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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线穿针十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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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羔美酒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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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底》称：“凡属会中隐字之制作，大抵皆为最重要之事项，如颠覆满清以及会中特别重视之行为等。”这些隐字经常出现在袍哥的“传帖”中，传帖有两种形式，一为召集同伙的竹片，上书或刻写集合的时间地点。另一种则形式多样，目的也各有不同，如召集行凶或请求安顿住宿等。除了隐语，一个袍哥到了新地方，还必须出示“红飞黑片”，这便是他的身份证或证明书。如果是紧急事务，则将一片鸡毛粘在信上。此类信多用隐字书写（图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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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秘密会社的手语。上从右到左：“人”“地”“天”；中从右到左：“国”“太”[泰]；下从左到右：“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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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子峰编：《海底》，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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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语言也有许多属于勒斯洛的第二种模式，即把人们日常所用词语赋予新的意思。其方法也各式各样，经常采用的方法有比喻，如袍哥的管事或军师被称为“提烘笼”，大抵他们经常手提一只烘笼。袍哥的大爷控制着公口，称为“舵把子”，因为他决定着组织的未来和方向。或许袍哥与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用词经常与水有关，其总部称“码头”，拜见当地袍哥头目称“拜码头”，在袍哥谋事称“跑滩”，被政府追捕称“水涨了”，情况紧急称“水紧得很”，消息走漏称“走水了”。[23] 不过，袍哥的许多词和短语意思的变化也并无规律可循，经常是临时起用以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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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形式是借代，也很普遍。袍哥时常把地方方言、行话等为己所用。袍哥有各种背景，这为他们的语言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他们掩盖违法行为的语言多来自这个途径。他们竭力避免说“杀”字，而以其他较隐蔽的字代替。如把某人扔进河里，称“把他毛了”；活埋或暗杀，“传了”；杀某人，“做了”或“裁了”。这些说法都借自工匠、理发匠、屠夫等行话，还有很多则直接采用盗贼的语言。如果他们计划行窃，称之为“摸庄”，或“写台口”“看财喜”等。领头行窃的人，称“抬梁子”。绑架小孩以索取赎金，称“抱童子”；绑架妇女，称“接观音”；绑架富人，称“拉肥猪”。抢窃后坐地分赃，称“摆地坝”。如果得到几个银圆，便说得到了几只“肥母鸡”。由于他们有这些行为，所以傅崇矩指出袍哥的隐语也包括“贼话在内，吾人不可不知。如出门，遇有人说此等话，即宜远避，以免中害。彼等话语甚多，书不胜书”。[24] 根据他们的这些语言，像傅崇矩这样的批评者，便判定这个组织有暴力和犯罪倾向，也给政府极好的借口对其进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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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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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八章 在茶馆“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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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解决地方的各种纠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沈宝媛发现，这个集团可以有“社会制裁”，范围非常之广，遍及“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等方面。[1] 袍哥的这种“社会制裁”可能与中国传统过去存在的“宗族制裁”有一定联系，但它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远超出了宗族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地方社区的活动。“吃讲茶”或称“茶馆讲理”是由袍哥来判断和解决民事纠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沈宝媛的调查报告没有直接提到，雷明远是否参加过“茶馆讲理”活动，但是反复提到他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场上的茶馆里混，而解决纠纷，在乡场上的茶馆中几乎成为一种日常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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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吃讲茶”，是人们在茶馆中解决纠纷的一种民间流行的方法。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先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这样茶馆成为一个解决纠纷之地。一般程序是：冲突双方邀请一个地方上有声望的中人进行调解，双方先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中人进行裁判。虽然“吃讲茶”是一个广泛接受的习俗，但它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各种纠纷，除了暴力冲突，也存在不公正的判决，这经常是由于调解人的偏见和偏袒所造成的，这反映了“吃讲茶”的局限。其实，袍哥并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各自为政，分会之间经常发生纠纷，这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他们之间争夺地方权力、势力范围、经济利益等，都可能酿成暴力纠纷。所以“吃讲茶”的活动，经常是他们解决内部矛盾的手段（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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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四川乡土作家沙汀于1940年发表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抗战时期四川一个小乡场权力的较量。