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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沈宝媛没有提到雷大娘这个算法的依据，但是根据所“称”的骨头多重，预测一个人的命运，显然是按照唐代袁天罡的“称骨算命法”。袁天罡系唐初成都人，专星象预测，据传著有《袁天罡称骨歌》《六壬课》《五行相书》《推背图说》（与李淳风合著）等。“称骨算命法”宣称，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有定数，分别对应了不同重量。只要把这些因素对应的重量加在一起，按照《称骨歌》一查，就可确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得知他或她的吉凶祸福和荣辱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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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袁天罡称骨歌》，“五两重”的骨就是：“衣食无亏，一生富贵之命，为利为名终日劳，中年福禄也多遭，老来是有财星照，不比前番目下高。”其下还有一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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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为人正直，伶俐灵巧，有机变，平生无大难，祖业无靠，自成自立，白手成家，亲朋冷落，兄弟少力，可得四方之财，好一双挣钱手，没有一个聚钱斗，满面春风人道好，一生不足自爱知，妻迟子晚，初限奔波，中限四十岁方交大运，犹如枯木逢春，四十九岁有一灾，其年福星高照，有十年大运，财禄丰盈大吉昌，妻宫铁硬同偕老，子息一双可送终，寿元六十九岁，卒于冬月之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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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雷明远的人生经历，和上述说法也真有一些巧合的地方，诸如“为利为名终日劳”，可以暗示他对袍哥活动的参与；“中年福禄也多遭”，可以指他失佃的打击；但是所谓“老来是有财星照”，至少1946年还看不到这个趋向。注释则更近似于雷的情况，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祖业无靠”，但是“自成自立”似乎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敢说他是否“亲朋冷落”，但是他“兄弟少力”是肯定的——有两个兄弟，但其中一个死得早。作为一个袍哥副舵把子，他“可得四方之财”应该也是说得通的。至于“好一双挣钱手”，但是没有一个“聚钱斗”，就是说他存不住财，应该是整个描述中最准确的地方。沈宝媛的调查中没有说雷明远的年纪，但是根据第四章提到的，雷明远的原配黄氏，“现年四十”，他的长子具龙在1945年十六岁，就是说黄氏在24岁时生具龙。那个时候一般农村青年会娶比自己小的女性，因此，我估计雷明远在1945年应该是四五十岁。如果我们把他娶雷大娘算成“交大运”的话，那么他就是“枯木逢春”。至于“四十九岁有一灾”，是否就是现在他失佃之事的暗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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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说雷大娘给俊芳算了命，她的骨重只有“一两二钱”。我估计雷大娘应该是说“二两一钱”，如果不是沈这里记错了，那就是雷大娘说错了。因为按照《袁天罡称骨歌》，这是最“贱”的命了：“短命非业谓大空，平生灾难事重重，凶祸濒临陷逆境，终世困苦事不成。”这么轻的骨，只有“终身行乞孤苦之命”。[23] 我猜想，当俊芳倔强的劲发起来，和雷大爷对抗的时候，雷大娘可能也劝告过俊芳，告诉她算命的结果，让她服软、认命，免得吃更大的亏。但是，俊芳偏不认命，偏要和命运抗争，看来她的抗争，还真的为她带来了一个不坏的结局。甚至有李劼人《死水微澜》里石板滩的蔡大嫂那样的命，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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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雷大娘说俊芳“命苦”，也可能是找一个自我开脱的借口：不是雷家待俊芳不好，而是俊芳自己命不好。对于家道的中落，雷大娘甚至也有点怪罪俊芳的意思。她向人家诉说：“家里这一两年以来开始倒霉，都是俊芳这个苦命根子牵累的。”而且还举有例子：俊芳来了后，母鸡被黄鼠狼吃了，小鸡也喂死了，六条母猪相继得猪瘟而死，接着大门变形也关不住了，厨房的锅铲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差，到现在干脆连田也没有了，屋也住不成了，还被驱赶着马上搬家！所以，她觉得俊芳就是“败家精”，她远走高飞，带走了霉运，说不定可以让雷家时来运转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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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大娘倒是心疼被偷的衣物，毕竟家境不如以前，如果财物的损失能够追回来，那就最好。但是以佟念生为首的袍哥对追回衣物的事，也不想费太大的力，他们觉得既然雷家从来没有给过俊芳薪金，那么偷走几件衣物，也算是两不相欠了。也有街坊劝雷大娘，俊芳偷走的东西都已经用脏了，还要它们作什么呢？自尊心强的雷大娘也不好再继续追讨失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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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7日，淑英的学校开始注册，但是学费要缴六万余元，怎样凑齐这笔不小的数目？雷大娘很慎重地向雷大爷提出，卖两石米筹钱。[25] 但是雷明远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模棱两可地拖着。此时，雷大娘却从旁处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雷明远准备要再纳一个妾。这女人是再醮的，家里只有母亲，有30亩田，住成都外西，也是开烟馆的。据说她是一个小学教师，很时髦，还烫了头发，穿蓝布长衫。雷大娘知道了雷明远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声张，只同他吵着要给女儿交学费。但他没有应承，她就跑到袍哥管事五哥刘子兴那里去大闹，从管事那里拿了七万元，替女儿交了学费。这还真印证了前面所说的，管事五爷是“望镇”袍哥中最能捞钱的；同时这也说明，管事的钱经常会用于为袍哥弟兄们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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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那天，雷大娘就正式发作了，一哭二闹三上吊，叫喊着要与雷明远离婚。一边大骂那个“坏女人”，要跟那个女人拼命，一边披头散发地到处诉说自己苦命，如何支撑这个家，如何帮丈夫在江湖上立足等。她以“最下流的话”来比喻自己的丈夫与那个“坏女人”。雷明远只是在一旁鼓着眼睛，并不直接与雷大娘交锋。最后实在听不下去，穿上衣服一走了之。但是，对雷大娘来说，真的要离开这个苦心经营的家，还是很犹豫的。她也没有想清楚，要是真的离婚了，以后怎么过日子？要是不走，自己又怎咽得下这口气？