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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利用江湖朋友“保护进步人士”。蔡列举了若干结交的“进步人士”，还讲述了一个他始终“记忆犹新”的故事。1948年4月13日（这份回忆写于1980年代，但使用的是民国纪年，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农历三月初五”）清晨，国民党特务、县中队人马、便衣、镇长等“气势汹汹地”来他家抓人，蔡见情况不妙，便一边款待“这帮不速之客”，一面派人往书院小学通知“进步人士”迅速转移。另外一次，几百“国民党反动军”在南山游击队驻地搜捕后，又包围了整个临江寺，抓捕了他的“进步朋友”。而蔡也因为“私放”“共匪”，而被软禁一月有余，这些被抓的“朋友”大都被送进重庆渣滓洞，“英勇殉难”，这成为他的“终身遗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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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资料是出自改革开放后地方文史资料的撰写者之手，讲述第三章提到的离“望镇”不远的金堂县贺松的“罪恶”历史。他生于1910年，父亲是当地袍哥“仁恕公”的舵把子。贺松共有弟兄九人，他是老大，深受其父宠爱。这篇传记描写他从小养成“专横独断、残忍狡诈的个性”。“混入”政界后，又学会了“耍阴谋、藏诡计、见风使舵、权变乡里的政客手法”。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在地方“混迹”，历任联保主任、乡长、县参议员、区队副、金堂县青年党主席、竹篙地区袍哥九山联合总社社长，其间“干了大量的危害桑梓、欺压百姓的罪恶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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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料也透露出他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胚子”，他也曾在小学和中学任教，算是地方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初踏社会，“羽毛尚未丰满”之时，他遇事总是“小心翼翼”，对上司、对同事都“较有礼数”，对教学工作“也颇认真”，地方上对他的印象不错。1938年冬通过父亲打点关系，他被委任为竹篙乡联保主任。这个所谓联保主任，相当于后来的乡长（1939年国民党政府撤销联保办事处，设立乡公所，联保主任改称乡长），在地方上算是一个大人物了。贺大权在手之后，“专横独断的作风”便显示出来，“处处刚愎自用，事事非己莫属”。对前任人员概不留用，又“因袭贪污之风，浮派各种款项”，上任未到一年，“劣迹便昭然若揭”，“动辄骂人打人，辱及乡里”，而且下属工薪“到时不发，一拖再拖，有的竟一文不给”。这样“引起了公愤”，各保保长和有关人员暗中活动，联名倒贺，将“贺之劣迹”具文呈控县府。1939年冬，县长撤去贺松联保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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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中心小学校长杨秀实任乡长（当时已经改联保主任为乡长）兼中心小学校长。贺松对杨极为不满，认为自己倒台与杨想当乡长和暗中活动有关，因而计划施行报复，某日杨在回家路上，被贺“纠集土匪”十余人截住去路，但杨得以脱逃，幸免于难。后杨自知再干下去绝无好结果，辞去乡长、校长本兼各职。杨辞职后，贺松认为竹篙地区已是自己的天下，乡长一职非己莫属，但到1941年初，县长委雷烈为竹篙乡长，贺“盛怒之下”，会同亲信“谋求逼雷下台之策”。当时土匪猖獗，甚至白天也拦路抢人，夜晚洗劫，街上店铺时开时关，民众苦于匪患，常到乡公所告状，要乡长设法除匪。贺松认为这种形势正是逼雷下台的机会，“便唆使亲信在竹篙附近大肆进行抢劫，搞得人人心惊，户户自危”，雷无法稳定局势，年底只好辞去乡长职务。1942年初，贺松如愿以偿，当上了竹篙乡长。他上台后，大摆酒席，宴请当地士绅名流、袍哥大爷以及下属亲信，“借以笼络人心，壮大声威”。贺松“网罗亲信，利用袍哥、青年党等封建反动势力，培植个人力量，以盘踞竹篙，称霸一方的罪恶活动”。这个资料称贺松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以“自新”之名“广招土匪，结纳亡命”，并“笼络游手好闲之徒，以壮大实力”。当时各路匪徒“均来投靠”。贺任乡长前，竹篙有九个袍哥码头，“各踞一方，互不相属”，其中以“同兴公”“聚义公”“仁和公”势力最大。各码头的舵把子“多为土匪头子，在当地很有势力”。但是他却能够将他们都拉入“九山联合总社”，他自任社长，从而成为竹篙地区最有势力的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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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政府在广汉县三水镇近郊修建军用机场，限三个月内完工。贺被任命为民工大队长，派往机场督工。贺去机场住了一段时间，“不愿在工地吃苦”，便以催民工为由自行回乡，职务交给雷烈代理。贺回乡后，对机场事务概不过问，整天和他的“姘妇”一起“吃酒聊天，打牌消遣”，各保送来的机场建修款，“不少纳入了腰包”。由于上下克扣，机场上的民工吃住条件不好，不少人开了小差，使工程进度大受影响。县长决定惩治贺松，1944年6月，派人到竹篙捉拿贺松。在押解途中，贺手下两三百人将其解救。贺随后逃往雅安投靠军队里的朋友，“逍遥法外，贩运鸦片，过花天酒地生活去了”。后来贺松托人说情，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贺也回到竹篙，贺的走卒“掌握了全区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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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县参议会选举，贺松又“把持选举，当选为县参议员，东山再起，继续操纵地方势力，为所欲为”。