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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一个照顾婴儿的农村小孩。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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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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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在1941年发表过一篇讨论学徒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学徒制度，开始是以家传为特色，农工商都是如此，隋唐以后，由于店肆、坊铺、行会增多，学徒才脱离了家庭的圈子，进入社会。学徒的训练期限从9个月到4年不等。到清以后，因为同业人数增加，收徒、合同、出师等都是根据行会规章处理。当时有人估计，中国学徒人数达到3000万，但是廖泰初估计应该是1000万—2000万。“一批是真正志愿学艺的，对某行某业发生兴趣，将来得一技之长，终身有所依靠。”但是由于供过于求，所以入店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有钱有势或是有深厚交情者的介绍和担保”。一般是十二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合同内常有“打死勿论”，“如有自缢、投河、逃亡等，均与柜上无关”的规定。的确，有的学徒“整日生活就是三壶主义”，即管茶壶，提酒壶，洗便壶。“普通学徒就是一个奴隶。”但是，“经过生活的艰苦，工作的勤劳，各种打骂模仿的教育和训练，学徒也有毕业的时候，这就是脱离牢笼的一天，术语称作‘出师’或是‘满徒’”。出师是学徒“最大的一个转机，一切地位金钱身体思想都重新获得自由，人生态度完全改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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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地方上有影响的袍哥首领，自己的儿子最后落到去当学徒，可能也是他地位下降的一个标志吧。雷明远和雷大娘应该知道学徒将来是没有大前途的，然而，他们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不过，对雷大娘来说，值得欣慰的是，淑英仍然能缴费上学，这样至少淑英还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归宿。对具龙去当学徒，雷明远好像并不认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还自我解嘲地说要在这三年之中储蓄几百万块钱，等具龙学成以后，买一部车，让他开车做生意。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倒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是，从目前雷家的这种经济状况看，恐怕实现的可能性非常渺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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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腊月，对于雷家来说，过得真是非常惨淡。男主人终日在外不落家，雷大娘也经常在外面走动，只有淑英、长工老周以及使女俊芳在家。他们也就靠吃泡菜下饭度日。而隔壁蔡家的织机不停地响着，一副忙碌和兴旺的景象，与雷家这边的清冷，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11] 沈宝媛的调查对这个新来的佃户蔡家描述不多，但是我们也能感到蔡家是比较殷实的。首先一下子能够拿出50石米来，就不是一般佃农所能够办到的。另外，除了经营稻田，同时进行手工业活动，一看就善于持家。与雷明远不善积累、挥霍无度真是天壤之别（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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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过年了。腊月二十八，“望镇”的袍哥根据老习惯，在土地庙聚会，喝酒吃肉，猜拳行令。然后大家推牌九、打扑克赌钱。过去的惯例是，正月初一大家在自己家里过年，正月初二给正舵把子拜年，全体袍哥兄弟都要送礼，舵把子招待大家吃酒。正月初三是给副舵把子拜年，正月初四向三哥拜年，然后轮到五哥（即两个管事），依次类推。辈数小的兄弟，在正月十五以前，差不多天天都有酒席可吃，但是也需要天天送礼，这是一笔极大的开销。[12] 但今年过年，雷家已经没有能力招待百余位的弟兄，所以副舵把子雷明远很早放风，今年恕不待客，当然也就没有礼可收。当然，这也打破了多年来的惯例。新年请客拜年，都是联络感情的重要活动，也是袍哥首领笼络和感谢鞍前马后、劳累一年的弟兄的一种手段。雷家打破这个惯例，也就是说从这个感情联络的循环中自动退了出来。显然，对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和威望，无疑有着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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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袍哥，经济基础和权力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前面提到过的开江县的袍哥大爷蔡兴华，他在后来的回忆中，特别提到经费是苦恼的事情，组织的收入包括每年每人交三至五元会费（有困难者可以免交），外加“办提升”（他没有解释什么是“办提升”，我猜想是袍哥成员的升级）交纳的“码头钱”，以及个别人对本堂的资助三项，但主要的应酬费来自“各铺子的倡捐和摊派。如年拜会、清明会、单刀会等”。当大爷的还必须多捐款，如果少了，会被讥讽为“狗（吝啬）大爷”。蔡为了解决“当大爷后支多进少的矛盾”，运用了原来开织布机房积攒的钱，除“做临时应酬”外，还开店铺，先后开了桐油铺、盐铺、烟茶馆、“饭客铺”（饭馆兼客栈）等，“人力不够就请兄弟帮忙”。但是蔡称，“每天虽有微利进来，仍满足不了各种开支”。“饭客铺”不对外，“专供来往过客食宿”。所谓“来往过客”就是指他的袍哥兄弟。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铺子中的大多数，都是他当大爷以后开办的，也说明大爷的这个地位，促进了他生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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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乡村农家织机。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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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开支，如资助访客和本堂兄弟，“特别是逢着达官显贵既要留驾宴请，又要给钱送行”。逢年过节，还有“应酬各种倡捐和摊派”，还要“筹备许多钱粮，强装大方地赐给在场兄弟”。