里,作者暗示礼号袍哥是仁号的对头,而仁号则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于是,和这样的袍哥作斗争,就有了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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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32088 在这份口述回忆中,蔡特别强调了他“对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这里所谓的“进步人士”,他并没有说明身份,应该指的就是共产党,后来他提到因私放“共匪”被软禁一个月,证明了这点。他列举了支持和帮助的几个方面。首先是“支持进步人士加入袍哥”,显然就是让共产党人加入袍哥。南山游击队领导人等都是袍哥成员,与蔡成为好朋友。蔡的弟弟蔡兴福、儿子蔡成月相继加入了共产党。在游击队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下,在1945年的乡镇长的竞选中,有袍哥身份的蔡兴福当选为临江书院小学校长兼副镇长,“既提高了本堂的社会地位,又为进步人士活动提供了条件”。他还为“进步人士”提供联络手段。袍哥历来以“投片”、拜码头为联络方式。投片有两种:一种直接投片,上面写明办什么事;另一种间接投片,用白矾写字,以清水浸泡就显出,看后毁掉。礼号堂使用的是第一种。把“投片联络”提供给“进步人士”使用,使他们能够利用袍哥的力量得到保护,因为持投片者就被视为自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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