在这部小说里，联保主任（1939年以后称乡长）方治国和地方豪绅幺吵吵是主角。方治国听说新任县长要整顿兵役，想巴结新上司，投书告密，让土豪幺吵吵的二儿子去充当壮丁。幺吵吵在乡里是一个人物，他的儿子本在服兵役的范围之内，可他依仗权势，使儿子四次缓役。幺的儿子被兵役科抓进了城，这不仅使他利益受损，而且大丢面子。于是他纠集同伙，和方治国在茶馆里“吃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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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一家乡村茶馆。左边站立者是水烟小贩，中间那位客人正在享受水烟，一般是按吸几口烟算价钱。这些茶馆经常是袍哥的活动据点。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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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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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新老爷被么吵吵邀请来茶馆主持公道。各种文学研究对这篇小说的分析中，新老爷这个角色往往被忽略。在这篇小说里，他是一个比较隐晦的人物，外貌并不鲜明，也不是事件的主角，但是他却扮演平衡各方权力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某些退休袍哥在地方作用和地位的一种反映。新老爷是一个在地方有身份的人，他出场的时候，作者有这样的介绍：“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有效。”就是说他有着多重身份，前清的低级功名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作为地方精英，他能够在保甲制度，特别是地方治安中，扮演团总的角色。这里最引人注意的身份是“十年哥老会的头目”，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耐人寻味的，应该是他退休后仍然能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袍哥人物在地方靠暴力和权势横行乡里，有的却是因为德高望重而一言九鼎，从小说中的描述看，新老爷应该是属于后者。退休八年了，但是他对地方事务主持公道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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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在茶馆露面，立刻成为中心，大家以“喊茶钱”来赢得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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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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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茶钱”充分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人进入茶馆，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这便是“喊茶钱”。叫喊声可能来自茶馆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当然也可以相反，刚到者为已经在那里喝茶的朋友熟人付茶钱。这种场景每天在每个茶馆都可能发生不知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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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个描述，在这种情况下，被请喝茶的人一般都会笑着回答“换过”，意思是“另换一碗新茶”，不过这经常是做做姿态，很少真的会另换一碗茶。有时真的换了茶，但客人必须马上离开，也会揭开盖子喝一口，以表示感谢，这称之为“揭盖子”。[2] 李劼人也曾经描述一个成都“喊茶钱”的场景：一个人进入“第一楼”茶馆，他付了茶钱后，看见两个熟人上楼来，先是装着没有看见，过一会儿才像刚看见他们一样，笑着打招呼：“才来吗？”他拿着票子向堂倌挥了挥，叫道：“这里拿钱去！”而新到者也向堂倌吩咐：“那桌的茶钱这里拿去！”堂倌知道双方都不过是装样子，便叫道：“两边都道谢了！”并没真的去收任何人的钱。[3] 堂倌非常得体地按照双方都期望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因为所谓“喊茶钱”，在许多时候已经成为一种礼仪，大家只要把姿态做到就行了，至于是否真是需要对方为自己，或者自己为别人付茶钱，已经不十分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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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的这篇小说透露，这个镇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凡是照规矩行事的，那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这个新老爷，便是可以不按规矩办事的人物，他并不缺钱，但是地方的一些需要凑份子的活动，如“打醮这类事情，他也没有份的”。这里所称的“打醮”，就是“打清醮”，是地方社区的一种敬神活动。[4] 这里所谓没有份，不是他不参加这样的活动，而是不必凑份子，因为他的参加和出现，就已经使活动生辉，人们不在乎他是否出钱。“否则便会惹起人们大惊小怪，以为新老爷失了面子，和一个平常人没多少区别了。”沙汀指出，“面子在这镇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像幺吵吵这样在地方有势力的人，对新老爷也必须客客气气，当新老爷看到他无精打采的，问起他是否欠安，“人倒是好的”，他抱怨说：“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但是新老爷对他的口气表明了地位的不同：“‘你瞎说！’新老爷严正地切断他，‘简直瞎说！’”幺吵吵的回答也是耐人寻味的：“当真哩！不然。也不敢劳驾你哥子动步了。”说明新老爷出面，对这个有势力的乡绅，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小说中，幺吵吵可以算是一个豪绅，但在新老爷面前，还是必须毕恭毕敬，这也凸显出新老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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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联保主任方治国，也是把希望放在新老爷身上，一个同伙向方建议：“去找找新老爷是对的！”虽然他知道，新老爷同幺吵吵的关系“一向深厚得多，他不一定捡得到便宜”。不过他过去并没有得罪过新老爷，而且在“派款和收粮”问题上，也并没有“对不住新老爷的地方”。逢年过节，他也“从未忘记送礼”。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没有底，因为过去在“几件小事情上，他是开罪过新老爷的”。其中之一是，有一次有人“抬出新老爷来”为自己壮威，他竟然说道：“新老爷吓不倒我！”结果他的这句失言不知道怎么地传到新老爷耳里。所以他对这次“吃讲茶”的结果是没有多大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