守着一个鸦片鬼，还要和他的小老婆住在一起，自己的颜面又往哪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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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大娘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去法院控告丈夫，另一方面动用各种熟人关系来劝告雷明远。她坚信不能这么忍气吞声，也不甘心就此妥协，决定请律师递呈子告状，要把雷大爷的烟盘子拿到法院里去。她还独自进了城，去找一个姓刘的肉铺老板——他是雷家最熟的朋友，请他出面劝说雷明远。城里的事情办妥，回家后就把衣服、箱子等收拾好，准备离开这个家。[26] 肉铺老板老刘特意出城来到雷家，想帮忙缓和这件事。雷明远见到来客，知道是雷大娘搬来的救兵，只是默不作声，对来客不理不睬，仿佛家里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雷大娘在一旁气鼓鼓地坐着。刘老板也不好开口说这件事，尴尬地坐一会儿也只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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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望镇”的袍哥弟兄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便陆续赶来劝慰调解。正如前面第八章所提到的，袍哥经常参与纠纷调解，这次是调解他们内部的问题了——虽然这不过是家务事。首先出头的是五哥刘子兴，先是费了许多口舌劝雷大娘，要她不要想不开，然后再去探询雷明远的口风。雷依然对客人不理不睬，暗示着他的家务事不由旁人干涉。刘子兴碰到这样一个软钉子，心里很不痛快，一方面通知袍哥各弟兄，另一方面告诉雷大娘：既然雷明远不看重兄弟情分，那么你雷大娘只管向法院里去告，出了事有我们弟兄替你撑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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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风声传出去以后，雷明远的态度有些软化了。他也知道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自己在袍哥中的威望已大不如以前，过去的弟兄对他也不一定买账；只得用比较和蔼的态度对待妻子和袍哥兄弟。为打破僵局，他给了淑英3000元零用钱，又给了雷大娘买菜的钱。另外，前主人房的暂住期也到了，必须转交给蔡家了，所以开始和雷大娘商量搬家的事。其实雷大娘也没有多少选择，所以也借此下了台阶，不再吵闹，纳妾的事谁也没有再提起。后来他们找到一处房子，和两家推车的人做邻居。[28] 推车人都是劳力者，雷明远失去了他旧日的威风，日暮途穷，开始了一个普通下层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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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也觉察到了，雷明远不过是外强中干的人。实际上，他所谓的权威，也就是在家庭内部而已。我们所看到的若干例暴力事件，都是对家庭成员实施的。对逃跑丫头的情人、接佃的蔡家、尤姓地主，我们看到的都是他的无能为力。这时的雷明远，已经全然没有了过去的精干和威武，鸦片的摧残不只是肉体上的，精神上也萎靡不振了。搬家的时候，雷明远挑着一担日用家具，后面跟着雷大娘，住进这狭小阴暗的两间陋室。他把烧烟馆的家具也都搬来了，打算在这里继续经营贩卖鸦片的生意，但依旧终日躺睡在榻上，过着烟瘾。雷大娘心里面也没有底，照这样下去，雷明远到底还可以活多久？沈宝媛对他的未来也不抱乐观的态度，觉得“他会断送未来短促的余生”[29] （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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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推车的苦力在休息。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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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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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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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四部分 寻找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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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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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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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雷明远最后的结局如何？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命运？沈宝媛的调查报告是1946年4月完成的，其中的信息只记录到该年2月。如果要知道进一步的信息，找到沈宝媛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从报告中，我知道她和雷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论文完成后继续和雷家保持联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快70年（我2014年开始动笔写作本书），如此久远，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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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初，我开始寻找沈宝媛。但是如本书序言所说，结果令人失望。尽管如此，往积极的方面想，或许这也有有利之处。即使没有记忆的问题，她今天能告诉我的，一定是她对过去的回忆，是按今天对过去历史的理解来讲述这段经历。这种记忆可能会发生误导。我们知道在这篇报告完成之后，中国政治发生巨变，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干涉和冲击了一切人和事，对人们的思维也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因此，与其去了解她今天对过去的记忆，还不如回到原始历史文本——也就是沈宝媛的报告，同时挖掘她当时的家庭影响、思想倾向、知识结构、学术背景等等。事实证明，这些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我了解到沈宝媛的一些社会活动，以及政治思想倾向，这对我理解这个报告的背景，以及更准确地运用这个历史资料，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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