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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是“望镇社团”——袍哥的副首领。很少有调查者能像沈宝媛有机会对这样的人进行近距离观察。沈宝媛发现，在和雷明远的交谈中，他总是喜欢聊二十年前“带兵与捉匪”的故事。而且每次都讲述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雷总是以“纯英雄的姿态”来描述他过去“英勇的事迹”，特别是他当时作为本地保安队长被“绑客”包围的一段，描述得更是“骇人听闻”。他讲到土匪的行踪、打扮、抢劫的种种细节，皆栩栩如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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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那年，血气方刚的中年雷明远，头脑里都是想出风头的“英雄思想”，周围是一批忠实强悍的弟兄。他那时家境好，那批袍哥兄弟们住在他家“做食客”，他自己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一次因为发生纠纷，竟然杀死了一个“棒客”（即第三章提到的所谓“浑水袍哥”），结果引起了附近的“棒客群起复仇”。这其实就是袍哥不同码头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都是暴力的。一天，他独自在茶馆里喝茶，一二十人围攻过来，举枪向他射击，他赶快跳到一个小坡上，朝天鸣了三枪，向兄弟们报警。那次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一个人在二十几人的追杀下，竟然安然脱逃，而且反败为胜。脱逃的坡上有一个有丈宽的沟，他竟然一跃而过，把敌人甩在后面。他的人马随即倾巢出动，然后是一场血战，反而打死了好几个来势凶猛的对手。甚至几年之后，乡民们还津津乐道地复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那场大战更巩固了他在江湖的地位，从此以后“棒客”们都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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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宝媛的报告，这个乡的乡长就是“成都市附近十三县的舵把子”。而前副乡长雷明远是“全店、望镇的副舵把子”，正舵把子是住在“望镇”的佟念生，其他的兄弟伙就更多了。沈经常想从他那里了解“地方行政的概况”，例如他当副乡长的事情，但是他爱说“他也是社会上的人物”，也就是说，副乡长虽然也有地位，但是他却更强调自己袍哥的身份。沈宝媛还看到“望镇”的袍哥常与“特务（当地缉查）勾结”，利用“陈腐的官僚手段”，干着“违反人民利益，反民主的事项”，而且乡公所经常使用“高压政策”，征收“不合理”的赋税，“抗战时抽买壮丁，贩鸦片，严禁人民有思想、言论、结社，甚而至于阅报之自由，也就是藉着他们的双重身份，发挥优越势力的原故”。[8] 在这里，沈看到袍哥与国民党沆瀣一气，如果我们了解沈所具有的“左倾”思想（详见第十三章），那么她对袍哥的这些批评就不奇怪了。虽然沈宝媛这里没有指出具体的事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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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袍哥舵把子的故事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袍哥舵把子自己的回忆，一是地方文史资料编撰者所写。它们分别提供了两种袍哥形象描述的视角和两种叙事方式，从中我们可看到袍哥的不同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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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县袍哥舵把子蔡兴华的回忆，临江寺袍哥有仁、义、礼、智四堂，各堂表面称兄道弟，实以各自的实力选择堂口，确立势力范围。仁、义两堂被当地人称为“官场袍哥”，加入者皆有钱有势，从字面上看，可能是指与官场有一定联系甚至联系紧密者。而参加礼、智两堂者被称为“腚子袍哥”，大都是无钱无势的下层人。但从蔡的表述看，他们也并非就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因为“当地有钱有势的老爷”对这些袍哥也是“无可奈何”。有趣的是，他把参加袍哥和袍哥活动叫“玩袍哥”。这倒是透露了那个时候参加袍哥并不是那么严重或者严肃的事情——这与清朝不同，那时袍哥以推翻满洲统治为宗旨，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参加袍哥活动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民国时期他们并不以政府和统治阶级为敌，而更多的是一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社会控制集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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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蔡的回忆，1927—1928年间由于各堂倾轧，有的袍哥乘乱当了土匪，“打着扶危济贫招牌，到处打家劫舍，奸淫乱盗，无恶不作，实则更加导致了百姓的不幸和灾难”。