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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二章 雷家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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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雷大娘尚能冷静地面对家道的衰落,那么失了佃的雷明远似乎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怎样从这个打击中走出来。他晨出夜归,借口在烟铺里料理生意,一整天都在外面晃荡。从1945年9月起,他又恢复了抽鸦片的嗜好,而且越抽越多,每星期要花八九千元,这样一月就有三四万元的额外开销,成为家里的一大负担。当时一石米4万多元,在成都,一石米大约是280斤,也就是说,每个月他抽鸦片就花费了200多斤米。[1] 一方面田地没有了,收入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沉迷于鸦片,开支大大增加。这一切,都让这个家庭面临着深深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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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时分,雷大娘早已带着女儿入睡,雷明远才蹒跚着从外面归来。完全没有规律的生活,加之鸦片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往,在短短几个月内,相貌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整日垂头丧气地抽大烟,使他无法保留在袍哥里的威信,逐渐脱离与弟兄们的密切往来,“瘦弱枯槁般的脸形,皮包骨的身材,他丧失了旧有魁伟的体格与英雄的气概,他没有精力管理社团的一切活动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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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大年三十,经过几番催促,具龙被雷大娘喊回家了。正月初一,雷大爷也破例没有出去玩。早上起来,家里人互相说些吉利的话,孩子们先向父母拜年,父母也向两个孩子表达祝福。往年过年,家里比较正式的仪式是长子具龙穿起马褂,代表全家向神像及祖宗灵位磕头,然后在门口放一挂鞭炮。但是今年一切从简,这一套都免了(图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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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雷明远却把烟具带回家里躺在床上抽,具龙和淑英兄妹乘机劝说他,轮番讲吸食鸦片的坏处,要他把家业再撑起来,把烟铺关了,经营别的生意。淑英对继父说:“你看你身体多坏了,这都是烟害的,设若把烟戒了,身体恢复了原状,又有了气力,大家过得高高兴兴的,多好呢?”不知是因为过年呢,还是确实觉得继女的话有道理,今天的雷明远变得和蔼起来了,也微笑说自己以后一定要戒烟。雷大娘听了他这番表态,非常高兴,一家人吃了一顿愉快的年饭。[4] 正月初三,过去这天是袍哥兄弟拜访雷家的日子,今年既然不宴请宾客了,所以清净不少,不过雷明远还是摆了一桌席,请的是抽大烟的朋友和客人。从这可以看出,要他戒掉鸦片,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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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农家男女老少一家用餐。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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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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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大年初一对家人的许诺简直就是过眼云烟。正月初五过完,他马上就恢复了他的惯例,每天又在烟馆里耗着。仿佛业已忘记自己曾经说过想戒鸦片的话,而且吸食量越来越大。等过完正月十五,家里甚至没有了菜钱,雷明远只是零零星星地给一点,夫妻俩终于大吵起来。气愤不已的雷大娘哭嚷着,要去砸他的大烟盘子。这次大吵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丈夫再拿出一点多维持几天的家用。[5] 去年腊月转租时,蔡家给的50石米,可能算是雷家最大的一份财产了,但是雷明远不时三五石地往外面卖,很快就只剩下三十几石米了。雷大娘对此也是无可奈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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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雷明远还不至于沦落到一文不名的地步。过去作为袍哥首领保留的人脉关系,当地已经习惯给他享受的若干权利等,还在发挥一定的作用,要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他开烟馆、暗地里走私鸦片、干违法勾当,却能平安无事。因为他“勾结了”一个当地的缉查(特务)一块经营,所以他的店能够免除政府方面的阻挠。“望镇”还有其他两三家这类烟铺,也都是依赖类似的地方关系,才能继续经营下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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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经营和吸食鸦片,与当时四川鸦片的泛滥是分不开的。四川大量种植鸦片是在道光之后,1869年据上海总商会代表报告,四川的物产中鸦片已居首位。[8] 迄光绪末,四川鸦片产量居全国之冠,140多个州县都有鸦片种植。1906年全川产23.8万担,当时全国产量约58.48万担,川省占40.7%。鸦片亩产一般在50两左右,那么鸦片种植占有川省耕地约761.6万亩,相当于全川1.02亿亩耕地的7.4%。鸦片成为清末川省出口商品的最大宗,根据日本人根岸佶的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川省出口商品价值约3000万海关两,而其中鸦片就达1200万海关两,占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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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也是鸦片吸食泛滥的地区。清末,四川总督锡良发动了禁烟运动,先限种植,然后杜绝吸食,禁止烟馆,在成都设立戒烟总局,到清末,四川鸦片种植和销售基本断绝。[10] 但是在军阀时期,鸦片种植、销售、吸食又在四川死灰复燃。二三十年代,四川鸦片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烟价低迷,低价又刺激了消费,瘾民数量不断增加,进而刺激了烟馆业的繁荣,以致出现了烟馆、茶馆、酒店三脚鼎立的局面。1934年,成都有烟馆近600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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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四川军阀征收高额田赋,迫使农民种鸦片交税。军阀时期的田赋已非传统的粮税,鸦片种植税占相当大比例。在这种田赋政策的压迫下,四川140余县,不种烟者仅寥寥几县。四川成了烟毒毒害最深的省份。按官方公布的1937年四川省地方预算,总收入8630万元,其中“省税”部分收入为6000万元,而以“特税”(鸦片税)为第一位,计2400万元,占“省税”收入的40%。1938年四川每年产烟120万担至140万担,70%需通过长江运往下游各省及上海销售,若年产130万担,外销70%,即91万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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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瘾民究竟有多少呢?