具体给多少，则根据人数和交情厚薄而定，当时叫做“压岁钱”或“酒钱”。总之，当大爷要“吃得开、宰得动，不仅有钱，还要洒脱，否则便是狗大爷”，因此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个位置是很难做的。蔡称他采用“高来高打发，低来低打发”的“应酬原则”，但是仍然难以平衡，只好“拆东补西”，很是焦心烦恼。蔡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和上面所提到的雷明远的情况类似，袍哥大爷必须要有经济能力款待小兄弟们。[13] 下层袍哥经济状况一般都比较差，还指望在大爷那里混吃混喝，不过在大爷需要的时候，则要为之冲锋陷阵，这点也和幕府时期的日本武士类似。平时给予他们好处，在关键的时候方能利用其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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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没有蔡兴华这样多的渠道。虽然他也经营一个烟铺，但是并不能弥补失佃的开销。再加上他自己重新陷入吸食鸦片的深渊，因此其经济状况不但难以改善，而且变得愈来愈糟糕。雷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也使过去威风凛凛的雷大爷，逐步失去了在地方袍哥中呼风唤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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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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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二章 雷家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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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雷大娘尚能冷静地面对家道的衰落，那么失了佃的雷明远似乎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怎样从这个打击中走出来。他晨出夜归，借口在烟铺里料理生意，一整天都在外面晃荡。从1945年9月起，他又恢复了抽鸦片的嗜好，而且越抽越多，每星期要花八九千元，这样一月就有三四万元的额外开销，成为家里的一大负担。当时一石米4万多元，在成都，一石米大约是280斤，也就是说，每个月他抽鸦片就花费了200多斤米。[1] 一方面田地没有了，收入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沉迷于鸦片，开支大大增加。这一切，都让这个家庭面临着深深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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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时分，雷大娘早已带着女儿入睡，雷明远才蹒跚着从外面归来。完全没有规律的生活，加之鸦片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往，在短短几个月内，相貌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整日垂头丧气地抽大烟，使他无法保留在袍哥里的威信，逐渐脱离与弟兄们的密切往来，“瘦弱枯槁般的脸形，皮包骨的身材，他丧失了旧有魁伟的体格与英雄的气概，他没有精力管理社团的一切活动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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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大年三十，经过几番催促，具龙被雷大娘喊回家了。正月初一，雷大爷也破例没有出去玩。早上起来，家里人互相说些吉利的话，孩子们先向父母拜年，父母也向两个孩子表达祝福。往年过年，家里比较正式的仪式是长子具龙穿起马褂，代表全家向神像及祖宗灵位磕头，然后在门口放一挂鞭炮。但是今年一切从简，这一套都免了（图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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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雷明远却把烟具带回家里躺在床上抽，具龙和淑英兄妹乘机劝说他，轮番讲吸食鸦片的坏处，要他把家业再撑起来，把烟铺关了，经营别的生意。淑英对继父说：“你看你身体多坏了，这都是烟害的，设若把烟戒了，身体恢复了原状，又有了气力，大家过得高高兴兴的，多好呢？”不知是因为过年呢，还是确实觉得继女的话有道理，今天的雷明远变得和蔼起来了，也微笑说自己以后一定要戒烟。雷大娘听了他这番表态，非常高兴，一家人吃了一顿愉快的年饭。[4] 正月初三，过去这天是袍哥兄弟拜访雷家的日子，今年既然不宴请宾客了，所以清净不少，不过雷明远还是摆了一桌席，请的是抽大烟的朋友和客人。从这可以看出，要他戒掉鸦片，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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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农家男女老少一家用餐。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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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大年初一对家人的许诺简直就是过眼云烟。正月初五过完，他马上就恢复了他的惯例，每天又在烟馆里耗着。仿佛业已忘记自己曾经说过想戒鸦片的话，而且吸食量越来越大。等过完正月十五，家里甚至没有了菜钱，雷明远只是零零星星地给一点，夫妻俩终于大吵起来。气愤不已的雷大娘哭嚷着，要去砸他的大烟盘子。这次大吵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丈夫再拿出一点多维持几天的家用。[5] 去年腊月转租时，蔡家给的50石米，可能算是雷家最大的一份财产了，但是雷明远不时三五石地往外面卖，很快就只剩下三十几石米了。雷大娘对此也是无可奈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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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雷明远还不至于沦落到一文不名的地步。过去作为袍哥首领保留的人脉关系，当地已经习惯给他享受的若干权利等，还在发挥一定的作用，要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他开烟馆、暗地里走私鸦片、干违法勾当，却能平安无事。因为他“勾结了”一个当地的缉查（特务）一块经营，所以他的店能够免除政府方面的阻挠。“望镇”还有其他两三家这类烟铺，也都是依赖类似的地方关系，才能继续经营下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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