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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都是一个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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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把三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视为他们的鼻祖。关羽在民间文化中，逐渐演变成“战神”，对于崇尚武艺和暴力的袍哥，无疑象征着非凡的力量。而且袍哥是为反清复明而出现的，而关帝是“汉”的代表，故有着强烈的政治凝聚力。虽然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已经覆灭，但是反满的传统和文化却流传下来。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华北的关帝崇拜有着深入的研究，厘清了关羽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他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来追溯关帝崇拜的起源：一天夜深人静时，僧人智颧（538—597）正在山上一棵大树下参禅，寂静中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还我头来。”僧人抬头，看到一个人形鬼影，认出是这座山的山精关羽。僧人提醒他别人也被他砍过头。关羽始觉悟到这是因果报应，赶紧向僧人请教，并为僧人建了一座寺，护卫这座山。后来山民们为关羽建了一座庙，每年在庙里献祭。关羽逐渐变成了财神、庙宇的保护神以及艺人、秘密社会和其他许多行业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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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关羽庙是湖北当阳县的玉泉庙（建于713年），据说他就是在那里被杀的。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有些奇迹故事被与玉泉庙中的关羽联系起来。僧人们把关羽当作寺庙保护神是在9世纪。在宋代，道士也把关羽视为保护神。从宋代开始，中华帝国就不断地给关羽慷慨赠予荣耀的封号。在北宋南宋之交，关羽作为神的地位由“公”升为“王”。在元朝，他脱胎成为官方承认的战神，到1615年更被封“帝”号，称为关帝。明朝将北京的白马寺作为官方级别最高的关帝庙，把关帝当战神崇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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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关羽的这些故事对于袍哥弟兄们有多么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开会的时候，他们的仪式其实采用了中国风俗中传统的“招魂”模式，他们想象（或者他们相信），这个仪式能够把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保护神请到现场。英雄（或关神）的到来，赋予他们一种力量、一种正义，或者一种合法性，和神产生一种精神的交融、义气的沟通。这样单刀会的各种议事日程，才具有权威性。而且，在这样的气氛下，这种仪式有着巨大、神圣的力量，起着凝聚成员、同仇敌忾、鼓舞士气的作用。袍哥的这些信仰，是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重要支柱。在清代，这种信仰是民族主义的支撑；辛亥革命以后，反满不再是他们的目标，那些早期的革命信仰，转换为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这种革命信仰，和大众宗教崇拜（特别是关帝崇拜）结合在一起，成为非常有效的黏合剂，保证了他们对自己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无条件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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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七章 神秘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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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霍布斯鲍姆在研究“盗匪”时候，指出实际上许多“盗匪”都像罗宾汉故事里面的那些好汉一样，处于农业社会的边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群体，还建立了独立的语言体系，即我们所谓的“黑话”。[1] 这是东西方秘密社会的共同之处。以其独特的语言进行沟通，既保护其秘密不被暴露，也是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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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调查中发现，袍哥在日常生活、仪式、联络等活动中，经常使用独特的词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黑话”或者“隐语”。她在报告的“附录二”中，对袍哥内部关于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些词语也有说明，指出袍哥不少说法都是源于“民族精神”和“革命思想”，这里皆是指反满反清的革命。她列举了四个词。“袍哥”——《诗经》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言其相爱与兄弟同袍泽之意；“汉留”——汉族遗留，复明灭清之意，并示民族革命精神，万世永存；“光棍”——一尘不染谓之光，直而不曲谓之棍；“袍皮闹”——以袍哥称“皮”，皮者革也，即“改革之意，政治腐败宜革，社会不景气宜革，教育不良宜革，思想不良宜革，汉留所负使命为改革”。就是说，他们对现状不满，要求改革；“袍皮闹”者就是闹出他们自己的“世界”的意思。[2] 沈宝媛在论文的附录五“袍哥隐语举例”中，列举了当地袍哥使用的22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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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袍哥的历史、自我认同和行为方式。就袍哥而言，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书规则中找到他们的声音，揭示他们的活动，为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组织、成员、内外关系以及政治文化打开一扇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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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是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出现的，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中，他们需要不断与清政府进行周旋，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因此他们逐渐创造了自己独特神秘的联络沟通手段。《海底》也为袍哥的各种用语提供了依据。袍哥举行会议或新成立一个公口，称之为“开山堂”，或“开山立堂”，或简称“开山”。这种表达与袍哥所认同的早期历史有关。袍哥的总部经常被称为“码头”，但“公口”更为常用。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全体同意谓之公，出入必由谓之口，公口即全体出入的总部”。[4] 诸如此类的术语都反映了成员间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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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这些词语经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倾向。这个组织及其成员都以“汉留”自居，这其实是反满意识的一个强烈表达。“汉”这里是汉族，以别于满人。“留”则是“遗留”，即明代的汉遗族，他们肩负着反清使命。也可以是“流”，即“以明我是汉人之流，非满人之流也”，即指袍哥自己。另外，也可以是“刘”，即汉朝的皇姓，不过主要是指三国时的蜀主刘备。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对袍哥也有极大影响。刘备的故事在四川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桃园结义的传奇故事，成为袍哥们的榜样，加强了兄弟情谊。正如其一首诗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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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仙原来明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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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到处好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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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桃园三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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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牛白马祭天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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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留”这个词把袍哥与古代的英雄、反满政治以及四川的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不过，《汉留全史》宣称“汉留之崛起，始于郑成功之金台山”，也就是说，刘师亮认为，郑成功在台湾金台山开创了“汉留”这个概念的先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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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与汉代、汉族、大明扑朔迷离的联系，成为其秘密语言的重要部分。袍哥“盘《海底》”时，通过十分隐蔽的会话方式，揭示了其政治意识的起源。下面是许多诸如此类的问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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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创兴汉留为何人？实行者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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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创兴者为王船山，实行者为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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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郑成功于何时起手？于何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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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起手，于台湾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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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汉留既由王船山创兴，何以不尊王船山而尊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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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王船山为理想家，郑成功为实行家，汉留不重理想而重实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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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盘问可以无穷无尽，涉及袍哥历史、传说、信仰、文化、行为等各个方面。因此，一个成员必须熟悉这个组织的各种秘密，否则难以为对方所信任。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海底》的说法，是王船山创造了“汉留”的概念，但是他没有能够把这个概念转变为一种组织形式，而这个任务是由郑成功来完成的。当然，这个说法和历史本身究竟有多少关系，目前已经很难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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