蔡提到的这个时代，是四川最混乱的时期。四川从护国战争之后，就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由于川军、滇军、黔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四川仍然是军阀割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前夕。[10] 当局势不稳定时，袍哥在地方治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按照其本人口述，蔡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出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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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蔡兴华被推为礼号大爷，但他自称是“无可奈何的充当了大爷”。这个回忆录中并没有讲述他早期的活动，究竟何德何能而被推举并不清楚。他回忆了上任后振兴礼号袍哥。当时临江寺袍哥各堂之间争斗激烈，礼号处于衰落之中。上任伊始，他把精力放在整顿组织上，特别是一些重要位置的人员任用。如“红旗大管束”是统管一切者，不但能力强，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口齿清楚”，如在迎宾司仪等事上都要做得“干净利落，丝丝扣扣，才显出管事功底”，这在袍哥语言中叫“行市”或“宰口”，“否则降低威信而影响社会活动”。其次他抓紧发展组织，无论三教九流、下层贫民（他称之为“巾巾片片”者，应该是穿着破烂者的意思），都拉拢吸收进来，包括船工，卖小吃、卖针头线脑的小货郎，耍蛇的、打莲花闹的街头卖唱者，铁、木、石、剃、扇匠，轿夫、长短工、叫花子、吹鼓手、和尚以及不得志的中下层军政人员等，人数发展到近千名，一度成为临江寺“最活跃的袍哥之一”。他竭力争取当地实力人物和各堂大爷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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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说法，仁号大爷洪锡麟，“是国民党右派的忠实走狗，以为有后台撑腰就可为非作歹”。但是只要察觉他们“有意识地对我个别兄弟进行人身侵犯时，就一声令出，迅速聚集数十甚至数百兄弟向对方复仇”。特别是那些“船帮兄弟，个个拿着桨和脚棒，凶神恶煞地冲到肇事处”，把对方“吓得三魂不知二魂”，即使“仁号大爷在场也无可奈何”。他宣称，若是本堂兄弟“无故抢了附近百姓东西”，打伤了人，他亲自登门赔礼，如数送还或赔偿财物。他说：“至今临江群众中仍流传着有着‘腚子袍哥’复仇的轶闻。”但没有说明是怎样的“轶闻”。这里，作者暗示礼号袍哥是仁号的对头，而仁号则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于是，和这样的袍哥作斗争，就有了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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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口述回忆中，蔡特别强调了他“对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这里所谓的“进步人士”，他并没有说明身份，应该指的就是共产党，后来他提到因私放“共匪”被软禁一个月，证明了这点。他列举了支持和帮助的几个方面。首先是“支持进步人士加入袍哥”，显然就是让共产党人加入袍哥。南山游击队领导人等都是袍哥成员，与蔡成为好朋友。蔡的弟弟蔡兴福、儿子蔡成月相继加入了共产党。在游击队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下，在1945年的乡镇长的竞选中，有袍哥身份的蔡兴福当选为临江书院小学校长兼副镇长，“既提高了本堂的社会地位，又为进步人士活动提供了条件”。他还为“进步人士”提供联络手段。袍哥历来以“投片”、拜码头为联络方式。投片有两种：一种直接投片，上面写明办什么事；另一种间接投片，用白矾写字，以清水浸泡就显出，看后毁掉。礼号堂使用的是第一种。把“投片联络”提供给“进步人士”使用，使他们能够利用袍哥的力量得到保护，因为持投片者就被视为自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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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利用江湖朋友“保护进步人士”。蔡列举了若干结交的“进步人士”，还讲述了一个他始终“记忆犹新”的故事。1948年4月13日（这份回忆写于1980年代，但使用的是民国纪年，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农历三月初五”）清晨，国民党特务、县中队人马、便衣、镇长等“气势汹汹地”来他家抓人，蔡见情况不妙，便一边款待“这帮不速之客”，一面派人往书院小学通知“进步人士”迅速转移。另外一次，几百“国民党反动军”在南山游击队驻地搜捕后，又包围了整个临江寺，抓捕了他的“进步朋友”。