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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显然，新老爷要方主任像过去一样，找一个人来做顶替，但是方不愿意，怕新县长查出来，那麻烦就大了。这使得新老爷很恼火。虽然新老爷有威望，但不能使方主任就范，方反复强调他“负不了这个责”。忍耐不住的幺吵吵开始和方厮打起来，局面闹得不可收拾。当双方被新老爷拉开的时候，两个人的脸都打出血了。新老爷的这个建议倒是耐人寻味，因为这透露了地方权力的许多操作内幕。作为一个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居然建议基层官员违规操作，而且对此他并不忌讳，也并没有人对他的这个违法建议感到吃惊，说明地方上在应付“上边”的各种政策时，是有相当的默契的。也就是说，为了社区某些人的利益，他们可以联合起来，糊弄上峰。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上峰也不是那么轻易被糊弄的，但只要“下面”能办事情，至于采取什么手段，他们宁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从方主任和幺吵吵矛盾的起因可以看到，过去四次找人顶替，都是轻易蒙混过关的。这次方主任摸不清新上司的底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沙汀故事的结尾，再次告诉我们新上司其实继续认可了这个默契，这边方治国和幺吵吵的架刚打完，那边幺的儿子就已经被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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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乡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基于调解人的社会声望。当然，中人一般都是精英，有影响力，经常是袍哥大爷或保甲团防首领。发表在地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那些陷入纠纷的人经常会说“口子上吃茶”，意思是去街角上的茶馆解决争执。有人称：“输的一方，总是心悦诚服，而且还要付茶资，当众向对方赔款，赔礼。”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显示了裁判还是有相当权威的，即使有些人不服，但“决不开黄腔”，也即是说一定会按判定执行。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成都的‘口子上喝茶’，真是最民主化的表现。”[5] 作者反复强调“民主”这个词，反映了普通民众认为“茶馆讲理”比官方法庭判决更公正，虽然作者也可能并没有准确理解“民主”的真意（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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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一家熙熙攘攘的乡场茶馆。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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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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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茶馆讲理”被人们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眼睛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按“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调解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处理矛盾，这种活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社会非官方力量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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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国家权力，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如冉枚烁（Mary Rankin）和罗威廉，曾经十分强调精英活动——灾荒赈济、慈善事业、地方修建和其他管理活动——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极大发展，以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但他们的分析并未将“茶馆讲理”这种社会调解包括在内。冉枚烁和罗威廉采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来分析社会变迁；而黄宗智认为，司法系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半制度化的（semi-institutionalized）“第三领域”（third real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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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地方精英们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一扇观察基层社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民间秩序如何存在于官方司法系统之外的窗户。人们把公平、正义和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掌握在自己认可的人手中。当然我们可以指出这种所谓调解是很有局限的，也没有一种力量保证其公正，更何况政府对此加以控制或取缔，在国家的权力之下，这种社会力量显得是那么脆弱。的确，这种怀疑态度可能便是我们经常忽视和低估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将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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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讲理”出现的问题，经常被政府放大，并借此压制这种自发的调解活动。现代国家机器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试图瓦解民间存在的任何能够与其抗衡的力量。其实这种民间的调解活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形成西方那种与国家权力抗衡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国家仍然竭力压制，企图将一切包揽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不过，政府并不能彻底控制这类活动。从晚清到民国，“吃讲茶”活动一直都在进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存在及其社会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权力。社区居民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利益，社区邻里仍然可以利用茶馆作为“民事法庭”。虽然政府颁布了不少规章，但各种社会组织仍然利用茶馆进行活动，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权力竭力深入社会基层，其目的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然而从实际结果看，国家不但不能填补社会自治被国家削弱后留下的真空，而且随着这种真空的日益扩大，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与其初衷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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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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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九章 仪式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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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帮规是至关重要的。袍哥之所以能够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在国家的严酷打击下幸存，就是依靠内部严密的、人人必须遵守的规矩，这成为袍哥内部稳定的基础。这种团伙是如此强大，吸引了许多无权无势者参加，以利用这种社会化的力量进行自我保护。组织内部帮规严密，谁违犯规则即按律惩治，所以有句黑话是：“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这里所谓的“三刀六个眼”，就是身上被刺三刀，前面进，后面出，而“自己找点点”就是选择自杀。[1] 一个外国人曾经调查过袍哥内部帮规的惩罚，他给了两个例子。一种称为“扑前刀”，犯事者跪在牌位前，用一把匕首刺大腿，血流如注。另外一种叫“滚钉板”，地上放一个钉子板，钉尖朝上，受罚者在板上滚来滚去，直到满身是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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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调查报告后面所附的“‘袍哥’对内禁条‘十条三要’须为‘袍哥’所遵守者”，都是袍哥必须遵守的帮规教条，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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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母要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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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敬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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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以大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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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兄宽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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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邻要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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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敬让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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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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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仁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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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下宜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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