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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川西平原上的巨大水车。李约瑟于1943—1946年间拍摄。资料来源：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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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时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改造农村，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沈宝媛写道：“一九四五年的夏天，‘知识份子下乡去’的口号到处在散播着，利用这个休闲的假期播下一点农村工作的果实，一方面表示对农民大众致崇高的敬礼，向他们学习书本以外的知识。”[14] 例如教育系廖泰初教授，于1943年春便率师生在成都北郊崇义桥夏家寺建设农村研究服务站。[15] 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在成都复校的四年教学中，有三个假期都是到凉山、西康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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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风气，是从1920—19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先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开始于20世纪初一些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授。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1918—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博与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调查北京社会状况，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北京，一个社会调查》。同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Daniel H.Kulp）带领社会学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对650户人家进行调查，后以《华南农村生活》为题，192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7] 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教授指导9所大学的61个学生，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240个村落进行调查，1924年出版英文著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8] 1921—1925年，金陵大学卜凯（John Lossing Buck）教授组织学生调查了7省17县的2866个农场，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农家经济》；后来又组织调查了22省16700多个农场，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的土地利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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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甘博，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因为本书收入的若干图片，就是他拍摄的。甘博来自于美国俄亥俄，1908年曾与父母一同到中国旅行，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伯克莱加州大学学习。1917—1919年间他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到北京，开始了在中国的社会调查。甘博也是一位业余摄影师，他在1908年与家人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便拍了不少照片。1917—1932年间，他持续地拍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和政治事件、城市和乡村。他拍摄的大多数照片在他生前从未出版或展示。在甘博去世大约15年后，他的女儿柯兰（Catherine Curran）在纽约家中衣柜里的红木盒子中发现了他的大量底片，底片上有甘博给每张照片所做的说明。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图像资料，柯兰请专家进行了整理。1986年，柯兰成立了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Sidney D.Gamble Foundation for China Studies），以保存和利用这批珍贵图片。2006年，这批照片转交给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保存，并开始数字化，为全世界的学者使用它们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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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社会学学者也进行社会调查工作。1920年代，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社会调查部（1929年改为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年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资助，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20多种书籍。1930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陈翰笙任所长。该所于1929—1930年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同时，晏阳初领导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设立实验区，1928年始由李景汉任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李景汉主编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83万字，17章，包括地理、历史、县政府以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卫生、农民生活费用、乡村娱乐、风俗与习惯、信仰、财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方面的信息，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大型调查报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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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社会学的建立，一开始就和农村紧密联系着。那些早期在大学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开道、李景汉、吴文藻以及吴的学生费孝通等，研究的重心都是农村调查。[21] 还出版了不少农村社会学教材。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复的《农村社会学》，这是中国这一领域最早的教材之一。此后，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相继出版。[22] 这些教材都是联系中国农村实际，研究农村社会性质、人口、土地、经济、金融、教育、组织、自治等问题（图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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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所就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聚集了早期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最优秀的学者。该系创办于1922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华同学会步济时、艾德敷（D.W.Edwards）倡导发起，目的是为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设施培养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才。[23] 吴文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初回燕大任教，他竭力探索一种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国情研究的理论构架，培养出相关研究人才。193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R.E.派克（Robert Ezra Park）受邀来燕大讲授社区调查方法，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1935年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到燕大社会学系讲学三个月。[24] 随后，吴文藻安排李安宅先到伯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学习；派林耀华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送费孝通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随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读博士学位。这些学生学成归来后，大都成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有影响的学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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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一个四川农村小乡场。