而蔡也因为“私放”“共匪”，而被软禁一月有余，这些被抓的“朋友”大都被送进重庆渣滓洞，“英勇殉难”，这成为他的“终身遗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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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资料是出自改革开放后地方文史资料的撰写者之手，讲述第三章提到的离“望镇”不远的金堂县贺松的“罪恶”历史。他生于1910年，父亲是当地袍哥“仁恕公”的舵把子。贺松共有弟兄九人，他是老大，深受其父宠爱。这篇传记描写他从小养成“专横独断、残忍狡诈的个性”。“混入”政界后，又学会了“耍阴谋、藏诡计、见风使舵、权变乡里的政客手法”。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在地方“混迹”，历任联保主任、乡长、县参议员、区队副、金堂县青年党主席、竹篙地区袍哥九山联合总社社长，其间“干了大量的危害桑梓、欺压百姓的罪恶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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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料也透露出他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胚子”，他也曾在小学和中学任教，算是地方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初踏社会，“羽毛尚未丰满”之时，他遇事总是“小心翼翼”，对上司、对同事都“较有礼数”，对教学工作“也颇认真”，地方上对他的印象不错。1938年冬通过父亲打点关系，他被委任为竹篙乡联保主任。这个所谓联保主任，相当于后来的乡长（1939年国民党政府撤销联保办事处，设立乡公所，联保主任改称乡长），在地方上算是一个大人物了。贺大权在手之后，“专横独断的作风”便显示出来，“处处刚愎自用，事事非己莫属”。对前任人员概不留用，又“因袭贪污之风，浮派各种款项”，上任未到一年，“劣迹便昭然若揭”，“动辄骂人打人，辱及乡里”，而且下属工薪“到时不发，一拖再拖，有的竟一文不给”。这样“引起了公愤”，各保保长和有关人员暗中活动，联名倒贺，将“贺之劣迹”具文呈控县府。1939年冬，县长撤去贺松联保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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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中心小学校长杨秀实任乡长（当时已经改联保主任为乡长）兼中心小学校长。贺松对杨极为不满，认为自己倒台与杨想当乡长和暗中活动有关，因而计划施行报复，某日杨在回家路上，被贺“纠集土匪”十余人截住去路，但杨得以脱逃，幸免于难。后杨自知再干下去绝无好结果，辞去乡长、校长本兼各职。杨辞职后，贺松认为竹篙地区已是自己的天下，乡长一职非己莫属，但到1941年初，县长委雷烈为竹篙乡长，贺“盛怒之下”，会同亲信“谋求逼雷下台之策”。当时土匪猖獗，甚至白天也拦路抢人，夜晚洗劫，街上店铺时开时关，民众苦于匪患，常到乡公所告状，要乡长设法除匪。贺松认为这种形势正是逼雷下台的机会，“便唆使亲信在竹篙附近大肆进行抢劫，搞得人人心惊，户户自危”，雷无法稳定局势，年底只好辞去乡长职务。1942年初，贺松如愿以偿，当上了竹篙乡长。他上台后，大摆酒席，宴请当地士绅名流、袍哥大爷以及下属亲信，“借以笼络人心，壮大声威”。贺松“网罗亲信，利用袍哥、青年党等封建反动势力，培植个人力量，以盘踞竹篙，称霸一方的罪恶活动”。这个资料称贺松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以“自新”之名“广招土匪，结纳亡命”，并“笼络游手好闲之徒，以壮大实力”。当时各路匪徒“均来投靠”。贺任乡长前，竹篙有九个袍哥码头，“各踞一方，互不相属”，其中以“同兴公”“聚义公”“仁和公”势力最大。各码头的舵把子“多为土匪头子，在当地很有势力”。但是他却能够将他们都拉入“九山联合总社”，他自任社长，从而成为竹篙地区最有势力的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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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政府在广汉县三水镇近郊修建军用机场，限三个月内完工。贺被任命为民工大队长，派往机场督工。贺去机场住了一段时间，“不愿在工地吃苦”，便以催民工为由自行回乡，职务交给雷烈代理。贺回乡后，对机场事务概不过问，整天和他的“姘妇”一起“吃酒聊天，打牌消遣”，各保送来的机场建修款，“不少纳入了腰包”。由于上下克扣，机场上的民工吃住条件不好，不少人开了小差，使工程进度大受影响。县长决定惩治贺松，1944年6月，派人到竹篙捉拿贺松。在押解途中，贺手下两三百人将其解救。贺随后逃往雅安投靠军队里的朋友，“逍遥法外，贩运鸦片，过花天酒地生活去了”。后来贺松托人说情，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贺也回到竹篙，贺的走卒“掌握了全区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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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县参议会选举，贺松又“把持选举，当选为县参议员，东山再起，继续操纵地方势力，为所欲为”。1948年4月，青年党金堂县党部召开代表大会，贺被选为青年党金堂县党部主席，“常以党魁身分出席县的各种会议，追随国民党反动派，死心塌地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并“欺骗一些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公教人员入会”。