1948年4月，青年党金堂县党部召开代表大会，贺被选为青年党金堂县党部主席，“常以党魁身分出席县的各种会议，追随国民党反动派，死心塌地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并“欺骗一些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公教人员入会”。青年会发展成员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土匪、滚龙、流氓”。贺松凭借“这个反动组织，进一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贺松就是这样发迹起来的反动人物。他在竹篙、在金堂干下的残害人民、危害革命的滔天罪行，真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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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篇文史资料的描述来看，贺松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尽管这份资料作者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地方袍哥首领的一些细节和故事。不过，怎样运用这类资料，是历史写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将在第十七章对资料的运用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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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既非像蔡兴华那样具有左翼思想的“正面袍哥形象”，也非像贺松那样在地方上无恶不作的地方豪强，而似乎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袍哥首领。可以这样认为，蔡和贺是两种极端，雷可能最接近川西平原上大多数袍哥首领：注重个人势力发展，并从中捞取好处，同时也为地方谋福利。其实，从经济地位来说，雷应该是社会底层的一员，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佃户而已。可见，即使都是所谓的舵把子，他们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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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发现，“望镇”的袍哥首领差不多就是两种人，一是地方上“有钱有势，有田地的阶级”，另一种是“由自己的武艺所打来的天下”。显然，雷明远属于后者。他佃有40亩田，地主是住成都的尤家。在成都，有许多这样不在乡的地主，如“打倒孔家店”的先锋吴虞，在其日记中便经常有与佃户交往的记录，他也不时会去老家新繁县龙桥查看他的103亩田地。[12] 龙桥离“望镇”非常近，吴虞在去龙桥的半道，也经常在“望镇”歇脚（见地图1。即崇义桥，详见第十五章的考证）。雷明远一方面以“一个佃户的职业养活家小”，一方面则以袍哥“大爷的身份在店上闲耍”。这里所谓的“店上”，沈宝媛并没有说明，我估计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幺店子”，即有若干户人家，有几个小店，如杂货铺、茶馆、烟铺、饭馆等，也是乡民经常休闲的地方（图5-1）。雷明远虽然是佃户，但是似乎自己并不亲自下田，所以有时间“闲耍”。[13] 雷明远不好饮酒，这在袍哥弟兄们中间算是比较另类了，但是抽烟很厉害。他终日在乡场上的茶馆里吃茶，并常与那些袍哥大爷或者小兄弟们推牌九、打麻将。大家用“隐密的暗语”交谈（第七章将讨论他们的语言），话题包括做生意、通音息，或者冒险经历，堂倌和其他茶客都不敢怠慢他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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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一个乡村“幺店子”，农民们在店门口歇脚。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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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产党在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佃户没有田产，当属于贫农一类。但是雷明远这个货真价实的佃户，自己不下田，请了一个长年老周耕种，一年付两石米，外加两万块钱的工钱；还经常请有四个短工，工资按日计。为了使我们对这个长工的工资水平有一点概念，我用其他一些资料进行比较。由于没有当时“望镇”的物价，我取成都附近郫县的米价，两地相隔不远，与成都的距离也差不多，应该物价相差不大。1945年7月，即沈宝媛在“望镇”做调查的时候，米价是18633元一石。[15] 这里米价以石为单位，过去度量衡混乱，每石米的重量各地相差甚大。在江南，1石约140—160斤，两湖的石较江南为大，四川的石又大于两湖。在晚清成都，1石约280—300斤；1940年代，大约280斤。[16] 就是说，长年老周辛苦一年大约可以挣800斤米。[17] 我曾经测算过，四川农民每人每年的食与用各项开支至少需要原粮730斤，五口之家即需要3650斤。[18] 因此，这个老周如果只是一个人过活的话，还勉强可以度日，如果要养活一家人，则不得不依靠其他营生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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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佃田的比例非常高。