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四川瘾民在防区时期(1918—1935),约占全省人口1/19,即每19个人之中,有1个人抽大烟。这一时期,四川有人口6000多万,所以估计全省瘾民达310万人之多,真可谓鸦片极盛。[13] 大范围吸食鸦片的结果,造成四川各地“烟馆林立”,在各县各乡,哪怕是极小的地方,即使没有旅店、饭馆,也有烟馆。如果外地旅客到偏僻乡间,夜间找不到旅店时,可以在烟馆借宿;白天找不到饭馆时,也可以在烟馆吃饭,“可见四川烟馆比旅店饭店还要多”。[14] 据估计,这个时期四川的烟馆数量超过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多达20万人,加上烟灯、烟盒、烟具制作,鸦片贩运等劳动力,从业人数可达30万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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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刘湘任四川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又兼禁烟督办,禁止各军在地方参与种烟,拟禁绝鸦片计划,实行了禁种、禁运、禁吸三大政策,宣称将从1935年起至1940年止,在此六年之中把鸦片完全禁绝。到1940年,四川省政府宣布四川已经禁绝鸦片。其实虽然鸦片有所减少,但各地仍然不少。1940—1949年,鸦片在四川又开始复兴。其主要原因是1938年从乐山到西昌的公路通车后,西康的鸦片烟能运到四川(见地图2)。另外,这个时期禁烟机构已经取消,禁烟事务转由基层政府办理,但是地方对此并不热心,这样烟容易买,开烟馆的人重操旧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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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政策对袍哥的经济来源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此袍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袍哥势力的发展与烟馆业的兴旺有密切联系,他们可以利用烟馆聚会,经营烟馆的收入也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经费。同时,一些烟馆的老板也以加入袍哥作为保护伞。有些袍哥码头的首领,其实就是烟馆的老板。面对自己利益受损,袍哥进行了公开对抗,不但不关闭烟馆,而且利用其武装运输鸦片,用鸦片收入购买武器。甚至在政府强行关闭烟馆的时候,以武力对抗。[17]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946年,距离省城成都不远的“望镇”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有若干家鸦片烟馆,说明了禁烟运动的失败。所谓禁烟,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对于地方并没有多大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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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雷明远经营和吸食鸦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了。鸦片问题对正在遭受经济危机的雷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雷家的麻烦,似乎并不仅止于此,真是应了“屋漏又遭连夜雨”那句俗话。雷家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使雷明远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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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好不容易平安度过这个春节,但仍然发生了一件大事:正月十九,丫头俊芳在半夜里偷跑了。俊芳的逃跑,是对雷明远的又一次打击。雷大娘说,她偷走了淑英的新棉袍、蓝布大褂、布料、短衣裤、袜子、毛巾等,还有几百块钱。[18] 经济损失不说,这个事情传出去,对雷明远的名声,无疑是进一步损害:一是他居然连自家的一个小小的丫头都管不好、管不了,那怎能管好江湖上的事情呢?二是连一个小小丫头都可以无视他的管教,那么这个副舵把子还有多少权威值得人们敬畏呢?三是丫头逃跑,说明雷家对她太刻薄。在乡村社会中,还是以朴实本分、乐善好施为荣,虐待丫头的名声,毕竟是很难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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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仅是雷家的事,甚至牵涉到地方袍哥的名望和体面。袍哥舵把子佟念生听说这事,也觉得非同小可,很是恼怒:副舵把子家中丫头,居然会给人拐跑了,这还了得!这些事情传出去,其他公口的人会怎样想?兄弟们以后还怎样在江湖上混呢?于是命令兄弟们火速破案,捉拿逃跑的丫头。袍哥毕竟能量不小,耳目众多,情报网络遍布各地,三天以后竟然打听到了俊芳的下落。兄弟们报告,俊芳现藏在距“望镇”500里左右的一处山区,带俊芳逃走的老李,也是袍哥中人,老李的哥哥在地方上当稽查,相当有势力。佟念生听到这个老李的背景,才感觉到要处理这个案子,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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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念生进一步了解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得知俊芳的逃跑,是在遭受了一顿毒打以后,“带着遍体伤痕而逃出虎口”。[19] 在大家看来,这也是出于自卫。有了这层原委,案子的严重性无形中便减轻了一大半。再加上对手的势力也不弱,如果硬要把俊芳抓回来,势必和对方袍哥集团发生矛盾和冲突,这样做是否值得?佟念生也深知雷明远的近况,为他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感觉似乎也没有必要。因此对于处理这件事,开始支支吾吾、拖拖拉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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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作为一个副舵把子,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连自己的码头都不肯出面搞定,可见雷明远的地位已经降到何等的地步!雷明远看到正舵把子对此事的处理比较淡漠,自己的威望又不如往昔,也只有“在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之下不了了之”。其实,作为“望镇”袍哥的正副舵把子,佟念生和雷明远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和谐,两人数年前就因为争权夺利而结下了梁子。这次俊芳的逃跑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佟没有过于追究,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雷明远只好自认晦气,表面上还得“以一种宽宏大量,不在乎的态度处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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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大娘对捉回俊芳也并不是很感兴趣,她也知道捉回来的可能性不大。退一步讲,即使捉回,袍哥也不好严惩,怎样处置,码头还必须开会商量,难免要追踪事情的原委,细节一旦讲出来,对雷家来说更不体面。加上俊芳已经大了,也不可能把她锁起来,如果收不住心,抓回来也会再逃。雷大娘为俊芳算过命,按照命书的说法,雷明远有五两骨头重,但是俊芳只有一两二钱,也就是说“命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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