青年会发展成员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土匪、滚龙、流氓”。贺松凭借“这个反动组织，进一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贺松就是这样发迹起来的反动人物。他在竹篙、在金堂干下的残害人民、危害革命的滔天罪行，真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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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篇文史资料的描述来看，贺松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尽管这份资料作者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地方袍哥首领的一些细节和故事。不过，怎样运用这类资料，是历史写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将在第十七章对资料的运用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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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既非像蔡兴华那样具有左翼思想的“正面袍哥形象”，也非像贺松那样在地方上无恶不作的地方豪强，而似乎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袍哥首领。可以这样认为，蔡和贺是两种极端，雷可能最接近川西平原上大多数袍哥首领：注重个人势力发展，并从中捞取好处，同时也为地方谋福利。其实，从经济地位来说，雷应该是社会底层的一员，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佃户而已。可见，即使都是所谓的舵把子，他们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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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发现，“望镇”的袍哥首领差不多就是两种人，一是地方上“有钱有势，有田地的阶级”，另一种是“由自己的武艺所打来的天下”。显然，雷明远属于后者。他佃有40亩田，地主是住成都的尤家。在成都，有许多这样不在乡的地主，如“打倒孔家店”的先锋吴虞，在其日记中便经常有与佃户交往的记录，他也不时会去老家新繁县龙桥查看他的103亩田地。[12] 龙桥离“望镇”非常近，吴虞在去龙桥的半道，也经常在“望镇”歇脚（见地图1。即崇义桥，详见第十五章的考证）。雷明远一方面以“一个佃户的职业养活家小”，一方面则以袍哥“大爷的身份在店上闲耍”。这里所谓的“店上”，沈宝媛并没有说明，我估计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幺店子”，即有若干户人家，有几个小店，如杂货铺、茶馆、烟铺、饭馆等，也是乡民经常休闲的地方（图5-1）。雷明远虽然是佃户，但是似乎自己并不亲自下田，所以有时间“闲耍”。[13] 雷明远不好饮酒，这在袍哥弟兄们中间算是比较另类了，但是抽烟很厉害。他终日在乡场上的茶馆里吃茶，并常与那些袍哥大爷或者小兄弟们推牌九、打麻将。大家用“隐密的暗语”交谈（第七章将讨论他们的语言），话题包括做生意、通音息，或者冒险经历，堂倌和其他茶客都不敢怠慢他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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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一个乡村“幺店子”，农民们在店门口歇脚。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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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产党在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佃户没有田产，当属于贫农一类。但是雷明远这个货真价实的佃户，自己不下田，请了一个长年老周耕种，一年付两石米，外加两万块钱的工钱；还经常请有四个短工，工资按日计。为了使我们对这个长工的工资水平有一点概念，我用其他一些资料进行比较。由于没有当时“望镇”的物价，我取成都附近郫县的米价，两地相隔不远，与成都的距离也差不多，应该物价相差不大。1945年7月，即沈宝媛在“望镇”做调查的时候，米价是18633元一石。[15] 这里米价以石为单位，过去度量衡混乱，每石米的重量各地相差甚大。在江南，1石约140—160斤，两湖的石较江南为大，四川的石又大于两湖。在晚清成都，1石约280—300斤；1940年代，大约280斤。[16] 就是说，长年老周辛苦一年大约可以挣800斤米。[17] 我曾经测算过，四川农民每人每年的食与用各项开支至少需要原粮730斤，五口之家即需要3650斤。[18] 因此，这个老周如果只是一个人过活的话，还勉强可以度日，如果要养活一家人，则不得不依靠其他营生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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