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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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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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系主任吴文藻的领导下，以社区研究法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及理论为指导，纷纷前往各地农村调查。特别是1936年费孝通以文化功能主义为中心，运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开弦弓村进行调查，完成《江村经济》一书。[26] 沈宝媛的指导老师徐雍舜发表有《东三省之移民与犯罪》等。[27] 此外，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法学院院长郑林庄、教育学系廖泰初等人研究的重点都是农村。这些老师对沈宝媛的这项乡村袍哥的调查，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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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学派在1930—1940年代十分盛行，在中国社会学界居于主导地位。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访华期间担任过林耀华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该文深受他的结构功能理论影响，主张以之为研究家族的新方法，注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偏向以社区方法研究社会组织。林耀华的家族研究成果也多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运用结构功能理论研究中国村落家族的结构和功能。[28] 这与燕京大学的学术渊源有关，在论文中沈宝媛简单提到林耀华教她“功能观点”。林耀华的家族研究显然对她选择这个题目有一定的影响。芝加哥大学的派克在燕京大学访问时，也曾对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做过指导。这种方法启发了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人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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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来到了“望镇”，她在燕京大学的学术训练和政治思想倾向，都影响到她的这项调查。她怀着关注农村、农村问题，同情农民处境的初衷，无疑对她观察农村现实，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她的老师们的影子，她的调查，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有价值的成果，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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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当时所接受的训练，决定了她调查的目的、理论和方法。她采用的是什么理论和方法呢？她自己说是“运算方法（Operational Method）”（英文是沈宝媛加注），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测量，研究不易捉摸的微妙生活关系以内的材料，以达到了解现象的目的”。她还解释说运算方法是继批评学派（Critical School）与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以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发展中的一个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二者观点综合以后的结晶”，即主张用功能的观点和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并预测未来事态之发生”。她觉得这是“一个极有趣味，具有真实意义的预测”。她试图用这篇论文，来对这个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个“小小应证的实验”。在“论文提要”中，她感谢林耀华老师教她“运算方法及功能观点”。[29] 她同时也表示，运用收集的资料，还要根据“个案方法或生活史方法”，这样才能从雷氏家庭来“透视袍哥社会的真象”，她称之为“关系叙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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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她表明这篇论文采取的是数学方法和关系叙述。而且她认为，关系叙述也是“科学上的任务”，因此是“运算方法中所必不少的要件”。在她看来，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不过，通读全文，我并没有发现她对这个新方法的具体运用。数学的方法一般采宏观的视野，它将统计学原理和数学方法应用到调查研究中来，运用公式计算，了解影响或决定事物变化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在数量上的增减或消除情况。[31] 也可能她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下一步研究的打算，不过等她完成了毕业论文，似乎没有机会再考虑这个研究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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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她使用什么方法和理论并不十分重要，我关注的是她怎样真实地记载了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从她的描述看，尽管她不时用现代化的精英的眼光，对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一番评论，但是她的描述是公允的，尽量不带偏见的。她力图去了解调查对象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客观的观察。在我看来，她更多采取的是田野调查中的微观手段，与个别访问和观察的调查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观察是十分重要的，从各种细节来了解经济情况、社会地位、性格爱好、宗教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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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论文中提到林耀华教授了她数学的方法，但是林在全面总结自己研究方法的《社会人类学讲义》中，对这个方法着墨不多，只是在评论人类学的批评学派时说：“惟在研究技术方面，应用统计数字去分析文化，因而复原民族文化的历史，似嫌机械化，且与事实毫无补益。”[32] 不过，燕大成都时期林耀华的学生在论文中，倒是反复提到在林教授的指导下运用这个理论，如杨树因在其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中说，在1942—1943年“社会制度”课上，林耀华将这个观点“介绍给同学”，这一理论是“在注重文化功能研究、实地描写之外，同时考察历史过程”，是用“比较的数学方法”，“用划一的单位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预测未来”。[33] 林耀华的学生用这个方法撰写的论文还有《厂工研究——成都市一个制版印刷工厂》《杂谷脑的喇嘛寺院》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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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林的学生反复提到数学方法，而林本人好像并未对这种方法作多么正面的评价？可能的解释，一是林本人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从1940年代以来也在不断变化。也可能他对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早期的热情接受，变为后期的批判性思考。二是林虽然早期教授学生时，对这个方法有热情的介绍，但是自己始终没有付诸实践，可能在操作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难，以至于最后将这种方法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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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沈宝媛的这篇论文，在论述方面还是很表面的，此时她毕竟只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还都比较粗糙，没有真正深入的分析和细致的论述。她这篇论文的可取之处，在于她所学到的理论和方法，促使她去思考和提出问题，尽管她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还十分有限，但是她所记录的资料却弥足珍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这本书就是试图接着完成她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已经相隔多年。我们可以吃惊地发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袍哥的了解，竟仍然如此之少，文史资料固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个案，但是罕能深入到袍哥内部，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家庭经济。尽管沈宝媛在论文中希望“以社会制约的研究作为中心引索”[35] ，但是纵观论文，她的主线并不清楚，只是尽量把收集的资料如实地叙述出来。作为一篇论文，这或许不能算非常成功；但是正因为她的资料缺乏处理，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真实性。当然，她对调查主人公的评论，也使我了解了她对袍哥的态度和看法、对他们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基本理解。总之，作为一个了解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文件，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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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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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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