据1930年代末的抽样调查，在全部耕地中，自耕面积仅占19.28%，80.72%是佃田。[19] 在“望镇”也是这样，“几乎看不见真正的地主们，这里都是大佃户，及佃农的所在地”。[20] 沈宝媛在这里没有说明什么叫大佃户，其实这是川西平原普遍存在的租佃形态。大地主一般都在城里居住，如果将田地分租给佃户，在手续、收租等方面都有种种不便，所以都倾向于将数量较多的田地，直接租佃给一些大佃户，这些大佃户又将田分给其他小佃，形成了二重佃，所以租佃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形成了地主、大佃、小佃等多重租佃关系。“这样，大佃户得以保障生活。”[21] 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一般小佃户要好，所以雷才得以养活那么多食客。需要说明的是，雷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佃户，一般我们所称的大佃户，是以转租为目的，但是雷却是雇人耕种，不过这样，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佃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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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还给我们描绘了雷家和雇工的关系，以及怎样经营这40亩田。暮春四月是插秧的季节，农民们忙着把秧苗插进田中，这是赶季节的活儿，所以短工都非常抢手，“各家争先恐后的请着得力的熟手来帮忙几天短工”，雇主也非常优待辛苦劳作的雇工们。雷明远有一个有利条件，作为一个袍哥首领，“常会自动跑来一群会社中的小兄弟，帮忙栽秧的工作”。平时好吃好喝，除了冲锋陷阵，农忙季节也是他们做贡献的时候了。这是乡下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在田里忙着，享受着春天暖洋洋的太阳，呼吸清新的空气，看着稻田由乌黑的土，变成绿油油的田，真是心旷神怡。哪怕农民从小就看着这些景色长大，也似乎永远看不够，因为里面包含着多少对丰收的期望，对未来的憧憬！对于从城里来的大学生，这个场面更是令她心仪，“新插好的秧在整齐的行列里随着春风，迎着田间缓缓的流水而动荡，煞是有趣”（图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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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工们干活固然辛苦，但是却在这个时候得到最好的待遇，真正显示了他们劳力的价值。川西平原有“插秧酒”的风气，雇工一天吃五顿——三顿饭，两顿点心，中间的一餐是酒席，“这是主人对于雇工们的劳累，而有的一种感谢表示”。工资每人每天300元，但是在雷明远的田里帮忙的弟兄“却没有一个是要接收钱的”。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石米当时要卖1.8万元，就是说劳作3个月，大概可以买一石半米。[23] 在这个时候，在成都喝一碗茶，大概是12元。过去，我们对地主存在极大的误解，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地主作为革命的敌人被极大地歪曲了。虽然不可否认乡村存在土豪劣绅，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地主（包括雇主），都是靠勤劳、精明、节俭积累财富，有的经历了几代人的辛劳。他们大多和乡民都有着和平相处的关系。思想“左倾”的沈宝媛，是不会刻意去描写或者夸大地主对短工的这种礼遇的，她不过是如实描述了过去乡村社会中的这种租佃和雇佣关系（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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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宝媛调查，田里90%的收成，包括稻麦及主要菜蔬，“都是属于地主的”。到收成的时候，佃户“将定量的产品送到城内的主人家去”。这样沉重的“榨取”是佃户们“最大的负担”。如果遇着了自然灾害，无论是大旱、虫灾或者水淹，佃户们仍然必须“咬着牙补上不够的收成”。佃户只有资格保留杂粮和小麦，以“微弱的产量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虽然袍哥在地方上已经有一定的势力，但是却仍然无法逃脱被剥削的处境，正如沈所指出的：“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形即使是在一个袍哥的家庭也依然没有例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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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农民在用龙骨车抽水灌田。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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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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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农民在田里收获稻子，还可以看到农民的住房就在田地旁边。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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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